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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个词被频频提及，那就是“一带一路”。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条起始于古代中国腹地，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把中国的丝绸输往波斯和罗马，把西方的珍贵植物、香料等输往中国，一个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时至今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直与丝绸之路留下的“遗产”有着亲密接触，比如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一些植物。这些植物，我们司空见惯，但它们的传奇经历，我们可能并不知晓。
小麦自曝身世：我的名字又叫“来”
从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算起，丝绸之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实际上早在张骞之前，东西方就已经通过这条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大通道互通有无了。
让我们先回溯一下前丝路时代物种输入中国的最典型、最珍贵的标本——小麦。迄今的考古发现证明，小麦的原产地是西亚、北非地区的两河流域。而中国最早发现的小麦，出土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它的东边就是著名的楼兰遗址。小河墓地的每座墓里，都随葬一个草编篓，里面装有小麦。小河墓地有大约4 000年历史，也就是说，早在4 000年前，小麦就已经从两河流域传入。大约1 000年之后，小麦的身影又出现于小河墓地以东的吐鲁番地区，这一地区的洋海古墓群中，随葬的植物、食品中就包括小麦。这一发现生动地描绘出小麦由西向东渐次传入中国的路线图。
距今3 000多年、出土于中原黄河流域的甲骨文中，有两个字保存了小麦由西向东传入中原地区这一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它们是“来”和“麦”。
我们先来看“来”字的演变过程。
“来”的繁体字是“來”，甲骨文字形之一（图1），很明显这是一个象形字，形状像一株小麦，中间是直立的麦秆，上面是左右对生的麦叶，下面是麦根。“来”的甲骨文字形之二（图2），上面的斜撇像成熟后下垂的麦穗。最早的甲骨文后来被金文取代，“来”的金文字形（图3），将下垂的麦穗之形变为一横，而且表示麦秆的一竖还穿透了这一横，这就为字形的“讹变”埋下了伏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政策，小篆成为官方文字，“来”的小篆字形（图4），跟金文字形以及后世使用的繁体字形“來”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据此可以看出，“来”的本义是外来的小麦，后来引申为来去的来。
再来看“麦”字的演变过程。
“麦”的繁体字是“麥”，甲骨文字形（图5），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是“来”，即麦子；下面是“夊”，也就是“止”的倒写，像一只脚趾朝下的脚。甲骨文中的脚都是有方向性的，脚趾朝下就表示从外而来，而“麦”的所有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脚趾都朝下。因此整个字形会意为：麦子是从外地引进而来的作物。“麦”的金文字形（图6）、小篆字形（图7），都大同小异，跟后世使用的繁体字形“麥”都没有什么区别。
“来”和“麦”的甲骨文字形，再结合小河墓地和洋海古墓群的重大考古发现，就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小麦从西亚、北非的两河流域一直向东传播，经由西域传入中原黄河流域的路线，并在“来”和“麦”的甲骨文字形中深深地植下了这一传播密码。
南宋初年，北方人大量迁移到长江以南，小麦的需求量因而急剧增加，小麦从此成为遍布中国的作物。
胡瓜改黄瓜，隋炀帝的野心相当大
鲜为人知的是，黄瓜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古代中国人最早把黄瓜叫成“胡瓜”。“胡瓜”其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公元6世纪，也就是说，“胡瓜”传入中国，当在公元6世纪之前。
“胡瓜”的名字明明叫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名叫“黄瓜”呢？文献记载，是隋炀帝给它改这个名字的，原来隋皇室有鲜卑血统，统一中国之后，“讳胡”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隋炀帝才将涉“胡”的字眼一律更换。不过“黄瓜”本是绿色，为何隋炀帝还要叫它“黄瓜”呢？这要从中国古代的五色系统说起。
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正色指青、赤、黄、白、黑5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指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它们是由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正色和间色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要求非常严格，丝毫不能混用。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人的这种色彩观点也在发生改变。而在5种正色之中，按照五行学说，黄为土色，位在中央，因此黄色属于中央之色。隋朝以异族的鲜卑血统入主中原，隋炀帝正是为了宣示隋皇室统治的正统性，才无视“黄瓜”之绿色而改了这个名字。
学会种甘蔗之后，中国用白糖回报世界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这是说，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字长康）吃甘蔗先从梢部吃起的习惯引发了当时人的调笑，可知当时人吃甘蔗都是从最甜的根部吃起，但顾恺之的辩解理由却为汉语词汇库添加了一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成语——“渐入佳境”，本义是从甘蔗的梢部到根部，越吃越甜。
甘蔗的原产地是印度、东南亚的热带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已传入中国南方，不过那时的名字叫“柘”，“蔗”是汉代以后的晚起字。即使甘蔗早已传入中国，但也仅限于南方种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打到彭城（今江苏徐州），派人向建康（今南京）的南朝刘宋武陵王刘骏索求甘蔗。甚至到了唐代，唐代宗还将甘蔗当成珍贵的礼物，赏赐给郭子仪20条。
唐太宗还派人去摩伽佗国（古代印度的一个王国）学习了熬糖法，不过，唐人从摩伽佗国学来的制糖工艺，制出的仅仅是颗粒状的红糖，而不是进一步提纯出来的白糖（糖霜）。唐代宗年间，制作白糖的方法在四川一带流行开来。中国制造的白糖从明代开始大量出口，反馈到印度，以至于印地文中的一个单词cīnī（中国的），还有个意思就是白糖。这又印证了印度从中国学习炼制白糖的方法，或者从中国输入白糖。
宋金交战时，北方人身体涂大蒜辟邪
大蒜的原产地是西亚和中亚，最迟在汉代传入中国。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大蒜最初都是作为药用的。欧洲民间传说普遍认为蒜头、丁香可以阻止狼人和吸血鬼的靠近。这一民间传说无从考证起源，但在宋代的中国，有一种习俗与此极为相似。
据南宋学者罗愿所著《尔雅翼》记载：“今北人以大蒜等涂体，爱其芳气，又以护寒，且生啖之。南人所不习，效之者无不目肿。”大蒜气味辛辣，涂抹在身上何来的“芳气”？罗愿虽然语焉不详，但南宋偏居江南，他所说的“北人”，当然是指长江以北沦陷于金国的居民，两国形成对峙局面，这一地区的居民刚好位于拉锯战的中间地段，也许，“以大蒜等涂体”的习俗正是连年战乱之中的某种辟邪行为。
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个日常俗语“装蒜”，很多人都以为是从“水仙不开花——装蒜”而来。水仙属于石蒜科植物，但“装蒜”的语源却并非由此而来。古人认为蒜吃多了会降低人的视力，而“装蒜”的意思是装糊涂，“糊涂”一词的本义是形容视觉模糊、看不清楚，这才是“装蒜”的真正语源。
丝绸之路，这条起始于古代中国腹地，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把中国的丝绸输往波斯和罗马，把西方的珍贵植物、香料等输往中国，一个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时至今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直与丝绸之路留下的“遗产”有着亲密接触，比如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一些植物。这些植物，我们司空见惯，但它们的传奇经历，我们可能并不知晓。
小麦自曝身世：我的名字又叫“来”
从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算起，丝绸之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实际上早在张骞之前，东西方就已经通过这条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大通道互通有无了。
让我们先回溯一下前丝路时代物种输入中国的最典型、最珍贵的标本——小麦。迄今的考古发现证明，小麦的原产地是西亚、北非地区的两河流域。而中国最早发现的小麦，出土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它的东边就是著名的楼兰遗址。小河墓地的每座墓里，都随葬一个草编篓，里面装有小麦。小河墓地有大约4 000年历史，也就是说，早在4 000年前，小麦就已经从两河流域传入。大约1 000年之后，小麦的身影又出现于小河墓地以东的吐鲁番地区，这一地区的洋海古墓群中，随葬的植物、食品中就包括小麦。这一发现生动地描绘出小麦由西向东渐次传入中国的路线图。
距今3 000多年、出土于中原黄河流域的甲骨文中，有两个字保存了小麦由西向东传入中原地区这一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它们是“来”和“麦”。
我们先来看“来”字的演变过程。
“来”的繁体字是“來”，甲骨文字形之一（图1），很明显这是一个象形字，形状像一株小麦，中间是直立的麦秆，上面是左右对生的麦叶，下面是麦根。“来”的甲骨文字形之二（图2），上面的斜撇像成熟后下垂的麦穗。最早的甲骨文后来被金文取代，“来”的金文字形（图3），将下垂的麦穗之形变为一横，而且表示麦秆的一竖还穿透了这一横，这就为字形的“讹变”埋下了伏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政策，小篆成为官方文字，“来”的小篆字形（图4），跟金文字形以及后世使用的繁体字形“來”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据此可以看出，“来”的本义是外来的小麦，后来引申为来去的来。
再来看“麦”字的演变过程。
“麦”的繁体字是“麥”，甲骨文字形（图5），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是“来”，即麦子；下面是“夊”，也就是“止”的倒写，像一只脚趾朝下的脚。甲骨文中的脚都是有方向性的，脚趾朝下就表示从外而来，而“麦”的所有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脚趾都朝下。因此整个字形会意为：麦子是从外地引进而来的作物。“麦”的金文字形（图6）、小篆字形（图7），都大同小异，跟后世使用的繁体字形“麥”都没有什么区别。
“来”和“麦”的甲骨文字形，再结合小河墓地和洋海古墓群的重大考古发现，就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小麦从西亚、北非的两河流域一直向东传播，经由西域传入中原黄河流域的路线，并在“来”和“麦”的甲骨文字形中深深地植下了这一传播密码。
南宋初年，北方人大量迁移到长江以南，小麦的需求量因而急剧增加，小麦从此成为遍布中国的作物。
胡瓜改黄瓜，隋炀帝的野心相当大
鲜为人知的是，黄瓜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古代中国人最早把黄瓜叫成“胡瓜”。“胡瓜”其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公元6世纪，也就是说，“胡瓜”传入中国，当在公元6世纪之前。
“胡瓜”的名字明明叫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名叫“黄瓜”呢？文献记载，是隋炀帝给它改这个名字的，原来隋皇室有鲜卑血统，统一中国之后，“讳胡”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隋炀帝才将涉“胡”的字眼一律更换。不过“黄瓜”本是绿色，为何隋炀帝还要叫它“黄瓜”呢？这要从中国古代的五色系统说起。
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正色指青、赤、黄、白、黑5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指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它们是由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正色和间色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要求非常严格，丝毫不能混用。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人的这种色彩观点也在发生改变。而在5种正色之中，按照五行学说，黄为土色，位在中央，因此黄色属于中央之色。隋朝以异族的鲜卑血统入主中原，隋炀帝正是为了宣示隋皇室统治的正统性，才无视“黄瓜”之绿色而改了这个名字。
学会种甘蔗之后，中国用白糖回报世界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这是说，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字长康）吃甘蔗先从梢部吃起的习惯引发了当时人的调笑，可知当时人吃甘蔗都是从最甜的根部吃起，但顾恺之的辩解理由却为汉语词汇库添加了一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成语——“渐入佳境”，本义是从甘蔗的梢部到根部，越吃越甜。
甘蔗的原产地是印度、东南亚的热带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已传入中国南方，不过那时的名字叫“柘”，“蔗”是汉代以后的晚起字。即使甘蔗早已传入中国，但也仅限于南方种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打到彭城（今江苏徐州），派人向建康（今南京）的南朝刘宋武陵王刘骏索求甘蔗。甚至到了唐代，唐代宗还将甘蔗当成珍贵的礼物，赏赐给郭子仪20条。
唐太宗还派人去摩伽佗国（古代印度的一个王国）学习了熬糖法，不过，唐人从摩伽佗国学来的制糖工艺，制出的仅仅是颗粒状的红糖，而不是进一步提纯出来的白糖（糖霜）。唐代宗年间，制作白糖的方法在四川一带流行开来。中国制造的白糖从明代开始大量出口，反馈到印度，以至于印地文中的一个单词cīnī（中国的），还有个意思就是白糖。这又印证了印度从中国学习炼制白糖的方法，或者从中国输入白糖。
宋金交战时，北方人身体涂大蒜辟邪
大蒜的原产地是西亚和中亚，最迟在汉代传入中国。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大蒜最初都是作为药用的。欧洲民间传说普遍认为蒜头、丁香可以阻止狼人和吸血鬼的靠近。这一民间传说无从考证起源，但在宋代的中国，有一种习俗与此极为相似。
据南宋学者罗愿所著《尔雅翼》记载：“今北人以大蒜等涂体，爱其芳气，又以护寒，且生啖之。南人所不习，效之者无不目肿。”大蒜气味辛辣，涂抹在身上何来的“芳气”？罗愿虽然语焉不详，但南宋偏居江南，他所说的“北人”，当然是指长江以北沦陷于金国的居民，两国形成对峙局面，这一地区的居民刚好位于拉锯战的中间地段，也许，“以大蒜等涂体”的习俗正是连年战乱之中的某种辟邪行为。
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个日常俗语“装蒜”，很多人都以为是从“水仙不开花——装蒜”而来。水仙属于石蒜科植物，但“装蒜”的语源却并非由此而来。古人认为蒜吃多了会降低人的视力，而“装蒜”的意思是装糊涂，“糊涂”一词的本义是形容视觉模糊、看不清楚，这才是“装蒜”的真正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