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必然会涉及国资委，但将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解读为取消国资委，是不准确的。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大幕已经揭开，虽然从2014年起就多次“即将出台”的顶层设计方案直至发稿时也没有出台，但国资国企改革的脚步已经迈开，顶层设计文件正在紧锣密鼓制订，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早前推行的央企“四项改革”试点也取得了突破。
　　此轮改革有什么特点？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重头戏，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该如何推进？国企改革面临哪些难点和挑战？2月10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国资国企专家、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中国报道：从去年就盛传将要出台的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到现在还没有出台，目前来看方案出台还面临哪些问题？
　　季晓南：按照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和部署，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方案应在2014年年底前出台，迟迟没有出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方面对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认识还没有统一。一方面，说明国企改革十分复杂，虽然历经30多年，但对改革目标、路径等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分歧；另一方面，顶层文件的起草涉及多个部门，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统一认识。
　　从实际情况看，总体文件迟迟不能出台，已经影响到国企改革总的进程。这说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同时也可以看出当前国企改革的具体思路和路径还有待明朗化。
　　中国报道：这轮改革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国资国企改革第二春”，它和以往的改革有什么不同？
　　季晓南：除了改革力度大、决心大之外，至少有三个标志性的新意：一是明确国资分类监管，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二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改革不解决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就很难达到目标，而混合经济本质上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三是从管国企转向管国有资本，包括提出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等，当然，这还需要探索。这三点对整个国企改革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中国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一批中央企业高管落马，社会关注度很高。您认为国企腐败高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季晓南：国有企业腐败多发原因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不到位，产权不明晰，同时，国企内部普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这一点与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也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普遍不够健全，使得腐败有发生的机会。同时，一些行业和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及改制重组频繁，由此带来的对外经营活动剧增使得腐败容易多发。
　　要认识到国企防腐反腐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遏制腐败必须改革和创新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着力从制度上防腐反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加大反腐力度、积极“治标”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监管制度的创新，探索“治本”的途径。
　　中国报道：中央提出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也是这一轮国企改革的重头戏。从国资国企改革层面，到底该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季晓南：广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宏观和微观层面。如果讲到国资国企改革，显然应该是用微观层面的意义。股份制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混合所有制经济不等于股份制。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目的出发，只有公有资本和非公资本的结合才是“混合”。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国有企业凭借规模和资金优势“攻城略地”，也不是民营资本对国有资本“单向混合”，更不是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而是要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必须做好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同时，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改革意见。要自上而下强势推动，先易后难。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要在增量混合上下功夫，尽快推进新建项目和企业，吸引社会和民营资本投资；又要在存量混合上下功夫，积极推进存量国有资本混合。还应该注意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不能指望“一混就灵”。
　　中国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资体制，还提出要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有专家和媒体将此解读为是要“革国资委的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季晓南：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必然会涉及国资委，但将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解读为取消国资委，是不准确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一项很复杂、很敏感的事情，考虑问题和制定方案，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而是要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党的十六大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确立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路和措施。根据十六大的精神的要求，从中央到省、市普遍建立了专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国资委。这一新的国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较好地解決了长期存在的国有资产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等。应该说，十六大以来建立的国资体制成绩是主要的，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
　　当然，也要看到，新的国资体制在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学者和社会议论较多的来看，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婆婆 老板”问题，实际上就是国资委管得过多，管得过宽；二是“国进民退”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处理好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国有资本投向问题；三是腐败多发的问题，没有有效遏制腐败；四是效率不高的问题，这些年来国企在“做大”方面明显比较有成效，但经营效益却在下滑。
　　对这些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有些问题如“婆婆 老板”的问题，既有一些国资部门干部不愿放权的问题，也有需要创造条件的问题。同时，要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资委加快了自我改革的步伐，将能够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尽可能放给了企业。近期国资委主任张毅也表示“国资委要带头自我改革、自我革命”。当然，适应国有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新形势，国资委该放权的要继续放给企业，同时，要积极探索与管资本相适应的国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