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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其间1965年，蒋介石曾同意携旧部回大陆，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地；蒋经国任台湾省长。
第一次秘密和谈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绐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1957年初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淡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仅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曹聚仁代蒋为母扫墓
1956年7月，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了他。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1957年5月，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不过，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王君来到曹聚仁住处让他上船与蒋经国先生密谈。蒋经国让曹聚仁更多地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
不久，轮船抵台，蒋介石在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之后，曹聚仁立即返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秘密和谈
陈立夫邀毛泽东访台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起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7月1日不幸病逝于香港。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思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当年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张琳据人民网整理
第一次秘密和谈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绐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1957年初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淡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仅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曹聚仁代蒋为母扫墓
1956年7月，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了他。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1957年5月，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不过，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王君来到曹聚仁住处让他上船与蒋经国先生密谈。蒋经国让曹聚仁更多地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
不久，轮船抵台，蒋介石在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之后，曹聚仁立即返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秘密和谈
陈立夫邀毛泽东访台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起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7月1日不幸病逝于香港。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思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当年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张琳据人民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