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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务业是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收就业和投资的主要部门。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就业的比重、对外贸易结构以及对资本的吸引力来看，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仍以传统部门为主，现代服务业含量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下、基础设施配套不足、金融服务发展滞后、制度环境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后，印度尼西亚服务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产业结构；东盟经济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F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7）01-0073-07
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印度尼西亚是少有的侧重内需的经济体，将近60%的GDP由私人消费者实现。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印度尼西亚有望在2030年跃升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规模將从2012年的4500万人增至1.35亿人①。在此推动下，印度尼西亚的电子设备、休闲旅游、教育医疗、个人理财等产品需求强劲，交通、通讯、娱乐、健康、金融等服务行业将成为印尼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然而，当前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仍以传统部门为主，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较弱。2015年12月31日，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正式启动，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在面临区域竞争压力的同时，也迎来市场自由化的发展机遇。为此，本文梳理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并就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做出初步的探析。
一、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缓步上升、窄幅波动的趋势。1960～1980 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33.5%微调至34.3%，基本维持稳定。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农业产值比重大幅下降。1974年，印度尼西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相当，在GDP中的占比依次为31.1%、34.2%和34.7%。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产值比重快速攀升，并在1985年突破40%，之后长期在该水平线上下浮动。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度尼西亚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服务业产值比重震荡下滑。1998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衰退 16.5个百分点，产值占GDP的比重跌至36.7%。进入21世纪后，印度尼西亚经济逐步恢复，金融行业整顿效果显现，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再次上调，于2005 年重回40%的高位。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GDP占比小幅回落至37%左右。2010年后，印度尼西亚交通业、通信业和建筑业蓬勃发展，推动服务业增速连续5年突破7%。2014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产值GDP占比为42.2%，时隔9年重新超过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41.9%）。按照现价美元核算，印度尼西亚服务业总产值从1975年的116.9亿美元升至2015年3734.2亿美元，40年间增长31倍①。
随着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成长，其对本国劳动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由图2可见，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吸收的劳动力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就业比重不断提高。1960 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约为17%，1995年该比例增至37.6%，35年间升幅愈20个百分点。1997～2006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下降，始终徘徊在37%～39%之间。2007年以来，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就业比重恢复上升态势，并在2008年突破40%的瓶颈，取代农业成为该国吸纳就业的第一大部门。根据印度尼西亚全国劳动人口普查的结果，截至2015年8月，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从业人口规模达到6049.5万人，较10年前增长52.0%②。
在创造经济效益、提供就业岗位的过程中，服务业逐渐成为印度尼西亚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服务行业经营范围广泛，从业需求多样，既包括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较高的现代部门，也涉及准入门槛较低的传统行业，能容纳大量劳动力，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减少社会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交通通讯、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住宅、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间接增加了印度尼西亚居民特别是贫困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据统计，1984～2008年间，印度尼西亚80%的农村脱贫人口和86%的城镇脱贫人口直接受益于服务业的成长③。服务业在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家庭收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由于女性劳动力的自身特点以及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性别歧视现象，女性在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明显高于工业和农业。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3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1.6%，远高于农业的33.4%和工业的15.0%④。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增长势头良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2005～2015年，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总额从362.9亿美元升至522.8亿美元，增长44.1%。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从135.4亿美元增至218.9亿美元，增长61.6%；服务贸易进口额从227.3亿美元增至303.8亿美元，增长33.6%；服务贸易逆差从91.4亿美元降至84.9亿美元，收窄7.1%①。尽管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增速较快，其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仍然较小，与货物贸易的比例仅为1∶6。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4年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列全球第32位和第39位，与其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符②。在东盟10国中，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竞争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2013年，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只有6.4%，排在新加坡（89.7%）、马来西亚（26.3%）、泰国（24.9%）、菲律宾（13.5%）和越南（12.6%）之后③。2006～2015年，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的RCA指标④徘徊在0.4～0.6之间，低于新加坡（0.9～1.3）、泰国（0.8～1.1）、马来西亚（0.6～0.8）、菲律宾（0.9～1.5）等服务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甚至不如经济实力更弱的柬埔寨（1.0～1.4）和老挝（0.6～1.0），表明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出口缺乏竞争力，比较劣势明显⑤。 二、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分析
根据印度尼西亚统计局的划分，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主要有电气水的供应服务，建筑业，零售、餐饮和住宿行业，交通通信业，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个人和政府服务等六大部门。综合而言，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以零售、餐饮、住宿、建筑、维修等传统部门为主，金融、娱乐、仓储、运输、通信等现代服务业含量相对较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对GDP的贡献率来看，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各部门的发展程度不一，传统行业所占份额偏大。2015年，印度尼西亚贸易、餐饮和住宿行业占GDP的比重为16.8%，比2010年上调0.6个百分点，占整体服务业产值的3/10强，继续保持印度尼西亚最大服务部门的地位。建筑业与个人和政府服务业是印度尼西亚第二和第三大服务部门。2000～2015年，二者增长率均大于GDP增长率，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升至10.7%和10.3%。2015年，印度尼西亚交通通信业与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产值占GDP的比重相当，都为8.8%。以2000年为基准，交通通信业在各部门中的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幅达12.0%，这主要得益于技术升级、市场需求和政府投资的推动；同期，印度尼西亚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逐步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平均增长率恢复至6.8%。水电气的供应服务是印度尼西亚最小的服务部门，2015年该部门产值仅占印度尼西亚GDP的1.3%。
从劳动就业的比重来看，传统服务业是印度尼西亚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其从业人员规模在服务行业的占比超过6成。2015年印度尼西亚零售、餐饮和住宿行业、建筑业、交通通信业对国民就业的贡献率分别为22.4%、7.1%和4.4%，三者合计33.9%。据调查，印度尼西亚传统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要求较低，提供的工作岗位主要为非正规雇员，其中零售、餐饮和住宿行业的非正规雇员数占其雇员总人数的比重为74%，建筑业为61%，交通通信业为66%。此外，2015年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与个人和政府服务的就业贡献率依次为2.8%与15.6%，二者合计18.4%。现代服务部门的就业人员多为受过一定教育或培训的正式雇员，其中个人和政府服务的正式雇员数占其雇员总人数的比重为85%，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为75%①。
从对外贸易结构来看，服务业各部门所占比重差距较大，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三大项目。在出口侧，2005～2015年印度尼西亚旅游服务占服务出口的份额从34.8%升至48.7%，运输服务占服务出口的份额从21.9%降至15.8%，其他商业服务占服务出口的份额从22.1%降至22.0%。除了上述项目，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维修保养服务表现抢眼，均取得3位数的成长，出口份额分别上升0.1和0.2个百分点。在进口侧，2005～2015年得益于客运需求的旺盛，运输服务比重变动不大；在国际旅客数增长的刺激下，旅游服务占服务进口的份额从16.1%大幅上升至24.0%；其他商业服务进口增速不及行业整体，所占服务进口的比重从31.6%降至24.6%。
从对资本的吸引力来看，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投资总量低于工业、高于农业，三者比例保持在4∶5∶1。在服务业内部，各部门的资本流入量相对均衡，国内和国外投资各有偏好。根据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局2015年投资报告，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中的电气水的供应服务、建筑业、零售与维修服务、住宿与餐饮业、交通通信业、金融与房地产、其他服务占外国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0.3%、3.3%、2.1%、2.2%、11.2%、8.3%、1.0%②，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依次为12.2%、9.6%、0.1%、2.2%、11.9%、3.6%、10%③。
三、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印度尼西亚服务业近年来发展较快，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下、基础设施配套不足、金融服务发展滞后、制度环境不完善等长期问题，阻碍了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影响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进程。
（一）劳动生产率低下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印度尼西亚国民文化素养偏低，缺少熟练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才，失业人口基数庞大。截至2015年8月，印度尼西亚人口总数达2.56亿，15岁以上人口有1.22亿，劳动参与率为65.8%。在印度尼西亚适龄劳动人口中，小学或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4.3%，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8.0%，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比例为26.7%，拥有大学及同等学历文凭的只占11.0%。据印度尼西亚劳工部统计，2015年印度尼西亚失业率为6.2%，完全失业劳动力为756万，另有半失业人口3431万①。此外，印度尼西亚企业（尤其是劳动力需求集中的低端服务部门）用工成本也在不断攀升。200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实施《劳动法》，首次提出适用正式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国内工人工资随之上涨。根据印度尼西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2003～2014年，印度尼西亚各地区平均最低工资从41.5万印度尼西亚盾上涨到159.6万印度尼西亚盾，年均增长率达13.0%②。2015年10月，佐科总统签署第78号总统令，推出新的最低工资调涨制度，即各地區翌年最低工资等于当年最低工资加上全年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和，而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国家贫困线的8个省份将每年额外增加5%。
在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熟练劳动力缺失以及人力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下，印度尼西亚劳动生产率低下且增长迟缓。研究显示，2000～2007年新加坡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为9万美元，马来西亚和泰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5万～2.5万美元之间，其他东盟成员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1万美元以内。其中，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足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约是马来西亚的三分之一和泰国的一半，与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相当③。根据世界劳工组织（ILO）的统计，2007～2013年间，印度尼西亚工人实际工资的平均增长率为5.1%，而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9%④。具体而言，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慢于其他产业。根据亚洲开发行数据，1990～2005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不包含建筑业）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8%和-0.3%，均低于制造业的3.3%和农业的2.6%⑤。从2013年起，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44.8%）超过GDP贡献率（42.3%），并且二者差距呈现逐年扩大趋势，表明印度尼西亚尼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新增就业人口主要流向附加值较低的传统部门。 （二）基础配套设施不足
作为中间投入环节，服务产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到连接协调作用，特别是基础设施的配套对产业关联的辐射效果更加明显。一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部门运力严重不足，无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发展的短板之一。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物流绩效指数（LPI）上，印度尼西亚排名较2014年下滑10位，在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3位。其中，印度尼西亚在基础设施和物流竞争力的排名分别下降17位和14位⑥。据估计，印度尼西亚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5%～30%，相对于新加坡的10%和泰国的16%，竞争劣势明显⑦。作为高度依赖海运的群岛型国家，印度尼西亚缺少连接各大港口的公路或铁路网络，直接导致岛际运输成本的增加，不同地区物价差异巨大，部分流通商品的价格甚至高于从新加坡或中国的直接进口。印度尼西亚港口设施的运转已处于饱和状态。在未有任何扩建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最大货运港——丹绒不碌港的集装箱吞吐量2007～2013年猛增两倍⑧。印度尼西亚已有49.6万千米的普通公路网络正在快速老化，近半处于待修的状态。1974～2014年间，印度尼西亚新建高速公路仅为440千米，项目进展极其缓慢。截至2015年6月底，印度尼西亚航运企业拥有拖船、散货船、油船、海工辅助船等船舶1.36万艘，其整体状况陈旧，约40%船舶的船龄在30年以上，根本不能满足印度尼西亚快速增长的航运业需求。为弥补现有缺口、提高运载量，印度尼西亚航运业在未来五年内至少需要补充各类型船舶1000艘①。
碍于资金投入不足、地理环境复杂、国有企业垄断、人口基数庞大等因素的限制，印度尼西亚电信基础设施的普及率仍有待提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数据，2014年，印度尼西亚每100人互联网用户仅为17.1人，新加坡为82人，马来西亚为67.5人，泰国为34.9人，菲律宾为36.7人，越南为48.3人；印度尼西亚每100人手机用户为128.7人，新加坡为146.9人，马来西亚为148.8人，泰国为144.4人，菲律宾为111.2人，越南为147.1人；印度尼西亚每100人固定电话用户为10.3人，新加坡为36.2人，马来西亚为14.6人，泰国为8.5人，菲律宾为3.1人，越南为6.0人②。目前，印度尼西亚电信市场主要由PTTelkomsel、PTIndosat、PT XL Axiata、PT AXIS Telekom、Hutchison等运营商控制，行业竞争激烈；电信制式以GSM为主（80%），WCDMA（11%）与CDMA（9%）处于成长阶段；尚未建立遍及全国的光纤及移动网络，Wi-Fi热点和3G服务覆盖比例较小，4G网络只在少数城市地区铺设，部分乡村地区不能接入互联网。
（三）金融服务发展滞后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印度尼西亚金融机构受到重大打击，许多银行因承担巨额不良债权被迫清算破产。经过大规模的重组整顿，印度尼西亚银行业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良贷款率、资产收益率、存贷比率、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缓慢恢复，但也遗留下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一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印度尼西亚拥有不少于100家商业银行，令银行业资产过于分散，不利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东盟各国中，新加坡仅有3家银行，实力列于地区前三甲；马来西亚有8家银行，其中3家位居地区第4～6位；泰国1家银行排名第7；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万自立银行名列第8③。2015年印度尼西亚银行部门提供的信贷占GDP的比重仅为37.3%，远逊于新加坡（129.7%）、马来西亚（135.2%）和泰国（126.6%），表明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有限。二是利率水平居高不下，企业融资困难。近年来，为抑制通胀水平、稳定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6%～10%之间，推高了印度尼西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拖累制造业、基础设施等的发展。根据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管理局在2016年2月的统计，印度尼西亚银行业平均净利差达5.39%，高于邻近的泰国（2.60%）、马来西亚（2.35%）和菲律宾（3.35%），位居东盟国家之首④。三是个人金融服务落后，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根据2011年麦肯锡公司的问卷调查，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城市地区仅有40%的民众拥有银行业务。2011年，印度尼西亚人均保有2.3个理财产品，低于东盟平均保有量的3.6个⑤。2014年印度尼西亚信用卡普及率只有1.4%，较2011年的0.5%上升幅度不大⑥。
（四）制度环境不完善
制度环境不完善是影响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一，官僚体系庞杂，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2011年1月，印度尼西亚实行大规模分权改革，部分行政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造成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开始下降。根据印度尼西亚公共工程部在2014年10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尽管印度尼西亚《建筑法》颁布已有12年之久，但全国只有不到一半省区严格执行该法案。第二，行政效率拖沓，投资营商环境不佳。在世界银行《2016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印度尼西亚得分仅为54.7，位列第109名，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后段班。根据世界银行调查，在印度尼西亚开办企业的手续为13项，平均耗时47.8个工作日；获得建筑牌照的手续为17项，平均耗时210.2个工作日；注册不动产的手续为5项，平均耗时27.4个工作日①。第三，保护主义盛行，限制竞争力要素的引进。世界银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RTI）显示②，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政策开放度在东盟排名末尾。2012年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SRTI指标依次为90、37.5、42.7、46.8、50.7和54.4③。值得注意的是，与2008年上期调查相比，印度尼西亚SRTI指标上升了7.5，是表现最差的东盟国家。以医疗健康领域为例，仅在2012年就有60万印度尼西亚公民选择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服务水平相对较高的邻国作为医疗旅游目的地，印度尼西亚为此流失产值超过14亿美元④。第四，政策透明度低，官员腐败滋长。由于法制不健全、涉贪面过大以及社会容忍度高，印度尼西亚官员索贿现象屡禁不止，极大打击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根据印度尼西亚内政部的披露，印度尼西亚超过1/3的地方首长曾经或正在卷入贪腐案件。在2015年国际透明机构的清廉指数中，印度尼西亚在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8位，落后于第8位的新加坡、第54位的马来西亚和第76位的泰国⑤。
四、结语
2015年12月31日，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成立，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商品、服务、投资和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新阶段。按照《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AEC Blueprint）的要求，东盟成员国将开放70%的服务业市场，完成对医生、测绘、会计、建筑等从业资格的相互承认。然而，伴随着东盟服务行业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印度尼西亚服务业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1995年《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AFAS）开始，为保护本国企业和劳工免受竞争，特别是维护国有企業的垄断利益，印度尼西亚对服务部门采取选择性和有限开放，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保留较多限制，错失了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的契机。2014年9月佐科总统上台后， 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相关政策环境有所好转。2015年1月，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2015～2019年印度尼西亚中期经济发展规划》（RPJMN 2015～2019）。该规划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3451亿美元，涉及公路、铁路、机场、货运港口、轮渡码头、电力生产、能源供应、污水处理、宽带网络等多项重点工程⑥。自2015年9月起，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局推出营商许可的电子化服务，将企业申请办理电力牌照的时间从原先的923日缩减为256日，土地牌照从123日缩减为90日，旅游牌照从661日缩减为188日⑦。2016年2月，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公布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移除35个外资限制行业，调整另外20个行业的外资持股限额，包含对外资开放电子商务和高速公路营运、允许外资在电影、餐馆、酒吧行业完全持股，将外资在医疗健康行业的持股限额从49%升至67%等内容⑧。2016年3月，印度尼西亚推出税收优惠长达3年的“仓库共享”计划，希望借此减少物流成本，提高货物运送的服务效率⑨。长远来看，为了更好地融入东盟经济共同体，印度尼西亚应该积极参与东盟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将服务业的开放转化为发展的动力，通过引进国际资本、优质理念、专业人才和先进技术，重点发展旅游业、运输业等传统优势部门与电子商务、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提升服务部门的竞争实力。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盟数据库研究及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编号为13BGJ023。
（责任编辑：云 倩）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产业结构；东盟经济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F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7）01-0073-07
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印度尼西亚是少有的侧重内需的经济体，将近60%的GDP由私人消费者实现。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印度尼西亚有望在2030年跃升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规模將从2012年的4500万人增至1.35亿人①。在此推动下，印度尼西亚的电子设备、休闲旅游、教育医疗、个人理财等产品需求强劲，交通、通讯、娱乐、健康、金融等服务行业将成为印尼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然而，当前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仍以传统部门为主，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较弱。2015年12月31日，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正式启动，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在面临区域竞争压力的同时，也迎来市场自由化的发展机遇。为此，本文梳理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并就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做出初步的探析。
一、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缓步上升、窄幅波动的趋势。1960～1980 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33.5%微调至34.3%，基本维持稳定。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农业产值比重大幅下降。1974年，印度尼西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相当，在GDP中的占比依次为31.1%、34.2%和34.7%。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产值比重快速攀升，并在1985年突破40%，之后长期在该水平线上下浮动。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度尼西亚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服务业产值比重震荡下滑。1998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衰退 16.5个百分点，产值占GDP的比重跌至36.7%。进入21世纪后，印度尼西亚经济逐步恢复，金融行业整顿效果显现，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再次上调，于2005 年重回40%的高位。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GDP占比小幅回落至37%左右。2010年后，印度尼西亚交通业、通信业和建筑业蓬勃发展，推动服务业增速连续5年突破7%。2014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产值GDP占比为42.2%，时隔9年重新超过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41.9%）。按照现价美元核算，印度尼西亚服务业总产值从1975年的116.9亿美元升至2015年3734.2亿美元，40年间增长31倍①。
随着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成长，其对本国劳动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由图2可见，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吸收的劳动力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就业比重不断提高。1960 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约为17%，1995年该比例增至37.6%，35年间升幅愈20个百分点。1997～2006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下降，始终徘徊在37%～39%之间。2007年以来，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就业比重恢复上升态势，并在2008年突破40%的瓶颈，取代农业成为该国吸纳就业的第一大部门。根据印度尼西亚全国劳动人口普查的结果，截至2015年8月，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从业人口规模达到6049.5万人，较10年前增长52.0%②。
在创造经济效益、提供就业岗位的过程中，服务业逐渐成为印度尼西亚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服务行业经营范围广泛，从业需求多样，既包括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较高的现代部门，也涉及准入门槛较低的传统行业，能容纳大量劳动力，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减少社会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交通通讯、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住宅、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间接增加了印度尼西亚居民特别是贫困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据统计，1984～2008年间，印度尼西亚80%的农村脱贫人口和86%的城镇脱贫人口直接受益于服务业的成长③。服务业在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家庭收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由于女性劳动力的自身特点以及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性别歧视现象，女性在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明显高于工业和农业。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3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1.6%，远高于农业的33.4%和工业的15.0%④。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增长势头良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2005～2015年，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总额从362.9亿美元升至522.8亿美元，增长44.1%。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从135.4亿美元增至218.9亿美元，增长61.6%；服务贸易进口额从227.3亿美元增至303.8亿美元，增长33.6%；服务贸易逆差从91.4亿美元降至84.9亿美元，收窄7.1%①。尽管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增速较快，其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仍然较小，与货物贸易的比例仅为1∶6。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4年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列全球第32位和第39位，与其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符②。在东盟10国中，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竞争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2013年，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只有6.4%，排在新加坡（89.7%）、马来西亚（26.3%）、泰国（24.9%）、菲律宾（13.5%）和越南（12.6%）之后③。2006～2015年，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的RCA指标④徘徊在0.4～0.6之间，低于新加坡（0.9～1.3）、泰国（0.8～1.1）、马来西亚（0.6～0.8）、菲律宾（0.9～1.5）等服务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甚至不如经济实力更弱的柬埔寨（1.0～1.4）和老挝（0.6～1.0），表明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出口缺乏竞争力，比较劣势明显⑤。 二、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分析
根据印度尼西亚统计局的划分，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主要有电气水的供应服务，建筑业，零售、餐饮和住宿行业，交通通信业，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个人和政府服务等六大部门。综合而言，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以零售、餐饮、住宿、建筑、维修等传统部门为主，金融、娱乐、仓储、运输、通信等现代服务业含量相对较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对GDP的贡献率来看，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各部门的发展程度不一，传统行业所占份额偏大。2015年，印度尼西亚贸易、餐饮和住宿行业占GDP的比重为16.8%，比2010年上调0.6个百分点，占整体服务业产值的3/10强，继续保持印度尼西亚最大服务部门的地位。建筑业与个人和政府服务业是印度尼西亚第二和第三大服务部门。2000～2015年，二者增长率均大于GDP增长率，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升至10.7%和10.3%。2015年，印度尼西亚交通通信业与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产值占GDP的比重相当，都为8.8%。以2000年为基准，交通通信业在各部门中的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幅达12.0%，这主要得益于技术升级、市场需求和政府投资的推动；同期，印度尼西亚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逐步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平均增长率恢复至6.8%。水电气的供应服务是印度尼西亚最小的服务部门，2015年该部门产值仅占印度尼西亚GDP的1.3%。
从劳动就业的比重来看，传统服务业是印度尼西亚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其从业人员规模在服务行业的占比超过6成。2015年印度尼西亚零售、餐饮和住宿行业、建筑业、交通通信业对国民就业的贡献率分别为22.4%、7.1%和4.4%，三者合计33.9%。据调查，印度尼西亚传统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要求较低，提供的工作岗位主要为非正规雇员，其中零售、餐饮和住宿行业的非正规雇员数占其雇员总人数的比重为74%，建筑业为61%，交通通信业为66%。此外，2015年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与个人和政府服务的就业贡献率依次为2.8%与15.6%，二者合计18.4%。现代服务部门的就业人员多为受过一定教育或培训的正式雇员，其中个人和政府服务的正式雇员数占其雇员总人数的比重为85%，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为75%①。
从对外贸易结构来看，服务业各部门所占比重差距较大，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三大项目。在出口侧，2005～2015年印度尼西亚旅游服务占服务出口的份额从34.8%升至48.7%，运输服务占服务出口的份额从21.9%降至15.8%，其他商业服务占服务出口的份额从22.1%降至22.0%。除了上述项目，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维修保养服务表现抢眼，均取得3位数的成长，出口份额分别上升0.1和0.2个百分点。在进口侧，2005～2015年得益于客运需求的旺盛，运输服务比重变动不大；在国际旅客数增长的刺激下，旅游服务占服务进口的份额从16.1%大幅上升至24.0%；其他商业服务进口增速不及行业整体，所占服务进口的比重从31.6%降至24.6%。
从对资本的吸引力来看，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投资总量低于工业、高于农业，三者比例保持在4∶5∶1。在服务业内部，各部门的资本流入量相对均衡，国内和国外投资各有偏好。根据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局2015年投资报告，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中的电气水的供应服务、建筑业、零售与维修服务、住宿与餐饮业、交通通信业、金融与房地产、其他服务占外国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0.3%、3.3%、2.1%、2.2%、11.2%、8.3%、1.0%②，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依次为12.2%、9.6%、0.1%、2.2%、11.9%、3.6%、10%③。
三、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印度尼西亚服务业近年来发展较快，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下、基础设施配套不足、金融服务发展滞后、制度环境不完善等长期问题，阻碍了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影响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进程。
（一）劳动生产率低下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印度尼西亚国民文化素养偏低，缺少熟练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才，失业人口基数庞大。截至2015年8月，印度尼西亚人口总数达2.56亿，15岁以上人口有1.22亿，劳动参与率为65.8%。在印度尼西亚适龄劳动人口中，小学或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4.3%，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8.0%，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比例为26.7%，拥有大学及同等学历文凭的只占11.0%。据印度尼西亚劳工部统计，2015年印度尼西亚失业率为6.2%，完全失业劳动力为756万，另有半失业人口3431万①。此外，印度尼西亚企业（尤其是劳动力需求集中的低端服务部门）用工成本也在不断攀升。200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实施《劳动法》，首次提出适用正式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国内工人工资随之上涨。根据印度尼西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2003～2014年，印度尼西亚各地区平均最低工资从41.5万印度尼西亚盾上涨到159.6万印度尼西亚盾，年均增长率达13.0%②。2015年10月，佐科总统签署第78号总统令，推出新的最低工资调涨制度，即各地區翌年最低工资等于当年最低工资加上全年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和，而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国家贫困线的8个省份将每年额外增加5%。
在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熟练劳动力缺失以及人力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下，印度尼西亚劳动生产率低下且增长迟缓。研究显示，2000～2007年新加坡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为9万美元，马来西亚和泰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5万～2.5万美元之间，其他东盟成员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1万美元以内。其中，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足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约是马来西亚的三分之一和泰国的一半，与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相当③。根据世界劳工组织（ILO）的统计，2007～2013年间，印度尼西亚工人实际工资的平均增长率为5.1%，而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9%④。具体而言，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慢于其他产业。根据亚洲开发行数据，1990～2005年，印度尼西亚服务业（不包含建筑业）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8%和-0.3%，均低于制造业的3.3%和农业的2.6%⑤。从2013年起，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44.8%）超过GDP贡献率（42.3%），并且二者差距呈现逐年扩大趋势，表明印度尼西亚尼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新增就业人口主要流向附加值较低的传统部门。 （二）基础配套设施不足
作为中间投入环节，服务产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到连接协调作用，特别是基础设施的配套对产业关联的辐射效果更加明显。一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部门运力严重不足，无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发展的短板之一。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物流绩效指数（LPI）上，印度尼西亚排名较2014年下滑10位，在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3位。其中，印度尼西亚在基础设施和物流竞争力的排名分别下降17位和14位⑥。据估计，印度尼西亚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5%～30%，相对于新加坡的10%和泰国的16%，竞争劣势明显⑦。作为高度依赖海运的群岛型国家，印度尼西亚缺少连接各大港口的公路或铁路网络，直接导致岛际运输成本的增加，不同地区物价差异巨大，部分流通商品的价格甚至高于从新加坡或中国的直接进口。印度尼西亚港口设施的运转已处于饱和状态。在未有任何扩建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最大货运港——丹绒不碌港的集装箱吞吐量2007～2013年猛增两倍⑧。印度尼西亚已有49.6万千米的普通公路网络正在快速老化，近半处于待修的状态。1974～2014年间，印度尼西亚新建高速公路仅为440千米，项目进展极其缓慢。截至2015年6月底，印度尼西亚航运企业拥有拖船、散货船、油船、海工辅助船等船舶1.36万艘，其整体状况陈旧，约40%船舶的船龄在30年以上，根本不能满足印度尼西亚快速增长的航运业需求。为弥补现有缺口、提高运载量，印度尼西亚航运业在未来五年内至少需要补充各类型船舶1000艘①。
碍于资金投入不足、地理环境复杂、国有企业垄断、人口基数庞大等因素的限制，印度尼西亚电信基础设施的普及率仍有待提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数据，2014年，印度尼西亚每100人互联网用户仅为17.1人，新加坡为82人，马来西亚为67.5人，泰国为34.9人，菲律宾为36.7人，越南为48.3人；印度尼西亚每100人手机用户为128.7人，新加坡为146.9人，马来西亚为148.8人，泰国为144.4人，菲律宾为111.2人，越南为147.1人；印度尼西亚每100人固定电话用户为10.3人，新加坡为36.2人，马来西亚为14.6人，泰国为8.5人，菲律宾为3.1人，越南为6.0人②。目前，印度尼西亚电信市场主要由PTTelkomsel、PTIndosat、PT XL Axiata、PT AXIS Telekom、Hutchison等运营商控制，行业竞争激烈；电信制式以GSM为主（80%），WCDMA（11%）与CDMA（9%）处于成长阶段；尚未建立遍及全国的光纤及移动网络，Wi-Fi热点和3G服务覆盖比例较小，4G网络只在少数城市地区铺设，部分乡村地区不能接入互联网。
（三）金融服务发展滞后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印度尼西亚金融机构受到重大打击，许多银行因承担巨额不良债权被迫清算破产。经过大规模的重组整顿，印度尼西亚银行业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良贷款率、资产收益率、存贷比率、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缓慢恢复，但也遗留下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一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印度尼西亚拥有不少于100家商业银行，令银行业资产过于分散，不利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东盟各国中，新加坡仅有3家银行，实力列于地区前三甲；马来西亚有8家银行，其中3家位居地区第4～6位；泰国1家银行排名第7；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万自立银行名列第8③。2015年印度尼西亚银行部门提供的信贷占GDP的比重仅为37.3%，远逊于新加坡（129.7%）、马来西亚（135.2%）和泰国（126.6%），表明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有限。二是利率水平居高不下，企业融资困难。近年来，为抑制通胀水平、稳定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6%～10%之间，推高了印度尼西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拖累制造业、基础设施等的发展。根据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管理局在2016年2月的统计，印度尼西亚银行业平均净利差达5.39%，高于邻近的泰国（2.60%）、马来西亚（2.35%）和菲律宾（3.35%），位居东盟国家之首④。三是个人金融服务落后，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根据2011年麦肯锡公司的问卷调查，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城市地区仅有40%的民众拥有银行业务。2011年，印度尼西亚人均保有2.3个理财产品，低于东盟平均保有量的3.6个⑤。2014年印度尼西亚信用卡普及率只有1.4%，较2011年的0.5%上升幅度不大⑥。
（四）制度环境不完善
制度环境不完善是影响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一，官僚体系庞杂，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2011年1月，印度尼西亚实行大规模分权改革，部分行政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造成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开始下降。根据印度尼西亚公共工程部在2014年10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尽管印度尼西亚《建筑法》颁布已有12年之久，但全国只有不到一半省区严格执行该法案。第二，行政效率拖沓，投资营商环境不佳。在世界银行《2016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印度尼西亚得分仅为54.7，位列第109名，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后段班。根据世界银行调查，在印度尼西亚开办企业的手续为13项，平均耗时47.8个工作日；获得建筑牌照的手续为17项，平均耗时210.2个工作日；注册不动产的手续为5项，平均耗时27.4个工作日①。第三，保护主义盛行，限制竞争力要素的引进。世界银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RTI）显示②，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政策开放度在东盟排名末尾。2012年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SRTI指标依次为90、37.5、42.7、46.8、50.7和54.4③。值得注意的是，与2008年上期调查相比，印度尼西亚SRTI指标上升了7.5，是表现最差的东盟国家。以医疗健康领域为例，仅在2012年就有60万印度尼西亚公民选择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服务水平相对较高的邻国作为医疗旅游目的地，印度尼西亚为此流失产值超过14亿美元④。第四，政策透明度低，官员腐败滋长。由于法制不健全、涉贪面过大以及社会容忍度高，印度尼西亚官员索贿现象屡禁不止，极大打击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根据印度尼西亚内政部的披露，印度尼西亚超过1/3的地方首长曾经或正在卷入贪腐案件。在2015年国际透明机构的清廉指数中，印度尼西亚在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8位，落后于第8位的新加坡、第54位的马来西亚和第76位的泰国⑤。
四、结语
2015年12月31日，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成立，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商品、服务、投资和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新阶段。按照《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AEC Blueprint）的要求，东盟成员国将开放70%的服务业市场，完成对医生、测绘、会计、建筑等从业资格的相互承认。然而，伴随着东盟服务行业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印度尼西亚服务业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1995年《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AFAS）开始，为保护本国企业和劳工免受竞争，特别是维护国有企業的垄断利益，印度尼西亚对服务部门采取选择性和有限开放，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保留较多限制，错失了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的契机。2014年9月佐科总统上台后， 印度尼西亚服务业的相关政策环境有所好转。2015年1月，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2015～2019年印度尼西亚中期经济发展规划》（RPJMN 2015～2019）。该规划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3451亿美元，涉及公路、铁路、机场、货运港口、轮渡码头、电力生产、能源供应、污水处理、宽带网络等多项重点工程⑥。自2015年9月起，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局推出营商许可的电子化服务，将企业申请办理电力牌照的时间从原先的923日缩减为256日，土地牌照从123日缩减为90日，旅游牌照从661日缩减为188日⑦。2016年2月，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公布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移除35个外资限制行业，调整另外20个行业的外资持股限额，包含对外资开放电子商务和高速公路营运、允许外资在电影、餐馆、酒吧行业完全持股，将外资在医疗健康行业的持股限额从49%升至67%等内容⑧。2016年3月，印度尼西亚推出税收优惠长达3年的“仓库共享”计划，希望借此减少物流成本，提高货物运送的服务效率⑨。长远来看，为了更好地融入东盟经济共同体，印度尼西亚应该积极参与东盟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将服务业的开放转化为发展的动力，通过引进国际资本、优质理念、专业人才和先进技术，重点发展旅游业、运输业等传统优势部门与电子商务、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提升服务部门的竞争实力。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盟数据库研究及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编号为13BGJ023。
（责任编辑：云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