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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为“蓝色东欧”系列翻译了一本《天堂超市》，作者马利亚什·贝拉黑色喜剧的夸张手法完全颠覆了读者对天堂的想象，让我一边译一边忍不住噗嗤发笑，还迫使我想了一堆挺哲学的问题：另一个世界到底好不好？在天堂做活死人（听起来像成仙）幸福吗？
其实，这本小说的原名是《一个死人的日记》，但因为编辑担心国内读者忌讳“死”字，所以改了书名。这书在匈牙利是畅销书，没有读者觉得书名里有个“死”字有什么不妥。想来这是文化差异。
的确，欲望和死亡，是中国人总是极力回避的两个话题，即便它们是我们作为生物之人存在的两个不可能绕开的本质性问题。如果让我来概括“人生”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在一层层剥掉社会、历史、文化等葱皮之后，人生就出生——欲望——死亡这“三点一线”，人一辈子从生到死，就是一个欲望过程。欲望固然存在肉体与精神两个层面，前者包括食欲、色欲、安全欲，后者包括社会化了的物欲、权欲、成功欲或公正欲，但后者均是从前者里生长出来的，前者是后者的培养基和原动力。
致欲望，就是致我们的肉体与精神。肉体拧巴，精神必然拧巴。致欲望，就是致人生，致尊严。正视欲望，是尊严的起步。
都说欲望与生俱来，但一样东西假如你不知道你拥有，就等于没有。我们这批出生在无欲时代的“60后”，就亲历了一个荒诞而漫长的脱愚过程。若把这些经验讲给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会当成一个笑话听。曾几何时，全国人民只看八个戏，戏里人全是孤男寡女，却没有爱情。在那个时代，“爱”“情”二字只能分开来说，用于意识形态，更不要谈“欲望”了，那被划给了阶级敌人。无欲，还不是禁欲，因为禁的前提是先要有，我们的则在萌芽里就被扼杀了。
从心理学角度讲，三岁幼儿就开始萌发性别意识，可我们那代人后天变异，性别意识出现得很晚，即使有也残缺不全。在我们看来，男女之别只限于发型和嗓音上。
如果说还有区别，那就是厕所，男生女生各上各的。记得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里，小学生也要学黄帅，三天两头被逼着给老师们提意见。那时的老师们都夹着尾巴做人，实在没有把柄供孩子们抓。也不知道是哪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先开的头，遇到男老师就说他们“打骂学生”，遇到女老师就说她们“偷看男厕所”，于是其他同学纷纷仿效，仿佛女老师偷看男厕所时，我们都站在她的身后。不过女老师并不生气，而是谢谢同学们，表示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想来大家只是相互配合演一场戏，无所谓尊严。
北京北顺城街小学原是一座小庙，教室的门窗很少有玻璃，基本都是糊窗纸。男女厕所设在后院。课间流行一种“拔河”游戏，并不是真用绳子拔，而是男生一边，女生一边，每个人都抱着前一个的腰。战场设在女厕所，想来男生脸皮厚，万一被女生拽进去，哈哈一笑了之，女生若被拽进男厕所，脸上肯定是挂不住的。按理说女生是拉不过男生的，但男生队伍里总会有人故意突然大撒把，打前阵的男生于是被出卖。不过这也是期望中的结果，被拽进去的男生趁机满足一下好奇心，结果失望地发现：女厕跟男厕没什么区别，一排蹲坑而已。
又过几年，虽然有了第二性征，但对自己的身体仍一无所知。在卫生课看画面哆嗦、声音刺啦的黑白纪录片，知道了蛔虫绦虫蛲虫和钩虫，知道了为什么饭前便后要洗手，但对片子里讲的“睡觉不能趴着”“两手要放到被子外”“醒来要革命意志坚定，不可恋床”，我始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即便那时已开始梦遗。
致欲望，首先要致我们的身体，无论你认为它是天授神授还是父母授，它都是我们生命的本体，我们理应了解和尊重它。我刚翻译好一个大部头，纳道什·彼得三卷本的《平行故事》。作者通过一具具挣扎的个体肉身，讲述20世纪欧洲的沉重记忆。我写了篇序，题目是《走进身体的殿堂深處》——身体记忆是特有的人类文化。
小时候我住北京学院胡同1号的大四合院里，大门道外有上马石，高台阶上有狮子门墩，据说那是清室宗亲德公府邸，我们住时已变成了大杂院，后来被金融街埋葬了。我家住在影壁墙东侧的小跨院，院里只有两户，我家和冯家。有一年冯家二哥结婚，宾客满堂。第二年冯家添丁，而且是一个“带把儿”的小子，满月后免不了又热闹一番。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琢磨并犹豫了好几天后，我终于按耐不住孩子的好奇，问了母亲一个问题。
“妈，二哥怎么生的孩子？”
“二哥跟二嫂结婚了呀。”
“结婚怎么就能生孩子？”
“结了婚，二哥跟二嫂就睡在一个屋里。”
“在一个屋子里怎么就……？”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母亲不耐烦地把我打断了，可能怕我再问下去。
之后的几天，这个无解的疑问持续发酵，把我折磨得脑仁疼。我没问出口的下一句是：那我跟表姐也睡在一个屋里，怎么没有小孩？随后又滋生出新的焦虑，万一我们真有了该怎么办？现在回想十分搞笑，与其说天真，不如说愚昧。那时候我已是初中生，母亲是复兴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但对一个绕不开的常识却羞于启齿，让我焦虑了好几年。
高三那年，为了便于高考复习我住进了学校宿舍，发现男生对身体的无知和焦虑是普遍的，我不是特例。母亲有位同事的丈夫在群众出版社工作，有时会送新书给她。母亲只看医书，从不读闲书，所以拿回家的书直接归我。真不愧是公安系统的出版社，不仅让我心惊肉跳地读了仁木悦子的推理小说《猫知道》，还意外翻到一本讲克格勃内幕的《色情间谍》。那本书在男生宿舍里疯传了好久，大家连蒙带猜地知道了男女间有做爱这回事。 1983年我考进北医读临床医学，在满眼紫肉黄油的解剖课上搞清了欲望器官的结构和生理机制，终于使从电影、小说里看来的爱情找到了肉体的附着。大四后我到北大医院实习，在草岚子胡同的宿舍里男生们传看了一阵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有同学搞到了法国人拍的同名电影的录像带，面对赤裸的情色，即便画面唯美，但感觉冲击仍很凶猛，第一次在我头脑里把爱与欲望整合到一起。
从那之后，我跟我自己的身体讲和，欲望不再是洪水猛兽。从那之后，我更迷恋文学，它不仅让我看到世界，走进历史，还潜入欲望，突破自己生活的局限，了解欲望的丰富、辽广，以及同时孕育了创造性和危险性的复杂。
致欲望，致我们逝去了的青春。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最终还是体验到了烟花绽放。
好在那个年代过去了，解放思想最终惠及到个体的人。自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年轻人经历了一次次思考的训练：讨论《大众电影》封底王子与公主接吻的照片是不是污秽，讨论邓丽君的歌曲是不是靡靡之音，讨论张华跳进粪坑救老农值不值得，讨论郎平说“不当冠军就不是好运动员”对不对，讨论张贤亮的小说宣扬的是情色还是人性……还记得《中国青年》杂志一封“潘晓来信”引发了那场大讨论，噩梦之后，谁的青春不迷茫？据说编辑部收到6万多封来信，最后以《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一文做终结。那篇文章有句话在当时听来是破天荒的：“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遭过绑缚的人最能体会解放的滋味，噩梦之后，我们终于从千人一面的集体中逐渐将个体剥离出来，辨识出自己。
致欲望，致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启蒙时代。解放欲望，是人本主义的苏醒;承认欲望，是个体生命独立的基础;尊重欲望，是人权意识的起点。
沈从文在《中国人的病》里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哲学，他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做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
我们不缺复古，缺的是启蒙，看看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对现代欧洲文明的推动，就能查出我们的病症。致欲望，也是致启蒙，尊重欲望，也是尊重人权。我们不缺灌输，缺的是思考;我们不缺听从，缺的是怀疑;我们不缺人头，缺的是面孔。致欲望，等于致个体。
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之人，欲望也形形色色。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里去除，中华精神科学会也在十年后对“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进行了同样的修改，承认同性情感也是人类欲望的一种正常类别，不是病，更不是罪。然而时间又过去15年，一些部门却把同性恋跟乱伦、性侵、性变态、性虐待和性暴力并列为“非正常性关系”，不知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至少说明有一部分欲望还没有获得尊重。
致欲望，致那些还未获得尊严、在磕绊中寻求理解和包容的欲望。
1987年我们赶上一轮教育改革，在正常临床实习计划中挤出了一个“小学期”，每个同学可以根据兴趣挑选一个科室，深入进去做三个月课题。我当时选择了精神卫生研究所（北医六院的前身），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有故事，距离人更近。我先是跟着从英国归来不久的李丛培教授搞了一个月的司法鉴定，每天跟纵火狂、性暴力、性亢进和反社会人格者打交道，看到因欲望失控而犯罪的扭曲面孔;之后我又跟方明昭教授做了两个月更前卫的课题，通过对14例性变态的行为治疗和病因调查，目睹了生活中看上去正常之人如何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危险地走钢丝。跟前一组不同，后一组更值得理解和同情，他们中有几位是大学教授和中科院专家，都是各自行业中的佼佼者，都有着复杂坎坷、感情色彩丰富的特殊阅历。我在他们剑走偏锋的欲望背后，看到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脆弱。他们的遭遇，并不是简单的欲望丑闻，而是折射了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渺小。摩擦癖、暴露癖等种种反常的欲望表现，只是他们情绪释放的羞耻方式，只因失掉了理智的缰绳。
那三个月的经历对我来说极其重要，让我对欲望、对理性、对生命有了深一步的观察和理解，对我后来的文学生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从那时明白了，欲望需要尊重，但也需要节制，一旦失控就会导致人生摧毁。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心智和思想。一个人盲目地追逐欲望，是因为他还不懂欲望。只有懂得节制，欲望才能获得尊严，才有可能升华到精神层面。正如史铁生所说：“说到底，性之中原就埋着爱的种子，上帝把人分开成两半，原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孤独并崇尚爱情吧，上帝把性和爱联系起来，那是为了，给爱一种语言或一个仪式，给性一个引导或一种理想。”
应该承认，作为原动力的欲望本身是多指向和非理智的，因此它的多形态和多向性也有其生物合理性。你掌控了它，便是欲望的贵族;否则就沦为它的囚徒或牺牲品。凡事有度，欲望更是如此，只有在合理范围内才值得尊重和捍卫。禁欲无尊严可言，纵欲则丧失尊严。
在欲望被解除禁锢40年后，从一个极端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社会从极度贫困变成物欲横流。色欲、物欲、权欲的三位一体已疯狂到无以复加，少数人占有巨量社会资源，精英利己，平民冷漠，连作家都按照收入排行，一切都跳着娱乐至死的超魔幻舞步。媒体报道是用钱买的，蒙骗老年人的保健品广告铺天盖地，娱乐节目造假金融也造假，机场火车站的书亭里一概成功學当道，人们为了一夜暴富而不择手段，食品安全、空气污染、教育乱象、文化鸡血无不折射出欲望的贪婪。
马上进入5G时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为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疯狂的欲望提供了快速通道。这当然不是科技本身的错，问题是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如果只是被动卷入，那就很容易迷失，毕竟人性中有着与生俱来的动物性，追逐欲望是人性的弱点，失控的欲望反过来会将人身上的动物性无限放大。
前一阵连续看到三条消息，都跟摄像头有关：第一条，一些旅馆客房偷装摄像头，一对年轻恋人的做爱视频被人传上了付费的成人网，最后这对恋人不堪压力分手。第二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最新发布了公安视频人工智能监控的成果，街头的监视器已能做人流量分析、禁入区自动预警、异常行为智能预警、挥手求救，并通过人脸识别在茫茫人海里轻易找到或跟踪一个人。第三条，高法内部丢公文，而且摄像头失灵。将三个消息糅到一起，我忍不住为自己的隐私和尊严担心。当你时刻在摄像头的注视下赤裸地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更可怕的是，当你真需要这些技术帮助时，它们随时有可能坏掉。
信息爆炸，欲望爆炸，人的生活、认知和情感都变成了碎片，在磁悬浮的轨道上拼命加速。5G时代，更多的人工智能将应用于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的存在变得日益渺小，个体的欲望越来越被他人意志操控，被漠视，或被放大，被利用，甚至被篡改。
我不希望自己的欲望再度丧失或被剥夺。当人们热衷于探讨谁的5G先征服世界，憧憬5G将给生活带来何种脑洞大开的改变时，我更关心的是个体的空间、隐私、自主性和独立性。也许我老派，我宁愿速度慢些，信息少些，吃得简单些，用得朴素些。我只想尽可能地让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受控于别人，尊严是我最后的防线。因此我试图抵抗，哪怕这抵抗脆弱无效。克尔凯郭尔有一句很被流行的话：“假装忙碌，假装努力地活着，假装是我自己近日的心得：睡得少，并把醒着的全部时间花在努力写作上，然后承认整件事情是个笑话——此中含有一种真正的精神严肃性。”
站在5G的门口，我更在乎欲望的尊严，在乎它是否还属于我，在乎效法克尔凯郭尔式自省的可能性。
（作者系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其实，这本小说的原名是《一个死人的日记》，但因为编辑担心国内读者忌讳“死”字，所以改了书名。这书在匈牙利是畅销书，没有读者觉得书名里有个“死”字有什么不妥。想来这是文化差异。
的确，欲望和死亡，是中国人总是极力回避的两个话题，即便它们是我们作为生物之人存在的两个不可能绕开的本质性问题。如果让我来概括“人生”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在一层层剥掉社会、历史、文化等葱皮之后，人生就出生——欲望——死亡这“三点一线”，人一辈子从生到死，就是一个欲望过程。欲望固然存在肉体与精神两个层面，前者包括食欲、色欲、安全欲，后者包括社会化了的物欲、权欲、成功欲或公正欲，但后者均是从前者里生长出来的，前者是后者的培养基和原动力。
致欲望，就是致我们的肉体与精神。肉体拧巴，精神必然拧巴。致欲望，就是致人生，致尊严。正视欲望，是尊严的起步。
都说欲望与生俱来，但一样东西假如你不知道你拥有，就等于没有。我们这批出生在无欲时代的“60后”，就亲历了一个荒诞而漫长的脱愚过程。若把这些经验讲给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会当成一个笑话听。曾几何时，全国人民只看八个戏，戏里人全是孤男寡女，却没有爱情。在那个时代，“爱”“情”二字只能分开来说，用于意识形态，更不要谈“欲望”了，那被划给了阶级敌人。无欲，还不是禁欲，因为禁的前提是先要有，我们的则在萌芽里就被扼杀了。
从心理学角度讲，三岁幼儿就开始萌发性别意识，可我们那代人后天变异，性别意识出现得很晚，即使有也残缺不全。在我们看来，男女之别只限于发型和嗓音上。
如果说还有区别，那就是厕所，男生女生各上各的。记得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里，小学生也要学黄帅，三天两头被逼着给老师们提意见。那时的老师们都夹着尾巴做人，实在没有把柄供孩子们抓。也不知道是哪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先开的头，遇到男老师就说他们“打骂学生”，遇到女老师就说她们“偷看男厕所”，于是其他同学纷纷仿效，仿佛女老师偷看男厕所时，我们都站在她的身后。不过女老师并不生气，而是谢谢同学们，表示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想来大家只是相互配合演一场戏，无所谓尊严。
北京北顺城街小学原是一座小庙，教室的门窗很少有玻璃，基本都是糊窗纸。男女厕所设在后院。课间流行一种“拔河”游戏，并不是真用绳子拔，而是男生一边，女生一边，每个人都抱着前一个的腰。战场设在女厕所，想来男生脸皮厚，万一被女生拽进去，哈哈一笑了之，女生若被拽进男厕所，脸上肯定是挂不住的。按理说女生是拉不过男生的，但男生队伍里总会有人故意突然大撒把，打前阵的男生于是被出卖。不过这也是期望中的结果，被拽进去的男生趁机满足一下好奇心，结果失望地发现：女厕跟男厕没什么区别，一排蹲坑而已。
又过几年，虽然有了第二性征，但对自己的身体仍一无所知。在卫生课看画面哆嗦、声音刺啦的黑白纪录片，知道了蛔虫绦虫蛲虫和钩虫，知道了为什么饭前便后要洗手，但对片子里讲的“睡觉不能趴着”“两手要放到被子外”“醒来要革命意志坚定，不可恋床”，我始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即便那时已开始梦遗。
致欲望，首先要致我们的身体，无论你认为它是天授神授还是父母授，它都是我们生命的本体，我们理应了解和尊重它。我刚翻译好一个大部头，纳道什·彼得三卷本的《平行故事》。作者通过一具具挣扎的个体肉身，讲述20世纪欧洲的沉重记忆。我写了篇序，题目是《走进身体的殿堂深處》——身体记忆是特有的人类文化。
小时候我住北京学院胡同1号的大四合院里，大门道外有上马石，高台阶上有狮子门墩，据说那是清室宗亲德公府邸，我们住时已变成了大杂院，后来被金融街埋葬了。我家住在影壁墙东侧的小跨院，院里只有两户，我家和冯家。有一年冯家二哥结婚，宾客满堂。第二年冯家添丁，而且是一个“带把儿”的小子，满月后免不了又热闹一番。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琢磨并犹豫了好几天后，我终于按耐不住孩子的好奇，问了母亲一个问题。
“妈，二哥怎么生的孩子？”
“二哥跟二嫂结婚了呀。”
“结婚怎么就能生孩子？”
“结了婚，二哥跟二嫂就睡在一个屋里。”
“在一个屋子里怎么就……？”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母亲不耐烦地把我打断了，可能怕我再问下去。
之后的几天，这个无解的疑问持续发酵，把我折磨得脑仁疼。我没问出口的下一句是：那我跟表姐也睡在一个屋里，怎么没有小孩？随后又滋生出新的焦虑，万一我们真有了该怎么办？现在回想十分搞笑，与其说天真，不如说愚昧。那时候我已是初中生，母亲是复兴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但对一个绕不开的常识却羞于启齿，让我焦虑了好几年。
高三那年，为了便于高考复习我住进了学校宿舍，发现男生对身体的无知和焦虑是普遍的，我不是特例。母亲有位同事的丈夫在群众出版社工作，有时会送新书给她。母亲只看医书，从不读闲书，所以拿回家的书直接归我。真不愧是公安系统的出版社，不仅让我心惊肉跳地读了仁木悦子的推理小说《猫知道》，还意外翻到一本讲克格勃内幕的《色情间谍》。那本书在男生宿舍里疯传了好久，大家连蒙带猜地知道了男女间有做爱这回事。 1983年我考进北医读临床医学，在满眼紫肉黄油的解剖课上搞清了欲望器官的结构和生理机制，终于使从电影、小说里看来的爱情找到了肉体的附着。大四后我到北大医院实习，在草岚子胡同的宿舍里男生们传看了一阵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有同学搞到了法国人拍的同名电影的录像带，面对赤裸的情色，即便画面唯美，但感觉冲击仍很凶猛，第一次在我头脑里把爱与欲望整合到一起。
从那之后，我跟我自己的身体讲和，欲望不再是洪水猛兽。从那之后，我更迷恋文学，它不仅让我看到世界，走进历史，还潜入欲望，突破自己生活的局限，了解欲望的丰富、辽广，以及同时孕育了创造性和危险性的复杂。
致欲望，致我们逝去了的青春。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最终还是体验到了烟花绽放。
好在那个年代过去了，解放思想最终惠及到个体的人。自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年轻人经历了一次次思考的训练：讨论《大众电影》封底王子与公主接吻的照片是不是污秽，讨论邓丽君的歌曲是不是靡靡之音，讨论张华跳进粪坑救老农值不值得，讨论郎平说“不当冠军就不是好运动员”对不对，讨论张贤亮的小说宣扬的是情色还是人性……还记得《中国青年》杂志一封“潘晓来信”引发了那场大讨论，噩梦之后，谁的青春不迷茫？据说编辑部收到6万多封来信，最后以《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一文做终结。那篇文章有句话在当时听来是破天荒的：“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遭过绑缚的人最能体会解放的滋味，噩梦之后，我们终于从千人一面的集体中逐渐将个体剥离出来，辨识出自己。
致欲望，致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启蒙时代。解放欲望，是人本主义的苏醒;承认欲望，是个体生命独立的基础;尊重欲望，是人权意识的起点。
沈从文在《中国人的病》里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哲学，他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做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
我们不缺复古，缺的是启蒙，看看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对现代欧洲文明的推动，就能查出我们的病症。致欲望，也是致启蒙，尊重欲望，也是尊重人权。我们不缺灌输，缺的是思考;我们不缺听从，缺的是怀疑;我们不缺人头，缺的是面孔。致欲望，等于致个体。
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之人，欲望也形形色色。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里去除，中华精神科学会也在十年后对“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进行了同样的修改，承认同性情感也是人类欲望的一种正常类别，不是病，更不是罪。然而时间又过去15年，一些部门却把同性恋跟乱伦、性侵、性变态、性虐待和性暴力并列为“非正常性关系”，不知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至少说明有一部分欲望还没有获得尊重。
致欲望，致那些还未获得尊严、在磕绊中寻求理解和包容的欲望。
1987年我们赶上一轮教育改革，在正常临床实习计划中挤出了一个“小学期”，每个同学可以根据兴趣挑选一个科室，深入进去做三个月课题。我当时选择了精神卫生研究所（北医六院的前身），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有故事，距离人更近。我先是跟着从英国归来不久的李丛培教授搞了一个月的司法鉴定，每天跟纵火狂、性暴力、性亢进和反社会人格者打交道，看到因欲望失控而犯罪的扭曲面孔;之后我又跟方明昭教授做了两个月更前卫的课题，通过对14例性变态的行为治疗和病因调查，目睹了生活中看上去正常之人如何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危险地走钢丝。跟前一组不同，后一组更值得理解和同情，他们中有几位是大学教授和中科院专家，都是各自行业中的佼佼者，都有着复杂坎坷、感情色彩丰富的特殊阅历。我在他们剑走偏锋的欲望背后，看到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脆弱。他们的遭遇，并不是简单的欲望丑闻，而是折射了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渺小。摩擦癖、暴露癖等种种反常的欲望表现，只是他们情绪释放的羞耻方式，只因失掉了理智的缰绳。
那三个月的经历对我来说极其重要，让我对欲望、对理性、对生命有了深一步的观察和理解，对我后来的文学生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从那时明白了，欲望需要尊重，但也需要节制，一旦失控就会导致人生摧毁。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心智和思想。一个人盲目地追逐欲望，是因为他还不懂欲望。只有懂得节制，欲望才能获得尊严，才有可能升华到精神层面。正如史铁生所说：“说到底，性之中原就埋着爱的种子，上帝把人分开成两半，原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孤独并崇尚爱情吧，上帝把性和爱联系起来，那是为了，给爱一种语言或一个仪式，给性一个引导或一种理想。”
应该承认，作为原动力的欲望本身是多指向和非理智的，因此它的多形态和多向性也有其生物合理性。你掌控了它，便是欲望的贵族;否则就沦为它的囚徒或牺牲品。凡事有度，欲望更是如此，只有在合理范围内才值得尊重和捍卫。禁欲无尊严可言，纵欲则丧失尊严。
在欲望被解除禁锢40年后，从一个极端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社会从极度贫困变成物欲横流。色欲、物欲、权欲的三位一体已疯狂到无以复加，少数人占有巨量社会资源，精英利己，平民冷漠，连作家都按照收入排行，一切都跳着娱乐至死的超魔幻舞步。媒体报道是用钱买的，蒙骗老年人的保健品广告铺天盖地，娱乐节目造假金融也造假，机场火车站的书亭里一概成功學当道，人们为了一夜暴富而不择手段，食品安全、空气污染、教育乱象、文化鸡血无不折射出欲望的贪婪。
马上进入5G时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为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疯狂的欲望提供了快速通道。这当然不是科技本身的错，问题是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如果只是被动卷入，那就很容易迷失，毕竟人性中有着与生俱来的动物性，追逐欲望是人性的弱点，失控的欲望反过来会将人身上的动物性无限放大。
前一阵连续看到三条消息，都跟摄像头有关：第一条，一些旅馆客房偷装摄像头，一对年轻恋人的做爱视频被人传上了付费的成人网，最后这对恋人不堪压力分手。第二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最新发布了公安视频人工智能监控的成果，街头的监视器已能做人流量分析、禁入区自动预警、异常行为智能预警、挥手求救，并通过人脸识别在茫茫人海里轻易找到或跟踪一个人。第三条，高法内部丢公文，而且摄像头失灵。将三个消息糅到一起，我忍不住为自己的隐私和尊严担心。当你时刻在摄像头的注视下赤裸地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更可怕的是，当你真需要这些技术帮助时，它们随时有可能坏掉。
信息爆炸，欲望爆炸，人的生活、认知和情感都变成了碎片，在磁悬浮的轨道上拼命加速。5G时代，更多的人工智能将应用于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的存在变得日益渺小，个体的欲望越来越被他人意志操控，被漠视，或被放大，被利用，甚至被篡改。
我不希望自己的欲望再度丧失或被剥夺。当人们热衷于探讨谁的5G先征服世界，憧憬5G将给生活带来何种脑洞大开的改变时，我更关心的是个体的空间、隐私、自主性和独立性。也许我老派，我宁愿速度慢些，信息少些，吃得简单些，用得朴素些。我只想尽可能地让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受控于别人，尊严是我最后的防线。因此我试图抵抗，哪怕这抵抗脆弱无效。克尔凯郭尔有一句很被流行的话：“假装忙碌，假装努力地活着，假装是我自己近日的心得：睡得少，并把醒着的全部时间花在努力写作上，然后承认整件事情是个笑话——此中含有一种真正的精神严肃性。”
站在5G的门口，我更在乎欲望的尊严，在乎它是否还属于我，在乎效法克尔凯郭尔式自省的可能性。
（作者系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