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媒介中心执行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
　　两会已经结束。与往年一样，两会没有通过或得出什么科学方面的决议和共识。这种情况，既与科学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合，也达不到我们意识形态所强调的科学发展观。早在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广为传播的报告《公众理解科学》，就指出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哪一项政策与科技无关，没有哪一个决策中不包含对与科技相关问题的考量。
　　要让决策中能体现出科学的力量，当然需要科学界的积极参与。然而到目前为止，科学界这一汇聚中国智识精英的群体，似乎在参政议政方面表现得远不够活跃。在媒体报道上既很少看到科学家对诸如“十二五”规划 之类国家发展方针的建言，在周边，不论是学术会议还是日常工作中，也不大能感受到相关的议论。
　　问题出在哪？或者说，有问题吗？
　　 从表面看起来，科学当然是不适合群体性建言的，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会因为公众或者一般科学家的热情建言就快走几步。科学界似乎也有着与社会、经济、政治领域所不同的活动规律，更多不是依赖于社会需求的驱动，而是按照学术规律，遵循着同行认可这根深蒂固的逻辑发展。
　　 然而，科学也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科学界更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每个五年规划中，不论描述科学发展的文字量有多少，它都是一个重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界为何就缺乏建言的动力与举措呢？
　　 毋庸置疑，科学界对规划建言参与的不积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绝大多数科学家并没有感受到规划中的政策方向会与他们自身的研究有多大关系。大多数科学家也没有能力通过对规划的话语权来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
　　 这一点，与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的经济，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社会化的政治治理有很大的区别。对于市场化经济而言，有利于本行业的政策动向意味着极大的利益，反之亦然。同样，对于社会发展领域，公众的声音也成为了诸如保障房、医保和社会福利等领域，制定綜合政策的主要依据。
　　 而相比之下，除了在整体上呼吁增加科研经费外——事实上这一点科学界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科学家们似乎看不到规划中的政策方向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者减弱他们具体的研究领域。
　　 然而，参与仍然是必须的。须知，合理的整体科研经费的增长，以及大型科学项目的启动，其前提是建立在对各种学科各个研究领域的科学发展路径有恰当认识，而这些，制定政策的官员和科学家“大腕”们是不可能完全知晓的。他们需要来自各学科科学家的智慧。
　　 不仅如此，科学的合理发展需要完善的体制，包括基金的评议、成果的评估和合理分配科研资源，这些都有必要在国家规划层面上进行努力。而且，要想让决策打上科学的标签，科学界自身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参与，远不止有组织的专家和院士的咨询活动。
　　 议政需要科学，科学也需要议政。这一切，都从参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