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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0年代，张舜徽先生在高校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系列课程。为满足教学需要，他开动脑筋、敢为人先，选编《中国历史文选》、撰写《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历史文选》由华中师范学院印刷厂内部印刷，选文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有一种博大的气象。《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系统介绍历代史学典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详细讲述古籍校读方法，它们不仅是优秀的教材，更是成家的著述。回顾张先生1950年代的历史文选教学活动，了解当时创业阶段的艰辛和勤奋精神，对我们现在的历史课程教学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张舜徽，1950年代，“中国历史文选”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4-0068-05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历史文选”系列的课程教学，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诸事草创，大学历史系教学中设置了“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1954年，教育部将该课程名称改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1950年岁末，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1911—1992年）结束了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学习，于1951年3月来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开始了在华中师范大学长达40余年的教学生涯。①他是历史学科的骨干教师，“中国历史文选”系列课程的教学任务，起初自然落到他的肩上。回顾张舜徽先生1950年代的教学活动，了解当时创业阶段的艰辛和勤奋精神，对我们现在的历史课程教学有不小的启示作用。
在1950年代，“中国历史文选”是历史系的基本课程，每周三个学时，要求上两个学年，总共200多个课时，是现在课时的几倍。开始全国尚无历史文选课的统编教材，需由任课教师自行解决教材问题。据1952年进入历史系学习的熊铁基先生回忆（其时学校名称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2年招收首届历史系本科生），历史文选课的教材是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分阶段发给学生。他印象中最深的是讲授《史记》中的《陈涉世家》，显然打上了当时的时代印记。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教材的内容就大体确定了下来，并有了排印本。1955年入学的胡显经先生至今保存着其时上课所用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有助于我们了解张舜徽先生的教研活动。这是由张舜徽先生编写、由华中师范学院印刷厂内部印刷的教材，纸质相当粗糙。60多年过去，胡先生所保存者可能已经是个孤本，十分宝贵。现且将其篇目列之于下：
《尚书·汤誓》《尚书·无逸》；《逸周书·世俘》；《盂鼎》；《虢季子白盘》；《诗·魏风·伐檀》《诗·魏风·硕鼠》《诗·豳风·七月》；《左传·秦晋崤之战》；《墨子·非攻》《墨子·非儒》；《孟子》许行章；《礼记·礼运》大同小康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节选）、《史记·陈涉世家》《史记·屈原列传》《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匈奴列传》《秦峄山刻石》；《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书·食货志上》；《潜夫论·浮侈篇》；《后汉书·张衡列传》；王粲《七哀诗》；《三国志·张鲁传》《三国志》裴注引《典略》论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事、陈寿奏《上诸葛亮集表》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资治通鉴》论正统、《资治通鉴·淝水之战》（节略）；《抱朴子·诘鲍篇》（节录）；《世说新语·汰侈篇》；《宋书·恩幸传序》（节录）；《颜氏家训·勉学篇》（节录）；《魏书·食货志》；
杜甫诗六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白居易诗十首：《议婚》《重赋》《伤宅》《轻肥》《歌舞》，新乐府五首之《上阳人》《折臂翁》《杜陵叟》《缭绫》《卖炭翁》；陈鸿《长恨歌传》、白居易《长恨歌》；
笔记选录：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五则、王定保《唐摭言》二则、王栐《燕翼贻谋录》一则、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一则、王明清《挥麈后录》一则、刘壎《隐居通议》一则、沈括《梦溪笔谈》一则、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从以上篇目和胡先生笔记，发现张舜徽先生的这部教材有几个特点。第一，从先秦到唐宋，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同后来所出版的大量历史文选教材偏重于史部文献不太一样，有一种博大的气象。像经部选《孟子》《礼记》，子部选《墨子》《潜夫论》等，分明是出自他对经、子部类不分轩轾的认识；集部大量选录杜甫、白居易的诗篇，则表现了他对文学作品的熟悉和当时强调作品人民性的时代氛围。
第二，与时俱进，选文同中国古代史教学紧密结合。经过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治文化训练，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经熟练掌握，所挑选出来的文章不仅仅是供传授古文知识之用，而是要说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关节点。如《汤誓》一篇，胡先生笔记中有不少地方提到“奴隶社会”情形，显然张先生没有停留在文字解析层面，而是在与古代史教学相呼应，打通两门课程间的联系。又如，《后漢书·张衡列传》《三国志·张鲁传》两篇文献的选入，也是因为张衡、张鲁这两个人，是古代史教学中非提到不可的人物的缘故。
第三，史部文献选材广泛，但最重视《史记》这部书。《史记》中所选篇目达五篇，篇幅也很长。而在其他篇目的讲授中，也少不了要提到《史记》。如讲授《尚书·汤誓》，胡先生在教材上有随手作的笔记：“此篇载《史记·殷本纪》。”在“今尔有众”句下，又有“《史记》作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的批注。意思是《尚书》中的语言古奥，《史记》用汉代语言翻译《尚书》，提醒学生借助于《史记》去阅读《尚书》。可见先秦至汉代文选的讲授，张舜徽先生是以《史记》为枢纽。
从讲授的角度看，张舜徽先生有几个方面的特色。第一，对选文的时代背景交待得清清楚楚。因时隔多年，胡先生的笔记大多已字迹模糊，不易辨认，但仍然显现出张先生的过人之处。如讲授《诗经》中的《七月》，胡先生笔记中的记录是：“诗中叠咏体最多，反复吟咏以达其意，但前后有缓急轻重之不同。豳同邠，今陕西旬邑县。周之先世从公刘便之豳，公刘传十世到古公亶父，避外族侵略，乃迁居岐山下（今陕西岐山县）。《七月》一篇是叙述古公居豳时的农村情形，那时还是奴隶社会，自然描写了当时奴隶们受剥削的情形。但是执笔写成这篇诗歌的，已是周初的知识分子，自然免不了夹杂一些现实情况，说明这篇内容一部分是追叙古公居豳时奴隶制的统治，一部分记载了周初封建社会里农奴们的痛苦，学者应该分别看待。”这些记录只是张先生讲述的概略，但全诗的来龙去脉已经足够清晰了。 第二，对选文字句段落的注解实实在在。如在《抱朴子·诘鲍篇》的讲授中，“彼苍天果无事也”句下，胡先生的笔记记录为：“以上破君权神授之说。”“盖非万物并生之意”句下，胡先生的笔记记录为：“以上言人与万物皆以率性为贵，一切制度皆足以桎梏人。”而在“以为坑宑”句下，胡先生的笔记记录为：“以上言太古无君之世，享自由之乐，无竞争之心，剥削压迫之事无由而起。”后面段落中用“以上言”作结的还有几处，层次分明。字词解释者如文章开头的“鲍生敬言”，张先生解释“生”字时说：“汉时称生乃尊称，犹先生也，晋世称生有鄙意。”通过这样详细的讲解，全篇文字自然迎刃而解。
第三，旁征博引，开拓学生视野。如讲解笔记中的《唐摭言》，其中有“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诗句，张先生指出出自“唐诗人赵嘏诗”，还引述了后人“行年六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的联语。讲解《燕翼贻谋录》，其中有一段苏轼的话，张先生指出：“所引乃东坡《战国任侠论》中语，其意指责秦始皇无驾驭天下英才之术，以至速亡。”讲解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引用王安石未出山时的诗句云：“天下苍生望霖雨，谁知龙向此中蟠”；又引用王安石罢相时的诗句云：“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张先生从文献出发，引申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内容，这在文献信息不够发达的年代，可以极大地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
1954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其中关于“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说明是：“本科目的讲授，应按时代的顺序，史籍的性质，就历史要籍作概括的评述；再就其中更为重要的著述分别阐明其作者生平、撰述过程、编著体例、史料价值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并选出其代表的篇章进行讲解，指导学生阅读和分析，使学生对于历史要籍具有基本的认识和阅读的能力，为其理解、运用中国史料奠定基础。”至于课程时间，仍是两个学年，每周3学时。
当年秋季，张舜徽先生在接到新的教学安排后，“不敢后人，开动脑筋，去寻找教好这一课程的方式与方法”。①根据几年教学实践中了解到的学生实际情况，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张先生认为这门课应该灵活地变通一下，分为两部分，第一学年讲授“选读”部分，第二学年讲授“介绍”部分。于是建议学校对这门课程采用两阶段教学，并发愿竭尽心力，写出一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的讲稿，供学生二年级课堂之用。经过六个月的时间，近30万字的讲稿写成。随后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痛加裁削，删减为十几万字。这部讲稿于1955年定稿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学术性、独创性极为突出的史学经典入门书”。②以下根据1955年11月初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以下简称《介绍》），谈谈它的内容和在课堂教学上的重要作用。
一是全面系统地介绍历代史学典籍。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报孙渊如书》中说过：“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③梁启超先生也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④张先生启诱初学，也注意到扩大史学范围。他撰写《介绍》，开章明义，首先讲解“历史书籍的范围”。他从分析“史”字的本义入手，提出“史”字的本义是指记事之物、即文字，凡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材料都可称为史料，传统典籍有经史子集之分，“但从书籍的本身来说，都无非是用文字记载宇宙事物和社会变化的一切现象而已，用不着此疆彼界，来加以区别的”。⑤从这种观点出发，《介绍》第二章谈“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在总的说明之后，将书籍分为地下发现的书籍与纸上已有的书籍两大类。具体到第一类，其中又分甲骨文字、金石刻辞两小类；第二类又分为政事方面的、礼制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四个小类。对每个小类，《介绍》都列举了若干代表性的著作。
第三章以下，是对若干史书的具体介绍，包括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仿效《史记》写作形式而成的《汉书》等断代史、专详治乱兴衰的《资治通鉴》等政事史、专详文物典章的《通典》等制度史、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与研究历史有密切关系的沿革地理和地图、《史通》等史评书籍。最后一章即第十章谈“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书籍简目”，包括工具书、史部以外的参考书、史部以内的常用书。通过这些介绍，学生们对中国古代的基本史籍就胸中有数了。
二是突出重点，要言不烦。既然做的是“要籍介绍”，在全面讲述的基础上就要抓住最重要的书籍有所突破，以收提纲挈领之效。《介绍》的第三章、第九章就是这样的紧要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这一章分三节，前两节重点写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交待司马迁写作背景和经过后，张先生概括了《史记》总体精神上的四大特点：“善于综合过去一切旧资料，经过改造制作工夫，成为有系统的新的东西”；“对于叙述史事，采取详近略远的原则，绝不纠缠于荒远无稽之谈”；“在取材方面，注意到全社会各阶层的活动，尽可能地反映出人类历史的真相，而不专为统治阶级服务”；在叙事方面，不避权贵，不怕罪祸，敢于竭力揭发统治阶级的一切罪恶”。⑥随后又从处理问题和组织材料的角度总结出四个特点，即“真实性”“系统性”“科学性”“通俗性”。⑦第三节则介绍宋代郑樵及其《通志》，这是过去一般学者不太看重的。张先生以其淹贯博通的史识，高度肯定郑樵“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伟业，并论证《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尤其是六书、七音等略是其首创。这差不多就是全书的纲领。等到各类史籍大致介绍就绪，再归纳到第九章，说明刘知几、章学诚对各种旧史得失利弊的看法，这差不多是全书的总结。抓住这两章，对史部典籍就纲举目张了。
《介绍》的定稿和出版，对历史系的教学起到重要作用。学生不用再埋头记笔记，而是依据书本上的介绍，抓住重点和难点，去接触更多的史学原著。不久，《介绍》又“为不少高等院校所采用，并且流布国外，服务面更加扩大了。出版社几次重印，仍然供不应求。不到几年，模仿此書体例而从事编写的，风起云涌，盛极一时”。①
《介绍》出版后，张先生接到一些朋友来信，认为有关读书方法的内容谈得太简略，应该继续介绍一些校读史籍的方法和经验。张先生又发愿结合教学写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以下简称《校读法》），与《介绍》相辅而行，用来指导有志学习历史的青年们。由于有早年《广校雠略》的基础，张先生在《校读法》的设置上得心应手。他重新组织材料，将全书分为通论、分论、附论三大部分。因分论的篇幅大，又分为上下，共为四编。第一编，通论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从认识文字谈起，以至辨识版本诸问题。第二编，分论上，专谈校书方面的问题。第三编，分论下，专谈读书方面的问题。第四编，附论有关辨伪和辑佚方面的问题。全书章节的安排，是相当严密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必然要阅读中国古代史籍，而阅读古籍又需先进行校勘。因此第一编讲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掌握这些条件后，可以进一步校读古书，因而第二、三编分论校书、读书；在校读古书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现中国古代有不少伪书与散佚之书，于是第四编附论辨伪与辑佚。 需要指出的是，張先生介绍校读古籍的方法，强调要具备校读古籍的基本条件，包括掌握认识文字、辨明句读、分析篇章、钻研传注等阅读古籍的技能，熟悉古代书籍的流别、部类、传播、版本等一般情况。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工夫，它启示学生们读书治学要从低处、实处下手。张先生在谈到校书目的时，批评过去藏书家一味讲求版本、为藏书而校书的做法，提倡校书要以读书、做学问为目的，不能再走藏书家们校书的老路子，校订书籍，“特别是校订古代历史书籍，必须从发现史料、考证史料、整理史料的角度，来对待这一工作”。②在介绍读书方法时，他勉励研究本国历史的学术工作者们用联系的方法去阅读全史。③这些都表现出他对后学寄予很高的期望。校读古书，要从低处下手，要以远大自期，这是张先生介绍古籍校读方法的主要特色。
《校读法》初稿写成后，在历史系高年级开课讲授。《校读法》与《介绍》相得益彰，“《介绍》是启示人们读哪些常见书，这犹如入门的第一步；《校读法》是指导人们怎样读古籍，有如入门的第二步”。④学生们在学习《介绍》后，接着学习《校读法》，兴趣非常浓厚，都感到收获很大。这在当时全国高校范围内，称得上是一个创举。消息传开后，各地纷纷来信索取讲稿。在这个背景下，数年后中华书局出版印行《校读法》，才满足了社会的迫切需求。张先生自述此书出版之后“不独各大学历史系定为必读参考书，乃至许多机关干部和社会上历史研究工作者，都喜欢阅览它，纷纷来信，自道收益很大；认为凡是学习文科的人都应由此取得治学门径和方法；反应是比较强烈的”。⑤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也称赞此书“内容涵盖面广，文字深入浅出，是文科学生了解古籍的最佳入门书”。⑥
通过以上的回顾，可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历史文选系列课程教学在1950年代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由于张舜徽先生的努力和勤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领域的教材建设走在了全国高校同类课程的前列。时至今日，张先生历史文选教研活动仍能给我们以宝贵启示。
一是教学和科研可以互相促进。多年来，各地高校普遍追求科研成果的积累，为学校排名增加筹码，结果导致一个弊端，就是认为科研是硬指标，教学是柔指标，马虎点儿没关系，甚至认为教学与科研在时间上有冲突，因而重科研而轻教学。这种认识，当前在高校中相当普遍。张先生一辈子教书著书，从无轻视教学之心，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上面提到，他是在从事历史文选教学的过程中确定《介绍》和《校读法》两本书的内容和体例的。事实上，他早年所著《广校雠略》《四库提要叙讲疏》《扬州学记》等，就是在大学教学中形成研究思路，且写成后首先用于课堂教学上。他后来在1980年代初写成《中国文献学》，也是出于要给硕士生、博士生授课的需要，才着手撰述的。张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教学科研经历，有如下感想：“教学与科研，非但不相矛盾，而且相辅为用。科研可以提高教学，教学可以促进科研，事实确是如此，我有亲切体味。”他还提醒那些认为专搞科研才有出息、教学耽误了科研的人：“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①这不禁使我（周国林）回想起1985年夏拜访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做学问要在教学中求广，在科研中求深。”老一辈学者的这些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后来者深思。
二是教学成果也可以成为传世之作。人们不看重教学，对教学中产生的成果自然不会有较高的期待值。张先生在教学过程中撰述的著作却告诉我们，从事历史教学的人不应该自卑，不应该自己瞧不起自己。他的《介绍》《校读法》一版再版，《介绍》还在1979年修订为《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以下简称《举要》），深受学术界欢迎。2003年，《举要》和《校读法》列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张舜徽集》第一辑出版，随后已几次重印。据悉，商务印书馆辑印20世纪学术名著，《举要》与《校读法》已收入其中。这是我们身边的例子，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认识：教学中的优秀成果也可以成为传世之作。不仅如此，由于这类书更容易进课堂，不会被束之高阁，阅读群体大，传播范围广，是给青年们夯实基础的入门书，因而更具有社会价值。不重视教学中的优秀成果，实在没有理由。
【作者简介】邱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
周国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In 1950s， Mr Zhang shunhui teaches a series of cours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antholog in college.In order to meet the teaching needs， Mr zhang who is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not only selects and compile a book Zhong Guo Li Shi Wen Xuan but also writes two books Zhong Guo Li Shi Yao Ji Jie Shao and Zhong Guo Gu Dai Shi Ji Jiao Du Fa .The book Zhong Guo Li Shi Wen Xuan which is printed inside the printing plant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s so related to all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ancient times that it has a great atmosphere.This book Zhong Guo Li Shi Yao Ji Jie Shao introduces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another book Zhong Guo Gu Dai Shi Ji Jiao Du Fa telaborates on the methods of reading ancient books. They are not only excellent textbooks but also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writing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current history course teaching to review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history in 1950s and to understand the hardships and dilig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tage.
Key Words： Zhang Shunhui， 1950s，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Activities of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tholog
关键词 张舜徽，1950年代，“中国历史文选”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4-0068-05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历史文选”系列的课程教学，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诸事草创，大学历史系教学中设置了“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1954年，教育部将该课程名称改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1950年岁末，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1911—1992年）结束了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学习，于1951年3月来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开始了在华中师范大学长达40余年的教学生涯。①他是历史学科的骨干教师，“中国历史文选”系列课程的教学任务，起初自然落到他的肩上。回顾张舜徽先生1950年代的教学活动，了解当时创业阶段的艰辛和勤奋精神，对我们现在的历史课程教学有不小的启示作用。
在1950年代，“中国历史文选”是历史系的基本课程，每周三个学时，要求上两个学年，总共200多个课时，是现在课时的几倍。开始全国尚无历史文选课的统编教材，需由任课教师自行解决教材问题。据1952年进入历史系学习的熊铁基先生回忆（其时学校名称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2年招收首届历史系本科生），历史文选课的教材是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分阶段发给学生。他印象中最深的是讲授《史记》中的《陈涉世家》，显然打上了当时的时代印记。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教材的内容就大体确定了下来，并有了排印本。1955年入学的胡显经先生至今保存着其时上课所用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有助于我们了解张舜徽先生的教研活动。这是由张舜徽先生编写、由华中师范学院印刷厂内部印刷的教材，纸质相当粗糙。60多年过去，胡先生所保存者可能已经是个孤本，十分宝贵。现且将其篇目列之于下：
《尚书·汤誓》《尚书·无逸》；《逸周书·世俘》；《盂鼎》；《虢季子白盘》；《诗·魏风·伐檀》《诗·魏风·硕鼠》《诗·豳风·七月》；《左传·秦晋崤之战》；《墨子·非攻》《墨子·非儒》；《孟子》许行章；《礼记·礼运》大同小康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节选）、《史记·陈涉世家》《史记·屈原列传》《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匈奴列传》《秦峄山刻石》；《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书·食货志上》；《潜夫论·浮侈篇》；《后汉书·张衡列传》；王粲《七哀诗》；《三国志·张鲁传》《三国志》裴注引《典略》论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事、陈寿奏《上诸葛亮集表》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资治通鉴》论正统、《资治通鉴·淝水之战》（节略）；《抱朴子·诘鲍篇》（节录）；《世说新语·汰侈篇》；《宋书·恩幸传序》（节录）；《颜氏家训·勉学篇》（节录）；《魏书·食货志》；
杜甫诗六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白居易诗十首：《议婚》《重赋》《伤宅》《轻肥》《歌舞》，新乐府五首之《上阳人》《折臂翁》《杜陵叟》《缭绫》《卖炭翁》；陈鸿《长恨歌传》、白居易《长恨歌》；
笔记选录：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五则、王定保《唐摭言》二则、王栐《燕翼贻谋录》一则、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一则、王明清《挥麈后录》一则、刘壎《隐居通议》一则、沈括《梦溪笔谈》一则、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从以上篇目和胡先生笔记，发现张舜徽先生的这部教材有几个特点。第一，从先秦到唐宋，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同后来所出版的大量历史文选教材偏重于史部文献不太一样，有一种博大的气象。像经部选《孟子》《礼记》，子部选《墨子》《潜夫论》等，分明是出自他对经、子部类不分轩轾的认识；集部大量选录杜甫、白居易的诗篇，则表现了他对文学作品的熟悉和当时强调作品人民性的时代氛围。
第二，与时俱进，选文同中国古代史教学紧密结合。经过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治文化训练，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经熟练掌握，所挑选出来的文章不仅仅是供传授古文知识之用，而是要说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关节点。如《汤誓》一篇，胡先生笔记中有不少地方提到“奴隶社会”情形，显然张先生没有停留在文字解析层面，而是在与古代史教学相呼应，打通两门课程间的联系。又如，《后漢书·张衡列传》《三国志·张鲁传》两篇文献的选入，也是因为张衡、张鲁这两个人，是古代史教学中非提到不可的人物的缘故。
第三，史部文献选材广泛，但最重视《史记》这部书。《史记》中所选篇目达五篇，篇幅也很长。而在其他篇目的讲授中，也少不了要提到《史记》。如讲授《尚书·汤誓》，胡先生在教材上有随手作的笔记：“此篇载《史记·殷本纪》。”在“今尔有众”句下，又有“《史记》作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的批注。意思是《尚书》中的语言古奥，《史记》用汉代语言翻译《尚书》，提醒学生借助于《史记》去阅读《尚书》。可见先秦至汉代文选的讲授，张舜徽先生是以《史记》为枢纽。
从讲授的角度看，张舜徽先生有几个方面的特色。第一，对选文的时代背景交待得清清楚楚。因时隔多年，胡先生的笔记大多已字迹模糊，不易辨认，但仍然显现出张先生的过人之处。如讲授《诗经》中的《七月》，胡先生笔记中的记录是：“诗中叠咏体最多，反复吟咏以达其意，但前后有缓急轻重之不同。豳同邠，今陕西旬邑县。周之先世从公刘便之豳，公刘传十世到古公亶父，避外族侵略，乃迁居岐山下（今陕西岐山县）。《七月》一篇是叙述古公居豳时的农村情形，那时还是奴隶社会，自然描写了当时奴隶们受剥削的情形。但是执笔写成这篇诗歌的，已是周初的知识分子，自然免不了夹杂一些现实情况，说明这篇内容一部分是追叙古公居豳时奴隶制的统治，一部分记载了周初封建社会里农奴们的痛苦，学者应该分别看待。”这些记录只是张先生讲述的概略，但全诗的来龙去脉已经足够清晰了。 第二，对选文字句段落的注解实实在在。如在《抱朴子·诘鲍篇》的讲授中，“彼苍天果无事也”句下，胡先生的笔记记录为：“以上破君权神授之说。”“盖非万物并生之意”句下，胡先生的笔记记录为：“以上言人与万物皆以率性为贵，一切制度皆足以桎梏人。”而在“以为坑宑”句下，胡先生的笔记记录为：“以上言太古无君之世，享自由之乐，无竞争之心，剥削压迫之事无由而起。”后面段落中用“以上言”作结的还有几处，层次分明。字词解释者如文章开头的“鲍生敬言”，张先生解释“生”字时说：“汉时称生乃尊称，犹先生也，晋世称生有鄙意。”通过这样详细的讲解，全篇文字自然迎刃而解。
第三，旁征博引，开拓学生视野。如讲解笔记中的《唐摭言》，其中有“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诗句，张先生指出出自“唐诗人赵嘏诗”，还引述了后人“行年六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的联语。讲解《燕翼贻谋录》，其中有一段苏轼的话，张先生指出：“所引乃东坡《战国任侠论》中语，其意指责秦始皇无驾驭天下英才之术，以至速亡。”讲解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引用王安石未出山时的诗句云：“天下苍生望霖雨，谁知龙向此中蟠”；又引用王安石罢相时的诗句云：“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张先生从文献出发，引申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内容，这在文献信息不够发达的年代，可以极大地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
1954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其中关于“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说明是：“本科目的讲授，应按时代的顺序，史籍的性质，就历史要籍作概括的评述；再就其中更为重要的著述分别阐明其作者生平、撰述过程、编著体例、史料价值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并选出其代表的篇章进行讲解，指导学生阅读和分析，使学生对于历史要籍具有基本的认识和阅读的能力，为其理解、运用中国史料奠定基础。”至于课程时间，仍是两个学年，每周3学时。
当年秋季，张舜徽先生在接到新的教学安排后，“不敢后人，开动脑筋，去寻找教好这一课程的方式与方法”。①根据几年教学实践中了解到的学生实际情况，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张先生认为这门课应该灵活地变通一下，分为两部分，第一学年讲授“选读”部分，第二学年讲授“介绍”部分。于是建议学校对这门课程采用两阶段教学，并发愿竭尽心力，写出一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的讲稿，供学生二年级课堂之用。经过六个月的时间，近30万字的讲稿写成。随后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痛加裁削，删减为十几万字。这部讲稿于1955年定稿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学术性、独创性极为突出的史学经典入门书”。②以下根据1955年11月初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以下简称《介绍》），谈谈它的内容和在课堂教学上的重要作用。
一是全面系统地介绍历代史学典籍。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报孙渊如书》中说过：“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③梁启超先生也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④张先生启诱初学，也注意到扩大史学范围。他撰写《介绍》，开章明义，首先讲解“历史书籍的范围”。他从分析“史”字的本义入手，提出“史”字的本义是指记事之物、即文字，凡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材料都可称为史料，传统典籍有经史子集之分，“但从书籍的本身来说，都无非是用文字记载宇宙事物和社会变化的一切现象而已，用不着此疆彼界，来加以区别的”。⑤从这种观点出发，《介绍》第二章谈“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在总的说明之后，将书籍分为地下发现的书籍与纸上已有的书籍两大类。具体到第一类，其中又分甲骨文字、金石刻辞两小类；第二类又分为政事方面的、礼制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四个小类。对每个小类，《介绍》都列举了若干代表性的著作。
第三章以下，是对若干史书的具体介绍，包括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仿效《史记》写作形式而成的《汉书》等断代史、专详治乱兴衰的《资治通鉴》等政事史、专详文物典章的《通典》等制度史、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与研究历史有密切关系的沿革地理和地图、《史通》等史评书籍。最后一章即第十章谈“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书籍简目”，包括工具书、史部以外的参考书、史部以内的常用书。通过这些介绍，学生们对中国古代的基本史籍就胸中有数了。
二是突出重点，要言不烦。既然做的是“要籍介绍”，在全面讲述的基础上就要抓住最重要的书籍有所突破，以收提纲挈领之效。《介绍》的第三章、第九章就是这样的紧要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这一章分三节，前两节重点写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交待司马迁写作背景和经过后，张先生概括了《史记》总体精神上的四大特点：“善于综合过去一切旧资料，经过改造制作工夫，成为有系统的新的东西”；“对于叙述史事，采取详近略远的原则，绝不纠缠于荒远无稽之谈”；“在取材方面，注意到全社会各阶层的活动，尽可能地反映出人类历史的真相，而不专为统治阶级服务”；在叙事方面，不避权贵，不怕罪祸，敢于竭力揭发统治阶级的一切罪恶”。⑥随后又从处理问题和组织材料的角度总结出四个特点，即“真实性”“系统性”“科学性”“通俗性”。⑦第三节则介绍宋代郑樵及其《通志》，这是过去一般学者不太看重的。张先生以其淹贯博通的史识，高度肯定郑樵“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伟业，并论证《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尤其是六书、七音等略是其首创。这差不多就是全书的纲领。等到各类史籍大致介绍就绪，再归纳到第九章，说明刘知几、章学诚对各种旧史得失利弊的看法，这差不多是全书的总结。抓住这两章，对史部典籍就纲举目张了。
《介绍》的定稿和出版，对历史系的教学起到重要作用。学生不用再埋头记笔记，而是依据书本上的介绍，抓住重点和难点，去接触更多的史学原著。不久，《介绍》又“为不少高等院校所采用，并且流布国外，服务面更加扩大了。出版社几次重印，仍然供不应求。不到几年，模仿此書体例而从事编写的，风起云涌，盛极一时”。①
《介绍》出版后，张先生接到一些朋友来信，认为有关读书方法的内容谈得太简略，应该继续介绍一些校读史籍的方法和经验。张先生又发愿结合教学写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以下简称《校读法》），与《介绍》相辅而行，用来指导有志学习历史的青年们。由于有早年《广校雠略》的基础，张先生在《校读法》的设置上得心应手。他重新组织材料，将全书分为通论、分论、附论三大部分。因分论的篇幅大，又分为上下，共为四编。第一编，通论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从认识文字谈起，以至辨识版本诸问题。第二编，分论上，专谈校书方面的问题。第三编，分论下，专谈读书方面的问题。第四编，附论有关辨伪和辑佚方面的问题。全书章节的安排，是相当严密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必然要阅读中国古代史籍，而阅读古籍又需先进行校勘。因此第一编讲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掌握这些条件后，可以进一步校读古书，因而第二、三编分论校书、读书；在校读古书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现中国古代有不少伪书与散佚之书，于是第四编附论辨伪与辑佚。 需要指出的是，張先生介绍校读古籍的方法，强调要具备校读古籍的基本条件，包括掌握认识文字、辨明句读、分析篇章、钻研传注等阅读古籍的技能，熟悉古代书籍的流别、部类、传播、版本等一般情况。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工夫，它启示学生们读书治学要从低处、实处下手。张先生在谈到校书目的时，批评过去藏书家一味讲求版本、为藏书而校书的做法，提倡校书要以读书、做学问为目的，不能再走藏书家们校书的老路子，校订书籍，“特别是校订古代历史书籍，必须从发现史料、考证史料、整理史料的角度，来对待这一工作”。②在介绍读书方法时，他勉励研究本国历史的学术工作者们用联系的方法去阅读全史。③这些都表现出他对后学寄予很高的期望。校读古书，要从低处下手，要以远大自期，这是张先生介绍古籍校读方法的主要特色。
《校读法》初稿写成后，在历史系高年级开课讲授。《校读法》与《介绍》相得益彰，“《介绍》是启示人们读哪些常见书，这犹如入门的第一步；《校读法》是指导人们怎样读古籍，有如入门的第二步”。④学生们在学习《介绍》后，接着学习《校读法》，兴趣非常浓厚，都感到收获很大。这在当时全国高校范围内，称得上是一个创举。消息传开后，各地纷纷来信索取讲稿。在这个背景下，数年后中华书局出版印行《校读法》，才满足了社会的迫切需求。张先生自述此书出版之后“不独各大学历史系定为必读参考书，乃至许多机关干部和社会上历史研究工作者，都喜欢阅览它，纷纷来信，自道收益很大；认为凡是学习文科的人都应由此取得治学门径和方法；反应是比较强烈的”。⑤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也称赞此书“内容涵盖面广，文字深入浅出，是文科学生了解古籍的最佳入门书”。⑥
通过以上的回顾，可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历史文选系列课程教学在1950年代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由于张舜徽先生的努力和勤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领域的教材建设走在了全国高校同类课程的前列。时至今日，张先生历史文选教研活动仍能给我们以宝贵启示。
一是教学和科研可以互相促进。多年来，各地高校普遍追求科研成果的积累，为学校排名增加筹码，结果导致一个弊端，就是认为科研是硬指标，教学是柔指标，马虎点儿没关系，甚至认为教学与科研在时间上有冲突，因而重科研而轻教学。这种认识，当前在高校中相当普遍。张先生一辈子教书著书，从无轻视教学之心，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上面提到，他是在从事历史文选教学的过程中确定《介绍》和《校读法》两本书的内容和体例的。事实上，他早年所著《广校雠略》《四库提要叙讲疏》《扬州学记》等，就是在大学教学中形成研究思路，且写成后首先用于课堂教学上。他后来在1980年代初写成《中国文献学》，也是出于要给硕士生、博士生授课的需要，才着手撰述的。张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教学科研经历，有如下感想：“教学与科研，非但不相矛盾，而且相辅为用。科研可以提高教学，教学可以促进科研，事实确是如此，我有亲切体味。”他还提醒那些认为专搞科研才有出息、教学耽误了科研的人：“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①这不禁使我（周国林）回想起1985年夏拜访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做学问要在教学中求广，在科研中求深。”老一辈学者的这些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后来者深思。
二是教学成果也可以成为传世之作。人们不看重教学，对教学中产生的成果自然不会有较高的期待值。张先生在教学过程中撰述的著作却告诉我们，从事历史教学的人不应该自卑，不应该自己瞧不起自己。他的《介绍》《校读法》一版再版，《介绍》还在1979年修订为《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以下简称《举要》），深受学术界欢迎。2003年，《举要》和《校读法》列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张舜徽集》第一辑出版，随后已几次重印。据悉，商务印书馆辑印20世纪学术名著，《举要》与《校读法》已收入其中。这是我们身边的例子，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认识：教学中的优秀成果也可以成为传世之作。不仅如此，由于这类书更容易进课堂，不会被束之高阁，阅读群体大，传播范围广，是给青年们夯实基础的入门书，因而更具有社会价值。不重视教学中的优秀成果，实在没有理由。
【作者简介】邱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
周国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In 1950s， Mr Zhang shunhui teaches a series of cours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antholog in college.In order to meet the teaching needs， Mr zhang who is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not only selects and compile a book Zhong Guo Li Shi Wen Xuan but also writes two books Zhong Guo Li Shi Yao Ji Jie Shao and Zhong Guo Gu Dai Shi Ji Jiao Du Fa .The book Zhong Guo Li Shi Wen Xuan which is printed inside the printing plant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s so related to all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ancient times that it has a great atmosphere.This book Zhong Guo Li Shi Yao Ji Jie Shao introduces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another book Zhong Guo Gu Dai Shi Ji Jiao Du Fa telaborates on the methods of reading ancient books. They are not only excellent textbooks but also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writing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current history course teaching to review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history in 1950s and to understand the hardships and dilig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tage.
Key Words： Zhang Shunhui， 1950s，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Activities of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tho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