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曾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段。从西北统一中国，作为汉唐国都、军武重地的长安可谓见证了这一历史惯性。长安，世人对它的印象或许始于儿时懵懂中背过的那句“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又或许始于歷史课上老师滔滔不绝讲着的“安史之乱”。是的，提到长安便不得不提起大唐，近年来，以唐朝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屡见不鲜，电影《妖猫传》就展示了唐朝时期长安街上的繁华，并借“白居易”之口说道“我幻想我活在玄宗那个时代”。虽说电影充满了奇幻色彩，但那时的长安，其真实的绚丽与繁华想必不逊于电影。长安，有着九重宫墙和嘈杂市井，有着王侯将相的身后功名与秦川人家的袅袅炊烟，隔着千百年的历史风尘和遥远山河，我们魂牵梦萦的长安城，这个统一中国的起点，逐渐走出历史舞台的中心，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西安。
　　一
　　天下形胜，莫如关中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西有散关，东有潼关（又称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关中。四关之中，渭河横贯东西，冲积成关中平原，西窄东宽，又称“八百里秦川”，西安便位于这片平原的中部，是“八百里秦川”的核心。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关中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且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粮食充足。这些使得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案关中之地，便可以“嗌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立于进退自如的不败之地。
　　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滥觞是在渭河流域，关中不仅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的地方，也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前汉书》第40卷记载，张良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后来为人所广泛知晓的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约在公元208年，诸葛亮所作的《隆中对》提到蜀地是“天府之土”，比关中被称“天府”晚了500多年。
　　“天府”是指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堆积着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再加之泾河、渭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中国传统的农本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金城”便是指关中地形险要，固若金汤。关中平原南有秦岭，北部则为黄土丘陵山地，中间低、四周高的地形使其成为“四塞之国”，而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便成为了冷兵器时代的险要关隘，并凭借如此地形构成“形胜之区”。尤其是东方控扼黄河和崤山之间的函谷关，为关中平原塑造了“被山带河”的绝佳战略位置。
　　从中国古代的地缘战略来看，立足于关中，东出函谷而撼河洛，西下散关而凌巴蜀，南出武关而临江汉，北出萧关而收西羌，闭关自守则天下莫能人。无论是作为诸侯，还是以此为基地，统一全国，关中的战略地位都不容小觑。
　　自西周起，古代中国先后有13个王朝在关中建都，历时1100多年，从镐京到长安，这些都城的名字无论换了多少遍，皆是今天的西安。由此可见，西安的兴起与繁荣，是以整个关中平原为背书，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早期东西方向地缘力量角逐的产物。
　　二
　　长治久安，是为长安
　　西安，当犬戎人的铁骑踏碎褒姒的笑靥时，它叫镐京;
　　当项羽的一把火烧毁了秦始皇的阿旁宫时，它是咸阳;
　　当汉高祖刘邦大声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时，它被称为长安;
　　当明太祖朱元璋收复关中平原时，它就成了西北重镇西安。
　　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西汉建都到1369年（明洪武二年）朱元璋“长安易名”，长安这一称谓已沿用了1500多年;而从长安到现在的西安不过才匆匆600年。所以人们常常怀念长安，怀念的或许是沉淀在岁月长河中的辉煌、荣耀、骄傲和尊严。
　　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十三年），心变法图强的秦国徙都咸阳（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隔渭河与南岸西安市相望）。此后的秦王朝便以此为起点，统御八百里秦川，奋六世之余烈，东出崤函之固而统一六合。秦末战乱中，咸阳城屡遭兵焚，汉朝便在秦都咸阳以东长安乡一带的故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新城，改兴乐宫为长乐宫，在长乐宫以西建未央宫。该区域位于渭水南岸、阿房宫北侧，这里便是后世长安城的起点。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2月，刘邦正式迁都于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名长安城，取意“长治久安”。
　　秦汉时期，以关中为核心的西北地区具有绝佳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与军事优势一立足西北的政权可以据崤函之固，以河为塞，立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不败之地，也可以利用当时尚未被破坏的黄土高原上茂密的树木资源与肥沃的关中平原土壤作为经济后盾，同时有来自陇西与凉州的优质战马与自古出产良将的“六郡”为军事依托。在当时，西北着实具有了以一隅之地抗击天下的实力，而长安作为西北的中心，则是当仁不让的核心。
　　公元618年（唐武德元年），唐朝定都长安，至此，长安迎来了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一定程度上来说，唐朝给关中与长安带来了辉煌，长安城也度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在中世纪的欧亚大陆上大放光彩。在唐朝，长安从来都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更是中国的象征。长安，逝去的时间越久、离后人越远，在后人心底荡起的涟漪便越难平息。如今人们怀念长安，怀念的也往往是那个盛世里的长安。
　　事实上，唐代长安城光鲜的背后是日益削减的植被与频发的旱灾，连年的自然灾害已经耗尽了关中平原的家底。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无法承载大唐荣耀下长安不断增加的人口，连关中地区的粮食也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江淮地区通过京杭大运河的补给。公元904年（唐天祐元年），朱温一把火烧尽了长安城，唐昭宗在胁迫之下，迁都洛阳，“长安自此遂成丘墟矣”。
　　后来的“长安城”，是唐末节度使韩建以大唐皇城为基础“改建”的，总面积只有唐代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可以说是“微缩版”。而在宋元年代里，这“微缩版长安城”虽说有厚重的历史，地位却是长期遇冷。宋代最繁华年月里，这“长安城”的人口也不过五万多人。由于破落得太厉害，唐代时留在长安的各类石经也一度被抛在野地，直到宋哲宗年间，才将这些珍贵碑刻保存到长安府学北面（今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所在地）。就这样，本身以帝王大业长治久安为名的帝都终究丧失了自己赖以为名的根基，政治地位的没落给了长安致命一击。 　　三
　　从长安到西安
　　明朝时，中国已经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一隅成为国家财税的主要来源。而反观当时明朝的西北边疆，较汉唐时期已经大幅萎缩，河西之地回汉杂居，嘉峪关外几无汉家人烟，关中长城以北更是直面北元的军事压力。曾经的西部核心关中平原不仅丧失了旧时优越的自然资源，更丧失了西北两面的地理屏障，成为直面戎狄的边疆之地。
　　此时的西北已经从政治经济中心变为了单纯的边塞防御区（明朝九边防御体系中，就有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四镇位于关中附近）。为了便于军事防守，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春，明朝北伐军收复关中平原后，是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有着千年以上“定都史”的古都长安，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新名字：西安。这便是西安得名的开始，取意简单明确，即永葆大明西疆安定之地。这一命名不仅体现了明代对旧时长安城市功能的定位转化，更体现出明朝在战略大局上对西部边陲的战略目标：缓开拓，保安定。即全力用兵北方蒙古高原，维系事关王朝生死的北方边境，而在西方则相对保守趋稳。
　　“改长安为西安”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虽然对这次“改名”，后世也有不少争议。但事实上，这恰是这座“古都”的又一次华丽转身：从破败的“旧日都”，转型为西北重镇。
　　“改名”后的西安，城市布局也有了大改变：形成了“长乐”“安定”“永宁”“安远”四个城门，并一改宋元年间“长安城”的市容混乱景象，以四门大街将全城划为四部分，布局更加科学。洪武初年建于西大街的钟楼，万历十年搬到了四门大街交汇处，从而形成了以钟楼为中心的城市布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古城。
　　也正是随着西安城的一系列改造，“转型”为西北重镇的西安进入了又一高速發展期。明初立国时，西安城常闹的“大事”就是频繁的饥荒。以至于明王朝不得不以“户”为单位，向每家发放救济粮。随着明朝政权稳定，西安农业也快速发展，到了16世纪时，西安府的耕地面积已突破了24万顷，成为公认的西北“粮仓”。手工业更成了西安的“标牌”，比如柳子镇的铁器，到了明朝中后期时，当地人就“不好读书，专事锻冶”;西安的“皮货”同样驰名全国，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朝中后期，西安的羊绒、羊皮袄等货物，是公认能与东南丝织品比肩的“硬货”。也正是这些发达的产业，不但撑起了明代三个世纪的西北民生，更为明代的西北国防源源不断提供物资。这足以说明改名的西安对明朝有着无可替代的“基石”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明末风雨飘摇的崇祯年间，以西安为枢纽的发达商业一度也给大明“补血”。名将孙传庭经略陕西时，以西安为枢纽重新打通了与蜀地和关中的商路，历经多年动乱的陕西经济，也被重新激活。凭着复苏的贸易，孙传庭才得以积攒人力、物力，打造战斗力强大的“秦军”，一度为崇祯带来“中兴”的希望。可以说，虽然在明代历史上，西安的“分量”似乎不重，但看过明朝的版图乃至战略布局，就知这个城池的得失，牵动着大明王朝的兴衰。明王朝几个世纪的繁荣，就有“苦心经营”西安的功劳。长安改名的背后，是这一场王朝战略布局的兴衰教训。明朝早亡，古城仍在，其中的兴衰发展，亦有多少回味在其中。
　　其实，长安之名在明清之际并未消失。尽管明清两代都习惯称原来的长安为西安府。但是实际上，作为西安府城的“长安城”，依旧保持着“长安”之名，并一直归属于西安府下的长安县管辖，“长安”之名并未废除，并且一直保存至近代。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当时的陕西省政府决定将省府所在的“长安城”从“长安县”行政管辖中剥离出来，并独立设置“西安市”作为省政府驻地。1947年8月1日，西安市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为全国12个院辖市之一。至此，以“长安”之名延续数千年的古都才真正完成了名号的更迭。
　　从长安到西安的转变，不单单是名号的变迁，更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从周秦到汉唐，是长安的崛起与繁华时期，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西北主导了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从西北统一中国的历史主线更是紧扣在长安的脉搏之上;从宋元到明清，是西安的黯淡与平静时期，曾经荣耀的关中平原因为经济文化与自然资源的衰落而成为边隅之地，从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转变为持干戈以卫边疆的战士。千百年间，西安就这样静静地屹立在那里，诉说着历史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