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大地自古人杰地灵。从炎黄二帝的文明肇始，到尧舜禹奠定华夏根基，长期以来三晋大地都是中国之腹心。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又有一群豪杰以山西为中心，太行为依托，书写了抗日救亡的壮美篇章，并由此发展壮大，最终成就了一番立国大业。这群英豪，正是共产党、八路军。在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之际（1956、1958年又有补授），总数1050位开国将帅，就有上千人有在山西建功立业的经历。显然，这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三晋传奇。
　　此段传奇虽年代不算久远，然一样浩如烟海，千头万绪。笔者从其中攫取些许片段，与读者分享。
　　伫马太行朱德老总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
　　这是朱德总司令在抗战期间抒写的著名诗篇《太行春感》。诗写于1939年春天，写诗的地点正是笔者的家乡，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市北村一带。朱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多年后回忆说，在抗战头三年，和朱老总一起在山西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很多，印象最深的有四处：五台县南茹村，36天;潞城市北村，200多天;武乡县砖壁、王家峪9个月。
　　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将帅第一人，其传奇经历在军中少见。他历经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欧美留学、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三次授衔。1917年因战功在滇军升至少将军衔，后晋升陆军中将。1937年抗战开始后，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上将军衔。他以军事统帅身份先后统领国共两军，奇中更奇。
　　抗战开始后，朱总司令亲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山西北中南，从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间，除去一次短暂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外，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抗战前线指挥，尤其是转战晋东南后，担任了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统领国共两党在晋冀豫一带的抗日军队。据研究者说朱德一生有八次历险，但在山西的那次是最惊天动地的一次历险。
　　1937年10月娘子关失守后，八路军总部穿越正太线，奔赴山西中南部，其间朱德在寿阳景尚住了两日，他前脚走，日军后脚到，可谓惊险。1938年2月25日，在转战晋东南的路途上，在安泽县古县镇一带遭遇几千名日军，他当时身边仅有一个警卫连。朱德得知日军的目标是进攻临汾，为了给友军争取时间，他和左权参谋长在果断决定电报示警的同时，主动出击拖住敌人。在周旋中，日军发现这是一小股部队，而且带队的是八路军总指挥朱德，遂派空军前来助战。巧的是日军空军找错了地点，把同名的另一处地方炸得一片狼藉，总部和朱总司令毫发无损，幸运脱险。更巧的是日军自以为得手，在报上宣扬“击毙朱德”战果，而大后方误以为真，各种“号外”着实让人吃惊不小。
　　顺利脱险的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此后常驻晋东南，指挥敌后抗战。1940年5月，朱总司令离开王家峪到洛阳谈判，行前，他在王家峪种下著名的红星杨，并在途中写下了《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后来，朱总司令一直人在延安，心系前线。他在抗战八年的20多首诗词作品中，大多表现了这样的情怀。其中在延安发表的两首诗词和山西直接有关。一首是1939年冬，朱总司令过53岁生日时，王家峪的作家杨朔赠诗祝寿，总司令和诗答谢，后来回延安正式发表：
　　赠友人
　　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
　　另一首是1942年左权将军牺牲后，朱总司令饱含深情痛悼战友：
　　悼左权同志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如今，“太行浩气传千古”铭记、传承的不仅仅是以身殉国的抗日将士英灵，也包括那些为了民族解放而战斗的开国将帅们。
　　横刀立马彭大将军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10月送给彭德怀同志的六言诗。毛主席的诗很传神，短短四句，彭大将军叱咤风云的形象跃然纸上。我军战将能被毛主席写进诗词中的寥寥无几，彭德怀独占其一，足见其在我军中的威望和地位，十大元帅排第二实至名归。
　　彭德怀与山西甚是有缘。想当初红军东征之时，彭大将军就担任总指挥。那时，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地瘠民贫困难多。为了确保东征顺利，彭德怀亲自到前线侦查、指挥作战。最终，东征圆满完成了“扩红”、“筹粮筹款”和“宣传抗日主张”的任务，彭德怀功不可没。
　　抗战爆发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指挥，率先和周恩来来到山西，与阎锡山共商联合抗日大事。彭德怀亲自谋划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初期配合正面战场的角色和平型关、雁门关侧击日军的战略构想，得到了国共将领的一致认可。可以说，八路军115师平型关首战告捷和120师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都得益于彭德怀的战略规划。同样的例子还有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不仅打破了日军对我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正面战场。第一阶段的破袭成功后，延安各界还举行了万人大会，通电慰问八路军的前方将士，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特别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彭德怀第三次在山西指挥大规模作战是解放太原战役的最后阶段。当时，从西柏坡回西北的彭德怀顺路看望病榻上的徐向前。在徐向前提出请彭德怀指挥最后的解放太原一战后，彭德怀二话不说，慨然应允，并请示中央批准，同时提出所有的作战命令仍然以徐向前的名义下发。他向中央表示，打好了，功劳是徐向前的，打不好，他要亲自负责。这种勇于担当的风范以及和徐向前之间襟怀坦荡的革命情谊已成佳话。 　　彭德怀的大将风范与其自身的刚烈性格显然有关。在抗战期间，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就一致抗日、减少摩擦，多次和国民党军队进行谈判。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提出要八路军给他们让地盘的要求，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我们的地盘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用八路军的生命抢来的，有本事你们也去和小鬼子抢。”事后才发现，因为用力过猛，右手无名指硬生生被拍断了。
　　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役被彭德怀视为戎马一生的四大败仗之一，和这场战斗一起被人们记住的是摄影师拍摄的彭德怀在前线拿望远镜观察敌情的著名战地摄影作品。这一仗虽然因为我军伤亡过多而饱受质疑，但毕竟用血性教训了侵略者，也回击了国统区少数人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论调。
　　其实，彭德怀的性格也是细腻的。在沁县小东岭西路军高级将领会议期间，彭德怀和98军军长武士敏彻夜长谈，坚定了武士敏抗战到底的决心。武士敏在牺牲前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我当了几十年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太行山，是彭副总指挥教我懂得了怎样做一名真正的军人。”
　　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和左权夫人刘志兰都是北平学生出身的热血青年，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她们看不惯老百姓烧香拜佛，就把人家的香案推倒了，彭德怀一面亲自出面给老乡道歉，一面严肃批评这两位女同志，告诉她们：老百姓求菩萨保佑八路军共产党，也是在为抗战作贡献。
　　八路军总部在麻田期间，正逢抗战期间的灾荒岁月，彭德怀看到老百姓生活困难，就命令后勤部门缩减口粮接济百姓。有一次到老乡家里开会，听说老乡们一天才吃了一顿饭，他就让老乡们躺着开会节省力气。他部署战士们挖野菜，还专门嘱咐大家不要在驻地附近和老百姓抢资源。
　　也就在那些年，每逢有人去延安，彭德怀总要安顿把那些从前线缴获的物资包括金银等给延安带过去。他总是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虽然艰苦，但是延安更艰苦。
　　他在指挥解放太原战役期间，从东北赶过来的解放军战地摄影队也加入了解放大军的行列。有一天早上，在外出拍摄的途中，摄影师远远地看到了彭德怀在村子外的山坡上带着警卫员散步，就打开了摄影机记录起来。彭德怀看到以后马上制止：“小同志，我们的胶片也很珍贵，不要在我这里浪费了，应该把更多的镜头对准那些前线的战士们。”2001年，笔者电话采访当年的摄影师翟超时，老人在电话那头深情地说，可惜啊，那段镜头我没有保存下来，但彭总和我说话的那个场景一辈子都在我脑海里出现，尤其是他说到战士们的时候，表情更像个父亲而不是首长。
　　布衣元帅徐向前
　　徐向前，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永安村人，是十大元帅中惟一的北方籍元帅。凡是到过徐向前元帅故居纪念馆的人，都对展出的几件旧衣服记忆深刻。衣服的领子、袖口上密密匝匝地布满了缝补的痕迹。徐帅的生活朴实、低调，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就是“比普通人还要普通”。
　　徐向前在军史上拥有多项第一，比如他是惟一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相当于体坛的“大满贯”。他是黄埔一期共产党员里级别最高的将领，国民党悬赏他的人头是10万到20万大洋，跟朱德、毛泽东一个价。他是红军时期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指挥，是指挥部队人数最多的红军将领。从红军时期到全国解放，徐向前麾下猛将如云。在1955年授衔的57名开国上将中，有半数曾经是徐向前直接指挥过的部下。他指挥的川陕反六路围攻，8万人抵挡20万，消灭10万;晋中战役，6万人歼敌10万;太原战役，10万人攻破13万人坚守的古城。如此惊人的战绩，林彪、刘伯承、粟裕也是佩服的。
　　作为山西人，徐向前指挥了解放太原战役。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乡梓的荣耀。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当时敌我双方对阵的指挥官，分别是两位山西五台人：徐向前和阎锡山。1949年4月24日，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太原解放。
　　阎锡山和徐向前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7年秋天。此前的徐向前已经带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打出了威名，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战斗中总结的“七条游击战术原则”和中央红军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围点打援经典范例的苏家埠战役一次歼敌8万人，反六路围攻的“收缩阵地”战法歼敌10万，如此等等。所以，阎锡山对于身为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的到来心情复杂，一方面高调表态，“周公（周恩来）好厉害呀，你还带了我的同乡，也是我的学生来做我的工作，可不要让他挖我的墙角呀。”一方面做徐向前的“思想工作”：“向前，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对你家人怎样，我可不是蒋介石，六亲不认，我阎某人是对得起乡亲的！”这年10月底，徐向前告别故乡，带着刚刚成功夜袭阳明堡的129师先遣团和主力会合，开始转战晋东南抗日战场。他先后参与了三战三捷、反九路围攻等战斗。其中，1938年3月，他亲自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击毁日军车辆180多辆，歼敌400多人，让现场观摩的一战区西路军国民党将领大开眼界。
　　解放战争中期，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先后南下，山西留下的部队多为地方武装和民兵。徐向前指挥这些装备和人数都非常有限的部队，从运城到临汾，再到晋中，不仅在战略上让晋绥军无法分身到华北、西北的战场支援，而且在牵制中对晋绥军不断加以歼灭，完成了对山西全境的基本解放。尤其是以少胜多的晋中战役让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同志大喜过望。
　　徐向前“打仗如虎，爱兵如母”。在运城战役前后，徐向前担负着把地方武装改造成正规军的艰巨任务。有一次，一个开小差的战士回到部队后，被他的连长当众体罚，徐向前为此专门召开大会，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不是因为你有当连长的本领才给你分配了100多名战士，而是有了100多名战士需要一个连长才把你派来。“干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士兵带好”。
　　“越是硬仗越向前”，是很多人对徐向前作战风格的评价。开国少将李布德曾这样评价徐向前打仗的三个特点：“百分之百的胜算不是等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指挥前移”和“坚持最后五分钟——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 　　徐向前兴趣广泛，他爱唱戏，懂摄影，喜读书，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还喜欢练书法，并且是十大元帅里惟一会织毛衣的。他在80多岁时写的《忆响堂铺之战》很有气魄：“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四十载，长看春意在人间。”徐帅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把骨灰撒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这些地方就包括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这个为解放太原而牺牲的几千名烈士长眠的地方。
　　太行军神刘伯承
　　刘伯承的“军神”称谓始于1916年，德国医生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给刘伯承实施眼部手术之后，赞之为“军神”;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也被尊为“军神”。1927年已经是军长的他毅然参加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两万五千里长征，他率部突破乌江天险、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居功至伟;抗战期间他率129师转战晋东南屡建奇功;1945年，他指挥上党战役，为重庆谈判争取了主动权。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伯承在太行山上一次次展示了其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在娘子关保卫战期间，日军迂回破关，我军腹背受敌。在这关键时刻，刘伯承奉命率领129师一部驰援。第一仗，他把地点选在了日军辎重必经之地——平定县七亘村。他凭借险要地势和闪击战术一举破敌。战斗结束后，刘伯承料定日军必将继续通过这里运送辎重，果断决定违反兵家常规，原地设伏，再打一仗。“三天一地两伏击”被军界视为经典战例。此战消灭日军数百人，成功策应友军千余人突围。
　　在晋东南，129师作为主力部队先后参与了反九路围攻、百团大战等多次战役，在长生口、神头岭、长乐滩、响堂铺，129师一次次破敌建功。到抗战结束时，以129师为主的晋冀豫根据地和冀鲁豫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成为当时八路军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在太行山上的敌后游击战中，刘伯承坚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战斗的胜利，创造性地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并成功地运用这个方针粉碎了日军对129师师部的扫荡。这一创造性的军事思想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在游击战中，刘伯承同时在思考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问题。在左权驻扎期间，他翻译了大量的苏军军事著作。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关家垴战斗结束后，他亲自到日军阵地，观察日军的掩体修筑、火力配置，并指示参谋一一画图，之后把它作为军事研究的素材。
　　打仗是行家，对于政治工作，刘伯承也是高手。“每次战斗后必做军事与政治总结制度”，这是刘伯承亲自给129师制定的规矩。老战士刘备耕回忆，他多次亲耳听到刘伯承说：“不懂得政治，就不能当军事指挥员，也当不好军事指挥员。”1939年，为纪念129师抗战两周年，刘伯承写了一份战术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即是“打胜仗的战术主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在这一年的几次反顽作战中，政治攻心对瓦解敌人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太行军区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一文中提出，“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不但要军队，而且特别要有群众武装斗争。”“我们军队不但要帮助地方工作，而且要帮助地方党军事化。同样，地方党也要教军队做地方工作，发扬我军传统。”而在《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中，刘伯承说道：“炮兵不要为工事所限制。黄猫黑猫捕到老鼠就是好猫，在敌情允许时可尽量接近。在苏联的炮兵中有这种抵近射击的说法。”
　　刘伯承在太行山喜得一子一女，儿子命名为太行，女儿命名为华北。抗战胜利后，女儿华北在延安保育院被特务杀害，但是痛失爱女的刘伯承仍然开赴战场，成功地指挥了上党战役。在上党战役中，抗战中养精蓄锐的晋绥军兵强马壮，但在刘伯承几臻化境的指挥艺术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同样是“围城打援”，刘伯承就敢把主力部队撤出来，在城内敌人面前上演“空围计”。刘伯承“打援”，面对火力兵力占优势的援军时，采用“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战法，变攻坚战为运动战。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搞得敌人晕头转向。在这场战役中，我军消灭晋绥军3万多人，俘获将官27名，这几乎是当时阎锡山抗战期间辛辛苦苦积攒家底儿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不仅是抗战胜利后我军的第一场大胜仗，也是刘伯承在山西指挥的最后一战，更是我军从游击战转向阵地战的一个里程碑。
　　刘伯承在太行山上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岁生日。为了鼓舞敌后抗战的士气，党中央决定为刘伯承祝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从延安发来祝寿诗：“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旋。”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他的骨灰留在了太行山上。太行山也有幸成为刘伯承“军神”传奇的不朽见证。
　　吕梁山上贺老总
　　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在山西生活、战斗年头最久的人之一。1937年秋天到1949年春天，在长达13个年头中，其中有11个年头，贺龙就是在吕梁山上生活、战斗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贺龙领导的红军第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他亲自率领主力军挺进山西。
　　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忻口战役正面战场作战，贺龙率领120师在雁门关附近连续作战20多次，击毁敌军车数十辆，歼敌1200多人，多次切断敌人交通补给线，打乱了敌军速战速决的战略部署。
　　1938年春天，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贺龙果断采取了避敌锋芒、待敌分兵、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不仅一举歼敌1500余人，还趁机收复了晋西北7个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为保卫陕甘宁的铁壁铜墙。1940年，贺龙回师晋西北以后，也打了几场几乎成建制歼敌的漂亮歼灭战。1940年6月，在娄烦县米峪镇，日军一个大队几乎被全数歼灭;1942年5月在兴县田家会日军一个大队被歼灭;1943年的9月底到10月初，在临县甄家庄一带，日军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几乎被全歼，一战打死日军两个大队长（包括一位战地继任者），成功地用步枪抗击了日军的空中地面联合作战。在这些战斗中，贺龙的指挥艺术出神入化，时而伏击战，时而游击战，时而包围战，在运动中集结，在运动中歼敌。八年抗战中，日本鬼子始终没有办法从晋西北一侧接近黄河。 　　“贺老总山头站，吓得敌人胡乱窜”。从照片上看，贺龙勇武刚猛，其实他是粗中有细的运筹高手。在晋西北，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贺老总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如何指挥作战。有一次，敌人动员两万人，几百门炮，分二十几路进攻晋西北，但贺龙却能做到机智、沉着，从容对敌。在指挥战斗的间隙，他还看《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还有一次，贺龙正在和人谈话，忽然报告有敌情。贺龙望了那人一眼，从嘴里抽出烟斗，然后把左手掌张开立着摆到桌子上，对来人说：“那村前面有一条沟”，他指着手指尖处，“沟上面有一个山”，他指着大指与食指的中间，“再上面又有一个比较高的山”，他指着大拇指的指头。“敌人来到沟里时，先不要打，你占住沟上面的山;敌人一走动，你就开枪打;敌人如果回击，火力猛，你就占那较高的山，往下打;假如敌人力量很大，冲上来，要灵活运动，可以找某部队联络，全歼敌人。”
　　贺龙打仗不含糊，搞建设也是行家里手。从冀中返回晋绥边区以后，他一手抓军事，一手抓建设。陕北的条件很艰苦，贺龙就带领晋绥边区搞建设支援延安。五年间，晋绥军民开垦荒地近200万亩，相当于当时边区政府所在地兴县的总面积。而南泥湾大名鼎鼎的359旅正是贺龙麾下能打仗、善生产的劲旅。
　　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贺龙在晋绥边区搞后勤。那时，前方保卫延安牵制胡宗南部队的任务很重，后方的贺龙是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还要安置好延安的诸多家属和前期撤退的机关。晋绥军区的三大主力先后都投入到西北战场，地方武装也不停地配合徐向前解放山西的步伐。别人打趣贺龙快成了“光杆司令”，但他始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其间还有不少创造性的举措。比如，他把手下的两个骑兵团放出去“做生意”，要求他们给我军换回作战需要的各类物资，同时命令这支部队遇到西北野战军时，要什么给什么，打白条就可以，比陕北条件好不了多少的晋绥边区成为了支援西北野战军的“摇钱树”。1947年，贺龙动员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兵团。1948年底，西北野战军扩大到了7个纵队另加3个旅。
　　贺龙“能文能武”，在红军时期就小有名气，到了晋绥边区，这个优点也得到了保持。“战斗”系列的文工团、篮球队闻名遐迩，东出晋察冀的时候，他还带上军中“笔杆子”一起出征，一批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体育人才在贺龙的麾下成长，这也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文体人才。难怪有人开玩笑说，让贺龙当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毛泽东同志1948年过山西的时候就定下的。
　　“上策伐谋”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同志借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自题联对叶剑英元帅作的评价。
　　作为元帅，叶剑英的专业出身和朱德一样，都是毕业于培养中高级军官的云南讲武堂，据说这比黄埔那种短期培训中下级军官的学校规格要高很多，学习三年，起码算个大专。所以叶剑英在军事上应该不含糊，但为什么说起战功却少之又少呢？其实，作为长期担当参谋长这样的幕后职务的“儒帅”，攻城拔寨本就不是“主业”，运筹帷幄才是他的“专业”。不过，叶剑英也有指挥打仗的经历，尤其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亲自带兵打仗的经历，其中几次就发生在山西。
　　1936年红军东征开始后，叶剑英带领红一军团直属队第三批渡过黄河。那时，他的部队是为毛泽东同志率领的指挥部机关打前站的。他刚到就获悉不远的石楼县有敌军四个团之多。晋绥军虽然编制小，但是四个团也有数千兵力，这些敌人就算不正面拦截，哪怕尾随指挥部东进也是大麻烦。于是多谋善断的叶剑英终于有机会一显身手。他带领的直属队满打满算一两个团，其中还有机关后勤人员。叶剑英抽出一个团的兵力主动出击、兵临城下，这下石楼城里的敌人慌了神。敌人本以为河防工事固若金汤，不料被红军一夜突破，本就成惊弓之鸟，一看红军奔着县城来了，立马做固守待援状。但敌人不知道，红军的一个团其实也就是几个建制连，没有多少人马，当然更不知道这虚晃一枪的动机其实是掩护。这招“围而不打”，等于说不费一枪一弹就完成了战略掩护任务，而红军惯用的诱敌出击运动歼敌战术，也让不明就里的晋绥军不敢贸然出击。据记载，毛泽东同志和指挥部一行过河后，在距离石楼县城20多里地的西卫村一口气住了近十天，据说著名的诗篇《沁园春·雪》就是在石楼县的这几天里写就。可以想见这个任务完成得有多好。
　　兑九峪战斗结束后，红军主力兵分两路，一路以十五军团为主，北上拖着敌人一大部兜圈子，一部以红一军团为主，顺着同蒲路南下筹粮筹款扩红，而毛泽东同志带着叶剑英等小部分红军号称中路军，就在石楼、永和、隰县一带，和二十几个团的敌军捉迷藏，为南下的主力部队减负。在东征的收官阶段，叶剑英亲自率领中路军在沿黄渡口外围和各路敌人展开周旋。据文献记载，这些战斗多由叶剑英请示中央同意亲自部署，然后亲自指挥，或主动出击打阻击战，或选择要地搞伏击战，战斗规模虽小但效果却很大，不仅牢牢把握住了渡口，而且确保了主力部队顺利回师陕北。
　　叶剑英第二次在山西生活战斗是1947年春天。那时，胡宗南的20多万大军进攻延安，毛泽东同志带领党中央转战陕北，叶剑英受命在晋绥边区临县三交镇组建了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包括军委的大部分机关和很多家属，好几千人在叶剑英的调度下井井有条。
　　要说打仗，虽然没有刺刀见红的短兵相接，但没有硝烟的战斗一样也是惊心动魄。全国战场的各种情报都是通过叶剑英的后方委员会整理汇总，提供给党中央决策机构，然后又把中央的指挥决策传达到各个解放区的战场。与此同时，叶剑英还组织参谋部认真分析各个战场的情况，为党中央决策献计出谋。这一年，人民解放军全面实现了解放战场由守转攻;这一年，叶剑英领导的后方工委是实实在在的参谋部;这一年，身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干得是结结实实的参谋长的活儿。
　　叶剑英也是一位诗人。在山西期间，他途经五台山时欣然赋诗《游五台山》、《过五台山》，随后包括朱德在内的其他领导也纷纷唱和，革命领袖吟咏五台山专辑应运而生。
　　叶剑英于1977年9月到大寨，也写了八首诗。摘录其中一首： 　　叠叠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寨今成粮果乡。
　　聂帅山西建奇功
　　“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这是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对聂荣臻的评价。
　　那个时期，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战绩卓著。聂荣臻是有名的“海归”元帅，他曾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在苏联学过军事，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红军东征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初期，他曾在山西战斗、生活过。
　　红军东征开始时，聂荣臻发挥过特殊作用。当时，按照统一部署，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将分别从河口和沟口两个地点同时强渡黄河，渡河时间定为1936年2月20日晚9点。当时，指挥员们的手表都有误差，而且两地距离又较远，通过电台统一行动又不够安全。于是在部署会上，总指挥彭德怀当机立断：以聂荣臻同志的表为标准时间。东征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扩红八千，筹款60万，陕北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最为重要的是把阎锡山打到了谈判桌前，抗日统一战线的雏形在山西形成。
　　抗战开始后，聂荣臻起初仍是和林彪搭班子，他担任115师的副师长和政治委员，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就是他们密切配合的经典战例。战斗结束后，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八路军总部决定由聂荣臻留下创建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当时，留给聂荣臻的是编制以外的独立团和教导大队、随营学校，总共也就3000多人。尽管孤悬敌后，但聂荣臻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村的普济寺宣告成立。五台县也成为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在这里，聂荣臻率领军民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收编队伍、建设政权。短短的时间内，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呈燎原之势，带有聂荣臻签字的布告甚至贴到了北平城内外。日军惊呼，“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根据大本营“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命令，调集5万多日军，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发动进攻。聂荣臻在五台山金刚库的司令部里从容镇定，指挥有方，根据地内坚壁清野，小部队袭扰迟滞敌人，主力部队跳出外围对敌交通线发动破袭，先后消灭敌人5000余人，再次完成了根据地的保卫战。
　　在五台山期间，聂荣臻发动僧人参加敌后抗日成为一段佳话。当时，平型关大捷使五台山僧俗深受鼓舞，我党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的大力宣传，以及对寺庙文物的备加爱护让僧人很受感动。特别是聂荣臻司令员专门安排和尚喇嘛们的代表，出席边区军政军民大会，让佛教人士很受感动，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很快，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之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僧人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这支部队在1938年秋天反击日军“北围五台”的牛道岭伏击战中大显身手，配合八路军歼灭日军500余人，并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清水大佐。在聂荣臻的支持下，五台山成立了佛教同盟救国会，几千名僧尼众人有的拿起刀枪，在山关隘口为八路军站岗放哨;有的倾其寺庙所存，为过往的抗日队伍提供给养;有的敲起钟磬，穿起袈裟，为抗战牺牲的英烈礼佛念经，超度英灵。当时的新华社专门发出快讯，说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也参加抗敌了，动员的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全国僧侣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成为拥有72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团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被先后两次到晋察冀采访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称之为“新中国的试管”。
　　“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聂荣臻在五台山挥笔疾书，编写了《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写下序言。1939年5月，这本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本书后来在延安和重庆正式出版。
　　罗荣桓转战山西
　　开国元帅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学历最高的，先后两次上过大学。作为我军最早的专职政治工作者之一，罗荣桓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更多地是担任政工职务，有时也被人们称为政工元帅。也许是因为在革命战争期间长期和林彪搭班子，他的军事才能往往被忽视。事实上，政治工作也是战斗力，也是人民军队由弱变强、以弱胜强的法宝，罗荣桓在山西的战斗生涯就是很好的写照。
　　1936年2月下旬，罗荣桓以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红军东征。当时，红军部队前进到哪里，政治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壮大队伍、宣传抗日。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过的那些红小鬼，有不少就是被这些政工人员领进革命队伍的。在整个东征期间，扩红八千，接近陕北红军东征人数的总和;筹款筹物近60万大洋。50年之后，邓小平同志评价说：这60万元足够红军在陕北吃用3年的。
　　抗战爆发后，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为主组建的八路军第115师，由罗荣桓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平型关大战之前，他已经带领一批政治工作者开赴了与灵丘、五台毗邻的河北山区，开始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其后建立的晋察冀边区打下良好的基础。平型关大捷之后，根据中央部署，115师分兵三路，罗荣桓受命主持了分兵工作。之后，罗荣桓带领政治部机关向晋西南进军。林彪受伤后，罗荣桓正式出任115师政委。当时的115师主力部队就是343旅。在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的带领下，115师转战晋西南。
　　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午城大捷。在送走负伤的林彪之后，罗荣桓和陈光迅速把主力部队部署在蒲县到大宁公路沿线，他们利用这里地形复杂多变的特点，打起了“游击战”的拿手好戏。1938年3月14日至19日，在午城、井沟一带连续出击，和敌人激战五个昼夜，歼敌千余人，击毁汽车70多辆，粉碎了敌人西进渡河的企图，也为建立晋西南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巧合的是，这次战斗刚刚结束，八路军就接到了增援请求：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和他的指挥机关在附近被袭击，罗荣桓迅速派出部队接应。八路军的一个连阻击了日军千余人加上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顺利掩护了建制被打散的卫立煌和他的指挥机关。 　　在山西抗战期间，罗荣桓能够独当一面。他除了打仗，还要领导统战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当时国共合作标志之一的山西决死二纵队也在晋西南驻防。罗荣桓亲自安排八路军的多个中高级将领，参加到二纵队的整训工作中，使这支部队迅速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中坚力量。而在罗荣桓的帮助和指导下，另一支我党独立领导和创建的抗日武装晋西游击队也迅速形成了3个大队的战斗力，后来组建了晋西支队，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支生力军。
　　作为多年从事政工工作的高级将领，罗荣桓把他在山西战斗期间发现和总结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得失写成文字，并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发言，成为我党抗战期间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的宝贵财富。1938年9月中旬，罗荣桓和陈光指挥115师主力在吕梁山上的汾（阳）离（石）公路一线连续三战，打击了日军108师团的后勤补给线，消灭日军后勤部队和后撤部队1200多人，汽车30多辆，缴获了大批弹药补给，再次粉碎了日军企图西进渡河进攻陕甘宁的阴谋。这是有记载的罗荣桓在山西指挥的最后一战。
　　1938年12月底，罗荣桓、陈光率领115师主力离开晋西南，来到了晋东南，准备进军山东。1939年2月底离开山西的前一天，在驻地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罗荣桓喜得贵子，他给儿子取名为罗东进。
　　陈毅诗情走山西
　　十大元帅中，陈毅是在山西生活、战斗时间最短的元帅，也是惟一没有在山西打过仗的元帅，但他却是十大元帅中在山西留下诗篇最多的元帅。
　　作为进出山西次数较多的元帅，陈毅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是最全的。他第一次来山西是在1943年底，当时为了筹备中共七大，各大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先后向延安集结。因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距离延安太过遥远，所以陈毅到延安比其他元帅要晚一些。
　　那一次，他骑过马，坐过马车，还徒步走过。从延安返回华中的时候是乘坐飞机。当时，根据日本投降以后的战局变化，党中央为了和时间赛跑，借用了美军驻延安观察团的飞机运送一批将领到前线。飞机场就是山西黎城的长凝机场。同坐飞机的还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等20余位战将。第三、第四次分别是1947年冬天和1948年初春，这两次陈毅虎气了不少，有很长一段路是坐汽车的。第五次是1948年6月，陈毅全程是坐汽车途经山西。
　　1943年冬天回延安，是陈毅远离党中央10年之后的第一次“回家”，而且是在被党中央充分肯定这个代军长功劳之后的回归，心情自然不同。所以有人称之为“一路诗唱回延安”。陈毅一路上共写了12首诗，其中有8首写在山西境内。最令人称奇和拍案叫绝的当属1944年春节前后，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书写的《过太行山书怀》：“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开篇不凡）“黄河东走汇百川，自来表里太行山。万年民族发祥地，抗战精华又此间。”（豪情万丈）“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意蕴深远）此诗共有六节，属于杂言古体诗，长达137句，共703字，这既是陈毅现已公开问世的诗词中最长的篇章，也是其杂言诗的代表作，同时还是他吟咏抗战诗篇中最优秀的一篇。在麻田住一个月后，陈毅动身前往延安，或许是一路心情大好，或许是适逢春节元宵迎瑞雪，陈毅沿途诗兴不断，短短两个月写下了《由太行山西行阻雪》、《元宵夜抵胡家坪》、《过汾河平原》、《水晶坡又阻雪》、《过骨脊岭》、《过吕梁山》。加上初到麻田写就的《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共创作八首，如此高密度、高频率地写诗实为陈毅一生罕见，战争年代更是仅此孤例。
　　陈毅第二次去陕北是在1947年底，但走的路线和第一次完全不同。这次，他取道晋察冀前往陕北出席中央十二月会议。那时，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陈毅在华东战场又屡立奇功，可谓人气正旺。在这一来一往的途中，陈毅写了四首诗，分别是《吟反攻形势》、《大雪过雁门关》、《神池岢岚道中》和《再过雁门》。有意思的是，陈毅此行路过五台山，还乘兴登临菩萨顶，想来当时天寒地冻，陈毅未能一睹佛国的美丽，也或许是前方征战任务让其不敢多做他想吧。陈毅的诗兴一直攒到了解放后，且看：“本不游五台，迂道时日紧。至今有余欢，曾踏菩萨顶。”五台山的“曾踏菩萨顶”一行，让陈毅解放后仍有“余欢”。
　　战争年代陈毅最后一次到山西是在1948年6月。严格讲，其实是一次路过。1948年5月，陈毅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要到河南履新。这次是吉普车、救护车、大卡车，浩浩荡荡。陈毅喜欢开车，缴获的张灵甫的吉普车，经常被陈毅自驾上路，但为了安全，这次陈毅只能当乘客。过太行山时，因为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又多是夜间行车，坐在副驾的陈毅又爱瞌睡，最后经领导同意，一到晚上就把陈毅绑在座位上，才有了“陈毅被绑着到中原局”的佳话。 被“绑”的陈毅估计全无诗兴了，不过大手笔依旧。在晋城城区停留期间，陈毅参观、考察、听取汇报完毕后，对晋东南一带这个最大的县城提了一个建议：晋城应该改县设市。陈毅走了以后，当年10月，晋城被晋冀鲁豫边区批准设市。晋城市虽然时间不长，第二年8月又恢复县的建制，但足以说明陈毅的远见。
　　林彪平型关抗战第一功
　　在万里长城的诸多关隘中，论重要性和知名度，平型关显然不算著名。然而，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一场伏击战，不仅让这个不知名的关隘一夜成名，也让一位年轻的将领一战走红，这个人就是林彪。1937年9月25日指挥平型关战斗时，他还不满30岁。
　　林彪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是在红军东征时期，当时，他带领的红一军团在柳林境内渡过黄河之后，先后转战吕梁、临汾的25个县，特别是东征后期沿同蒲铁路南下，收获颇丰。当然，他可能也没有想到，第二次山西之行也是止于东征期间他曾战斗过的地方。1938年3月2日清晨，林彪率领115师直属队进入阎锡山部队防区，因阎部哨兵没有接到通告，他们向骑着高头大马的林彪开了枪，林彪应声落马。因为距离近，林彪受的是贯通伤，止住血后，当天就被送往陕北，由此离开抗战一线。 　　再回来说平型关战役。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林彪、聂荣臻统领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整编为第115师，林彪担任师长。1937年8月31日，115师343旅成为第一批开赴抗日战场的队伍。9月14日，林彪带领先头部队抵达平型关一带，奉命配合友军作战。虽然是配合，但115师上下都憋足了劲儿，决心漂亮地打一仗。根据先期侦察的情报，在平型关外灵丘县的关沟附近的乔沟，林彪选取了非常适合伏击的地点，同时命令还没有到达前线的344旅迅速向平型关附近集结。9月23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侧击已进入平型关防区日军的命令。9月24日，115师独立团先期深入敌后牵制和打援，当晚在腰战一带遭遇日军，打响了八路军抗日第一枪。与此同时，利用夜色的掩护，115师主力潜入选定的伏击地点。25日清晨，当前来运送补给的日军和后撤运送伤员的日军先后进入伏击区的时候，战斗打响了……
　　史学家评价平型关一战曰：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我军第一次大胜仗，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传”被写进了八路军军歌。伴随着我军祝捷电报雪片般飞到前线的同时，日军大本营慌作一团。据史料记载，当时日方评价这场战斗损失巨大，甚至一度传出师团长坂垣征四郎的死讯。这场战斗打出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也改变了林彪此前最热衷和最擅长的运动战想法。十几天后，林彪写下了《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特别提到“我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平型关大捷充分印证了此前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充分开展敌后游击战决策的战略远见。
　　此后，林彪率115师343旅南下正太路沿线，对敌作战。1937年11月4日，在昔阳县境内的广阳一带，林彪再次摆下口袋阵。当敌人先头部队的两个联队通过伏击阵地时，林彪指挥八路军放过主力，突袭后面的辎重部队。通过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在4个小时内完成了全歼。几天后，接替115师的129师主力在这里再次伏击回撤的日军先头主力部队。两战消灭日军1000多人，大批辎重、骡马成为战利品，其中第二次伏击还第一次抓到了日军俘虏。1938年2月，林彪率领115师师部和343旅挺进到灵石、孝义一带，在东征期间他战斗过的兑九峪、大麦郊一带连续打击敌人。为了保卫陕北，阻止日军西进，3月1日，他们又奉命转移到隰县、午城、大宁一带，寻机作战。就在这次转移过程中林彪负伤。
　　1945年8月25日，林彪再次回到山西。当天，他和八路军另外20多位高级将领乘坐飞机飞至太行山黎城县，准备开赴山东和115师会合。在行军途中，他接到了新任务，由山西开赴东北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