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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印两国引进的FDI总体质量不高,其原因既有其自身内部条件的制约,也与跨国公司与投资东道国目标的不一致、在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国际上各国引资政策的激烈竞争等外部条件紧密相关。中印两国应经常警醒自己,不要盲目进行引资竞争,更不要形成对外资的依赖,而要在切实提高引资质量的同时,走自主创新之路。为此,两国都需要采取新的政策导向。
[关键词]中国;印度;FDI;质量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5-0026-(07)
中印两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建设。为此,两国不断完善自身的投资环境、给予外资种种优惠政策,再加上两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印两国近年来形成了对FDI(foreign divect inuestment,FDI)的极大吸引力,两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进行的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表明,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是中国和印度[1]。应该说,中印两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总体上是成功的。然而,中印毕竟是两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技术水平相对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及跨国公司与投资东道国目标的不一致、在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国际上各国引资政策的激烈竞争等,使得中印两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总体质量不高。随着中印两国对外资吸引力的增强及引资规模的扩大,两国利用外资的目标应该实现从“质“到“量”的根本转变。因此,在中印两国成功地吸引到大量外资、并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后,对两国利用外资质量不高的问题已经到了反思的时候,笔者的研究即立足于此。
一、中印两国引进FDI的“质量”分析
中印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却十分相似,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上也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障碍,主要是:
(一)吸收的FDI总体质量不高
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由于各国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一般认为,欧美等国家的外资偏重于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亚洲地区的外资则偏重于加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而来源地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和毛里求斯的外商直接投资则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港政策寻求型外商投资,中国一般把它们称为“假外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比较集中,见表1。截至2007年底,亚洲十国(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为中国吸收外资主要来源地区,其中来源于香港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高达40.44%;另外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也占一定比例,来源于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的外资比重为11.47%;而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相对较小,从美国、欧盟吸收的外资比重尚不足20%,仅为14.85%。不仅如此,从近年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吸引外资中来自自由港外资的增幅较大,而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资不升反降。与2006年相比,中国2007年利用外资总体规模比2006年增长了13.59%,其中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外资增长了41.75%,来自萨摩亚的增长了33.96%,来自开曼群岛的增长了20.59%,来自毛里求斯的增长了20.53%;但来自美国的外资减少了12.79%,来自欧盟的减少了29.43%。与2006年相比,中国2007年吸引的外资质量进一步下降。
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亦是一个自由港,见表2。此外,印度是毛里求斯主要人口来源国,其传统文化、宗教、甚至种姓制度均对毛里求斯有很深影响。所以来自毛里求斯的FDI资金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与来源于华人经济圈的中国FDI极为相似,同样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00年4月至2008年4月,来源于毛里求斯的印度FDI占其总额的44.26%。紧随其后的有美国、英国、荷兰、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但其比重尚不到40%。
而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其直接投资占全球外资流出量的80%以上,但中印两国吸引的发达国家的外资比重远远低于这一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印吸引外资的质量不高。
(二)吸收FDI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
虽然中印两国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两国在大量引进外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促进本国的产业技术进步,反而形成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以中国大量吸收的制造业FDI为例,虽然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有很大推动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一是FDI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产生了依赖性,使自主创新精神受到抑制,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增加不很明显。目前中国电视机、洗衣机、空调、汽车等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核心技术基本上控制在FDI企业的手中,许多产业的产品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中国实际上仅是世界的一个“加工车间”,无法享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外商在与中国合资的同时,抑制了中国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使许多已有的民族品牌消失,民族产业受到很大冲击。三是大规模的外资涌入开始对中国包括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商业流通业在内的支柱产业形成全面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格局,这很可能导致中国对核心产业和相应的核心技术丧失控制力,使中国尚处于世界产业的“外围”地位时就开始出现“技术空心化”的风险。
从印度来看,虽然印度在软件业这样一个高科技产业吸引的外资很多,印度的软件业较为发达,但印度在软件业的发展主要是软件外包。外包,也称企业流程外包,其最直接的解释是“外部寻求资源”,即把不属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包出去。因此,软件外包大国并不等于软件大国。印度的软件外包主要是为美国软件公司进行加工,而加工者一般不拥有最终的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因此这种软件外包不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出口而是软件劳务的出口。由于没有生产环节,印度的软件工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而是为美国公司做软件开发中的部分工作,是一种“软件代工业”。虽然美国用的软件大量地利用印度代工,但绝大多数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仍属于美国公司。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印度软件业只是发达国家软件企业的海外业务分流,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终端客户且缺乏自主品牌。虽然近年来外包软件的技术含量有所上升,知识外包产业逐渐兴起,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一直严重制约着印度软件企业大发展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事实上,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和软件外包业务,不仅仅使印度软件业失去了自己的品牌,而且
也使印度软件业失去了控制权和对软件产品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形成了对外资技术的严重依赖,这对印度软件业的良性发展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
(三)FDI加剧了两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中国和印度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较快,而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印度长期以来制造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但服务业对经济的驱动作用较强,目前制造业在印度国内总产值中仅占17%,而中国这个比重为35%[3]6-8;2003—2004年度,服务业对印度GDP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了62%[4]。印度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的发展模式,可推动服务业出口,减少对资源的需求量,减轻污染环境的压力,但服务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缺乏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所以印度这种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局限性[5]。事实上,印度所实行的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印度《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劳动力总数中,就业人数34 336万人,失业人数3 485万人,失业率为9.21%,印度就业问题恶化是由印度畸形经济结构所决定的[3]6-8。因此,为了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农业,而印度则应大力发展工业。但从两国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1998—2005年,中国平均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尤其是集中于制造业。1998—2005年,中国第二产业吸收的FDI占FDI总额的比重平均为72.73%,其中制造业吸收的FDI占第二产业吸收FDI的比重平均高达89.55%。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占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5.58%,与中国广阔的服务业市场相比,与全球FDI在服务业的投资占比相比,外资在中国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偏小。而且,外商在中国第三产业的投资还主要集中于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开发业,房地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高达43.67%。此外,外商在中国第一产业投资的比重非常小,只占整体的1%～2%左右。从印度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多年来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软件业等第三产业,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并不多。以2006—2007年财政年度为例, 这一年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是服务业,有47.49亿美元的外资流入,占印度当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0.20%,而在制造业领域,外资流入相对较少。虽然服务业和科技是印度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制造业、农业等产业部门的落后也会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代替制造业、农业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但印度FDI的流入并没有弥补这一缺陷。
根据以上分析,中印两国吸收的FDI不仅没有起到优化其产业结构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经济结构失衡。
二、中印两国引入FDI“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两国自身条件的制约
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者对于东道国区位因素的反应和选择存在差异,或者说,不同的东道国区位因素将引进不同特点的外国投资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资进入中印两国的重要因素,成为导致两国吸收FDI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从总的趋势来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或由技术领先国向其他国家扩散。这是因为,随着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其成本优势丧失,跨国公司为了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润最大化,将业务转向成本低的地区。中印两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自然成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中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区位优势。以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制造业为例,2003年3月,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结果表明,在制造业领域,纽约、东京、上海三地人均月薪分别为2 300美元、2 500美元、207美元。显然,中国上海更具有成本竞争优势[6]。从印度大量吸收外资的软件业来看,软件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主要成本在于人员的费用。印度拥有一支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讲英语又可以在相对较低工资水平上工作的劳动大军,尤其是拥有大量的工资成本很低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等高科技人才。如2003年美国软件人员的年均工资为63 000美元,日本为44 000美元,而印度仅为5 000～8 000美元[7],印度的工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自然对FDI形成极大的吸引力。
(二)不同时期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有各自专门从事成本比较便宜的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出口,这样可以使世界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世界产出将达到最大;H-O理论也认为,各国应利用自己相对丰富的资源进行生产和贸易,所有的国家都会从中获益,世界的产出也会相应增长。而国际贸易的扩张导致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意义上的要素禀赋的专业化程度加深。新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其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向低工资经济区转移,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主要偏重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20世纪70年代,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这种转移,进入21世纪,知识密集型产业也开始了这种转移。中印两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制造业和软件业,正是不同时期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通过国际产业转移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争取在国际竞争和发展中居于主导和主动地位。国际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呈梯形推进,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进行转移和升级。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后,率先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国内集中力量发展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把纺织业等传统产业通过直接投资向正处于经济恢复期的日本等国家转移。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为了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美、德、日等国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和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电子、航空航天和生物医疗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大量向外转移。使承接这些产业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家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次石油危机及其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上涨,迫使发达国家努力发展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将钢铁、造船和化工等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家电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外转移。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服务业和生产外包成为重点。跨国公司把生产、营销、物流、研发、设计,分别转包给低成本国家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中印两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制造业和软件业,正是不同时期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自由化,正好赶上第四次产业转移,此时信息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兴起,服务业和生产外包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于印度发达的高等技术教育、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以及软件业无需大量土地、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本投入,而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及必要的市场销售,就可获得较快的发展,因而信息软件产业成为印度历届政府着重发展的产业,信息产业的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投资也自然成为印度政府关注的重点;虽然印度海外侨民在“硬”资本的输入方面不能与中国海外侨民相匹敌,但国外印度人能贡献的知识资本则多得多。印度政府也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FDI流入本国软件业。结果是,在印度除了那些基础消费品的投资外,跨国公司往往愿意投资于印度的IT行业,尤其是软件业。
(三)国际分工及其演进的结果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国际分工的边界正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也随之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产业链细分的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纷纷把一些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把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高附加值的环节保留在本国境内。
从中国吸收外资最多的制造业来看,由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比较易于切入,因此对于中国这样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当一部分制造产业的发展都始于组装加工环节。中国台湾宏碁公司董事长施振荣按照一个行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所产生的附加值大小,将制造业的价值链勾画成一条“微笑曲线”,通常情况下,在产业上游的研究开发以及核心部件制造、下游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利润相对较大,而中间部分的加工组装环节在整个生产链中处于利润率最低的位置。中国吸引的外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
从印度吸收外资最多的软件业来看,虽然软件业总体而言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但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品,印度软件产业自身也不具备自主开发产品去争夺国际市场的能力,因此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印度的软件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具体分析,在软件产业中,价值链最低层的环节就是专业代工,即把本国的程序员派到客户所在地提供服务,这种方式收入增长潜力最小;其次是类似于专业代工的现场开发合同;第三层是离岸开发合同,这种合同的利润相对较高;第四层是按产品分类的服务;最高层就是产品,产品这个层次的利润最高。印度软件企业根据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的全球布局和自身的优势,将自身定位在软件产业价值链的专业代工、现场开发和离岸开发合同环节。据统计,软件外包业务占据了印度软件产值的50%以上。而所谓软件外包就是国外公司谈好的软件订单转交给印度企业开发,可能这个订单已经被转包了好几次,而在每一次转包过程中,利润都被剥去了很大一部分。因此,印度的软件业实际上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主要依靠的还是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获取的技术、利润率和附加值相对有限。
(四)跨国公司保持所有权优势的结果
中印两国在引进外资中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由跨国公司本身的特点所造成的。
第一,在现代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之中,技术优势,特别是核心技术一直是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倚仗的主要优势,因此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时,通常也格外重视对其所拥有的核心技术进行保护。在目前的投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核心技术和高水平的研发活动均被安排在母国来进行,而在东道国进行的仅仅是以加工组装为主的次要活动,而且即便是对这些次要活动,跨国公司也会采取各种限制手段来防止其技术的“外溢”。据有关资料显示,波音公司的各种机型50%以上的机体零部件靠转包方式提供,供应商遍及27个国家和地区,但为了防止关键技术的外泄,波音公司对外转包的业务及其分散,每个参与的国家一般只负责极小部分部件的生产,从而难以获取飞机制造的整体技术。其中作为波音在全球最大的转包合作伙伴,日本参与了波音机身35%的部件制造,每年的转包合同高达100亿美元。然而由这种转包业务积累起来的技术只是一些制造技术,对研制能力的提高作用有限,很难在此基础上生产出自己的飞机,日本转包业务已经发展了近30年,还只是停留在通过参股参与国外飞机制造的层面,并没有使日本企业获得全面的飞机和发动机设计生产的技术能力。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放弃YS-11项目时,与空中客车处于同一个起点, 但由于战略选择的不同,结果迥异[8]。2004年12月,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业务,并期望以此来获取PC产业中的核心技术。但在此前,IBM已将它在深圳的合资工厂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器部分剥离,另与长城成立由它控股80%的服务器公司。这样,卖给联想的工厂只剩下PC制造部分的一般技术。由此可见,将获取产业发展核心技术的希望寄托于跨国公司方面无异于与虎谋皮,即便是17.5亿美元的高昂代价仍然难以令我们实现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
第二,从国际技术转移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它们总是将最新技术成果控制在母公司内部,或通过内部技术转移转让给其控股的特别是独资的子公司。至于对外直接转让的技术,技术层次往往是相对落后的。据调查,跨国公司转让给其控股或独资的子公司的技术平均差距不到6～10年,而转让给外部的技术平均差距为14年[9]。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显示,要想跟上世界其他国家技术进步的步伐,成功融入到世界市场中,就必须使本国在某些产业,至少是个别领域成为技术先导和先锋,而这只有靠本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创造能力才能实现。 然而,在中印的内资企业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核心技术的条件下,形成对外资技术的依赖也是难以避免的。
第三,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东道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基础。在东道国企业具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的前提下,东道国企业本身的技术基础越雄厚,则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的技术转移力度也就越强。相反,如果东道国企业本身的技术基础薄弱,则跨国公司不需要进行过多的技术转移就可以维持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从而也就没有动力向东道国进行更为先进的技术转移,东道国自然就形成对外资技术的依赖。中印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较晚,技术基础相对较差,客观上决定了跨国公司不可能对中印两国进行更多的技术转移,中印在核心技术方面只好更多地依赖外国。
(五)国际引资政策竞争的结果
外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可以产生许多积极效应,如弥补投资缺口、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对外贸易增长、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吸引外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FDI总量供应的稀缺性和FDI需求的相对无限普遍性,导致了国家间吸引FDI的政策竞争愈演愈烈,外资政策自然成为各国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印两国为了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推出了对外资的种种鼓励、优惠政策,如印度在改革以前,对引进外资极其谨慎,除行业和比例限制外,还明确规定外资必须与先进技术捆绑引进。自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向外向型转变,为吸引外资,取消了对FDI必须与技术转让挂钩的限制,建立了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FDI;降低了外资准入门槛,提高了外资在合资中的比例;1998年以后,印度在知识产权、国民待遇、公共事业及服务领域等方面进一步放开。2005年初,印度政府又颁布了外国投资促进法,通过降低税收、放宽行业准入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政策优惠一直是吸引外资的重要举措,为了能够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给予了外资种种优惠政策和待遇,如设立开发区、减免税、无偿提供土地使用、低价转让国有资产的权益等,此外,中国地方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利益主体,由于在现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中实行多头和分级管理的体制,再加上对政府官员的业绩考核不合理等原因,更是将国家的外资优惠政策用到了极限。
此外,为了维持现有FDI或吸引更多FDI,中印两国对引进FDI没有实行严格的环境标准,而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充分认识到过度的工业活动对环境的损害,其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它们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积累了雄厚的环境保护资本,并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的意识长期较为薄弱,再加上为了在吸引FDI的竞争中取胜,发展中国家甚至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因此,国外理论界提出了 “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非常严格的环境标准使跨国公司生产成本上升,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把污染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资本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例如,Waler和Ugelow[10]提供了一个关于环境标准实施严格程度的分类方法,一些学者照此将美国、德国、英国、印度等14个国家进行了分类[11],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准严格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环境标准在14个样本国家中属于最宽松的国家之一,正是这种环境标准的差距为发达国家向印度转移污染提供了可能。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是资金贫乏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也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长期以来实行了较低水平的环保标准,使污染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并成为利用外资的比较优势之一。所以,中国长期对许多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PIIs)向中国的转移没有进行太大的限制。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污染工业从高环保标准的发达国家向低环保标准的中国转移[12]。
外资是良莠不齐的。中印两国给予外资的种种优惠政策导致了外资的鱼龙混杂。在优惠的外资政策下,不仅使一些中短期外资项目、技术平平的外资项目、高污染外资项目大量涌入,而且使一些质量不高、竞争乏力的“政策偏好”型资本,甚至“假外资”趁机进入,使得中印两国吸引FDI的总体质量不高。此外,这些外资项目不仅没有带来先进的技术,而且由于享受诸多“超国民待遇”,不搞技术进步也能获利而延缓了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不利于中印两国的技术进步。
三、结论与启示
虽然中印两国成为了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外国直接投资也为促进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许多积极作用,但是,外资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印两国在利用外资的质量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外商投资质量不高;吸收FDI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许多外国投资企业将环境污染和排污大的企业带入中印两国,加剧了环境污染等。中印两国在引进FDI方面存在的问题既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也与跨国公司和投资东道国目标不一致、在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国际上各国引资政策的激烈竞争等外部条件紧密相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的不利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外资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为此,中印两国应经常警醒自己,不要盲目进行引资竞争,更不要盲目吸引外资,而要切实提高引资质量,为本国经济服务。为此,两国都需要采取新的政策导向,在今后吸收FDI的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不断提高利用FDI的质量
中印两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对FDI的极大吸引力,两国已具备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化的条件。因此,中印两国在今后应该将引资重点转向发达国家中优质的跨国公司,而且注重引入高端技术。因为中印两国现在引入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也处于该领域产业链的低端,严格来说还不能称为高质量外资。如何合理地设立技术标准,提高外资进入的技术门槛,是两国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13]。
(二)加强对FDI的产业导向作用,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两国政府要加强监督管理和政策引导,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促进两国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应引导外商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投资,印度应加大工业领域尤其是制造业的引资力度。
(三)设立外资进入的环境标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印两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发展经济的任务还很艰巨。而要想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基本前提就是经济发展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为此,两国应设立并严格执行外资进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标准,对达不到要求的企业不许进入。同时,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外资向资源消耗低、环保节能型的产业发展,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
(四)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
根据前面的分析,一国在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与一国自身的产业结构及技术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跨国公司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把最新的技术和核心的技术转移给东道国;此外,仅仅依靠对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进行被动的消化吸收与技术溢出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也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要促使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更多的技术转移,并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努力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实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中印两国在今后的发展战略中,必须加大对本土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和创品牌战略的支持力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为吸引高端外资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引进外资中,仅仅满足于组装加工显然是不够的。要在一个产业领域当中真正实现突破,就必须要沿产业链进行升级,从而形成一个由研发到销售的完整的产业体系。这就需要中印两国加大本土企业技术含量的开发力度,向中高端方向发展[14]。
未来将是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外国投资者继续参与中印两国经济建设与合作的机遇期。中印两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外资进入中印两国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如何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是中印两国在利用外资中始终面临的问题。中印两国新领域的开放和新的投资方式,也需要时间和体制、政策调整,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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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岩林]
[关键词]中国;印度;FDI;质量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5-0026-(07)
中印两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建设。为此,两国不断完善自身的投资环境、给予外资种种优惠政策,再加上两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印两国近年来形成了对FDI(foreign divect inuestment,FDI)的极大吸引力,两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进行的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表明,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是中国和印度[1]。应该说,中印两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总体上是成功的。然而,中印毕竟是两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技术水平相对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及跨国公司与投资东道国目标的不一致、在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国际上各国引资政策的激烈竞争等,使得中印两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总体质量不高。随着中印两国对外资吸引力的增强及引资规模的扩大,两国利用外资的目标应该实现从“质“到“量”的根本转变。因此,在中印两国成功地吸引到大量外资、并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后,对两国利用外资质量不高的问题已经到了反思的时候,笔者的研究即立足于此。
一、中印两国引进FDI的“质量”分析
中印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却十分相似,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上也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障碍,主要是:
(一)吸收的FDI总体质量不高
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由于各国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一般认为,欧美等国家的外资偏重于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亚洲地区的外资则偏重于加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而来源地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和毛里求斯的外商直接投资则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港政策寻求型外商投资,中国一般把它们称为“假外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比较集中,见表1。截至2007年底,亚洲十国(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为中国吸收外资主要来源地区,其中来源于香港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高达40.44%;另外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也占一定比例,来源于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的外资比重为11.47%;而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相对较小,从美国、欧盟吸收的外资比重尚不足20%,仅为14.85%。不仅如此,从近年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吸引外资中来自自由港外资的增幅较大,而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资不升反降。与2006年相比,中国2007年利用外资总体规模比2006年增长了13.59%,其中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外资增长了41.75%,来自萨摩亚的增长了33.96%,来自开曼群岛的增长了20.59%,来自毛里求斯的增长了20.53%;但来自美国的外资减少了12.79%,来自欧盟的减少了29.43%。与2006年相比,中国2007年吸引的外资质量进一步下降。
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亦是一个自由港,见表2。此外,印度是毛里求斯主要人口来源国,其传统文化、宗教、甚至种姓制度均对毛里求斯有很深影响。所以来自毛里求斯的FDI资金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与来源于华人经济圈的中国FDI极为相似,同样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00年4月至2008年4月,来源于毛里求斯的印度FDI占其总额的44.26%。紧随其后的有美国、英国、荷兰、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但其比重尚不到40%。
而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其直接投资占全球外资流出量的80%以上,但中印两国吸引的发达国家的外资比重远远低于这一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印吸引外资的质量不高。
(二)吸收FDI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
虽然中印两国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两国在大量引进外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促进本国的产业技术进步,反而形成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以中国大量吸收的制造业FDI为例,虽然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有很大推动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一是FDI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产生了依赖性,使自主创新精神受到抑制,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增加不很明显。目前中国电视机、洗衣机、空调、汽车等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核心技术基本上控制在FDI企业的手中,许多产业的产品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中国实际上仅是世界的一个“加工车间”,无法享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外商在与中国合资的同时,抑制了中国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使许多已有的民族品牌消失,民族产业受到很大冲击。三是大规模的外资涌入开始对中国包括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商业流通业在内的支柱产业形成全面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格局,这很可能导致中国对核心产业和相应的核心技术丧失控制力,使中国尚处于世界产业的“外围”地位时就开始出现“技术空心化”的风险。
从印度来看,虽然印度在软件业这样一个高科技产业吸引的外资很多,印度的软件业较为发达,但印度在软件业的发展主要是软件外包。外包,也称企业流程外包,其最直接的解释是“外部寻求资源”,即把不属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包出去。因此,软件外包大国并不等于软件大国。印度的软件外包主要是为美国软件公司进行加工,而加工者一般不拥有最终的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因此这种软件外包不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出口而是软件劳务的出口。由于没有生产环节,印度的软件工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而是为美国公司做软件开发中的部分工作,是一种“软件代工业”。虽然美国用的软件大量地利用印度代工,但绝大多数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仍属于美国公司。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印度软件业只是发达国家软件企业的海外业务分流,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终端客户且缺乏自主品牌。虽然近年来外包软件的技术含量有所上升,知识外包产业逐渐兴起,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一直严重制约着印度软件企业大发展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事实上,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和软件外包业务,不仅仅使印度软件业失去了自己的品牌,而且
也使印度软件业失去了控制权和对软件产品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形成了对外资技术的严重依赖,这对印度软件业的良性发展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
(三)FDI加剧了两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中国和印度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较快,而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印度长期以来制造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但服务业对经济的驱动作用较强,目前制造业在印度国内总产值中仅占17%,而中国这个比重为35%[3]6-8;2003—2004年度,服务业对印度GDP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了62%[4]。印度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的发展模式,可推动服务业出口,减少对资源的需求量,减轻污染环境的压力,但服务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缺乏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所以印度这种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局限性[5]。事实上,印度所实行的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印度《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劳动力总数中,就业人数34 336万人,失业人数3 485万人,失业率为9.21%,印度就业问题恶化是由印度畸形经济结构所决定的[3]6-8。因此,为了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农业,而印度则应大力发展工业。但从两国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1998—2005年,中国平均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尤其是集中于制造业。1998—2005年,中国第二产业吸收的FDI占FDI总额的比重平均为72.73%,其中制造业吸收的FDI占第二产业吸收FDI的比重平均高达89.55%。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占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5.58%,与中国广阔的服务业市场相比,与全球FDI在服务业的投资占比相比,外资在中国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偏小。而且,外商在中国第三产业的投资还主要集中于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开发业,房地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高达43.67%。此外,外商在中国第一产业投资的比重非常小,只占整体的1%～2%左右。从印度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多年来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软件业等第三产业,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并不多。以2006—2007年财政年度为例, 这一年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是服务业,有47.49亿美元的外资流入,占印度当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0.20%,而在制造业领域,外资流入相对较少。虽然服务业和科技是印度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制造业、农业等产业部门的落后也会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代替制造业、农业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但印度FDI的流入并没有弥补这一缺陷。
根据以上分析,中印两国吸收的FDI不仅没有起到优化其产业结构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经济结构失衡。
二、中印两国引入FDI“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两国自身条件的制约
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者对于东道国区位因素的反应和选择存在差异,或者说,不同的东道国区位因素将引进不同特点的外国投资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资进入中印两国的重要因素,成为导致两国吸收FDI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从总的趋势来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或由技术领先国向其他国家扩散。这是因为,随着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其成本优势丧失,跨国公司为了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润最大化,将业务转向成本低的地区。中印两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自然成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中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区位优势。以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制造业为例,2003年3月,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结果表明,在制造业领域,纽约、东京、上海三地人均月薪分别为2 300美元、2 500美元、207美元。显然,中国上海更具有成本竞争优势[6]。从印度大量吸收外资的软件业来看,软件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主要成本在于人员的费用。印度拥有一支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讲英语又可以在相对较低工资水平上工作的劳动大军,尤其是拥有大量的工资成本很低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等高科技人才。如2003年美国软件人员的年均工资为63 000美元,日本为44 000美元,而印度仅为5 000～8 000美元[7],印度的工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自然对FDI形成极大的吸引力。
(二)不同时期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有各自专门从事成本比较便宜的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出口,这样可以使世界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世界产出将达到最大;H-O理论也认为,各国应利用自己相对丰富的资源进行生产和贸易,所有的国家都会从中获益,世界的产出也会相应增长。而国际贸易的扩张导致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意义上的要素禀赋的专业化程度加深。新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其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向低工资经济区转移,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主要偏重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20世纪70年代,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这种转移,进入21世纪,知识密集型产业也开始了这种转移。中印两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制造业和软件业,正是不同时期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通过国际产业转移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争取在国际竞争和发展中居于主导和主动地位。国际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呈梯形推进,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进行转移和升级。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后,率先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国内集中力量发展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把纺织业等传统产业通过直接投资向正处于经济恢复期的日本等国家转移。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为了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美、德、日等国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和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电子、航空航天和生物医疗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大量向外转移。使承接这些产业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家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次石油危机及其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上涨,迫使发达国家努力发展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将钢铁、造船和化工等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家电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外转移。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服务业和生产外包成为重点。跨国公司把生产、营销、物流、研发、设计,分别转包给低成本国家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中印两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制造业和软件业,正是不同时期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自由化,正好赶上第四次产业转移,此时信息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兴起,服务业和生产外包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于印度发达的高等技术教育、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以及软件业无需大量土地、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本投入,而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及必要的市场销售,就可获得较快的发展,因而信息软件产业成为印度历届政府着重发展的产业,信息产业的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投资也自然成为印度政府关注的重点;虽然印度海外侨民在“硬”资本的输入方面不能与中国海外侨民相匹敌,但国外印度人能贡献的知识资本则多得多。印度政府也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FDI流入本国软件业。结果是,在印度除了那些基础消费品的投资外,跨国公司往往愿意投资于印度的IT行业,尤其是软件业。
(三)国际分工及其演进的结果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国际分工的边界正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也随之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产业链细分的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纷纷把一些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把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高附加值的环节保留在本国境内。
从中国吸收外资最多的制造业来看,由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比较易于切入,因此对于中国这样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当一部分制造产业的发展都始于组装加工环节。中国台湾宏碁公司董事长施振荣按照一个行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所产生的附加值大小,将制造业的价值链勾画成一条“微笑曲线”,通常情况下,在产业上游的研究开发以及核心部件制造、下游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利润相对较大,而中间部分的加工组装环节在整个生产链中处于利润率最低的位置。中国吸引的外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
从印度吸收外资最多的软件业来看,虽然软件业总体而言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但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品,印度软件产业自身也不具备自主开发产品去争夺国际市场的能力,因此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印度的软件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具体分析,在软件产业中,价值链最低层的环节就是专业代工,即把本国的程序员派到客户所在地提供服务,这种方式收入增长潜力最小;其次是类似于专业代工的现场开发合同;第三层是离岸开发合同,这种合同的利润相对较高;第四层是按产品分类的服务;最高层就是产品,产品这个层次的利润最高。印度软件企业根据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的全球布局和自身的优势,将自身定位在软件产业价值链的专业代工、现场开发和离岸开发合同环节。据统计,软件外包业务占据了印度软件产值的50%以上。而所谓软件外包就是国外公司谈好的软件订单转交给印度企业开发,可能这个订单已经被转包了好几次,而在每一次转包过程中,利润都被剥去了很大一部分。因此,印度的软件业实际上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主要依靠的还是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获取的技术、利润率和附加值相对有限。
(四)跨国公司保持所有权优势的结果
中印两国在引进外资中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由跨国公司本身的特点所造成的。
第一,在现代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之中,技术优势,特别是核心技术一直是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倚仗的主要优势,因此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时,通常也格外重视对其所拥有的核心技术进行保护。在目前的投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核心技术和高水平的研发活动均被安排在母国来进行,而在东道国进行的仅仅是以加工组装为主的次要活动,而且即便是对这些次要活动,跨国公司也会采取各种限制手段来防止其技术的“外溢”。据有关资料显示,波音公司的各种机型50%以上的机体零部件靠转包方式提供,供应商遍及27个国家和地区,但为了防止关键技术的外泄,波音公司对外转包的业务及其分散,每个参与的国家一般只负责极小部分部件的生产,从而难以获取飞机制造的整体技术。其中作为波音在全球最大的转包合作伙伴,日本参与了波音机身35%的部件制造,每年的转包合同高达100亿美元。然而由这种转包业务积累起来的技术只是一些制造技术,对研制能力的提高作用有限,很难在此基础上生产出自己的飞机,日本转包业务已经发展了近30年,还只是停留在通过参股参与国外飞机制造的层面,并没有使日本企业获得全面的飞机和发动机设计生产的技术能力。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放弃YS-11项目时,与空中客车处于同一个起点, 但由于战略选择的不同,结果迥异[8]。2004年12月,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业务,并期望以此来获取PC产业中的核心技术。但在此前,IBM已将它在深圳的合资工厂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器部分剥离,另与长城成立由它控股80%的服务器公司。这样,卖给联想的工厂只剩下PC制造部分的一般技术。由此可见,将获取产业发展核心技术的希望寄托于跨国公司方面无异于与虎谋皮,即便是17.5亿美元的高昂代价仍然难以令我们实现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
第二,从国际技术转移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它们总是将最新技术成果控制在母公司内部,或通过内部技术转移转让给其控股的特别是独资的子公司。至于对外直接转让的技术,技术层次往往是相对落后的。据调查,跨国公司转让给其控股或独资的子公司的技术平均差距不到6～10年,而转让给外部的技术平均差距为14年[9]。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显示,要想跟上世界其他国家技术进步的步伐,成功融入到世界市场中,就必须使本国在某些产业,至少是个别领域成为技术先导和先锋,而这只有靠本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创造能力才能实现。 然而,在中印的内资企业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核心技术的条件下,形成对外资技术的依赖也是难以避免的。
第三,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东道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基础。在东道国企业具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的前提下,东道国企业本身的技术基础越雄厚,则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的技术转移力度也就越强。相反,如果东道国企业本身的技术基础薄弱,则跨国公司不需要进行过多的技术转移就可以维持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从而也就没有动力向东道国进行更为先进的技术转移,东道国自然就形成对外资技术的依赖。中印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较晚,技术基础相对较差,客观上决定了跨国公司不可能对中印两国进行更多的技术转移,中印在核心技术方面只好更多地依赖外国。
(五)国际引资政策竞争的结果
外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可以产生许多积极效应,如弥补投资缺口、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对外贸易增长、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吸引外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FDI总量供应的稀缺性和FDI需求的相对无限普遍性,导致了国家间吸引FDI的政策竞争愈演愈烈,外资政策自然成为各国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印两国为了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推出了对外资的种种鼓励、优惠政策,如印度在改革以前,对引进外资极其谨慎,除行业和比例限制外,还明确规定外资必须与先进技术捆绑引进。自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向外向型转变,为吸引外资,取消了对FDI必须与技术转让挂钩的限制,建立了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FDI;降低了外资准入门槛,提高了外资在合资中的比例;1998年以后,印度在知识产权、国民待遇、公共事业及服务领域等方面进一步放开。2005年初,印度政府又颁布了外国投资促进法,通过降低税收、放宽行业准入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政策优惠一直是吸引外资的重要举措,为了能够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给予了外资种种优惠政策和待遇,如设立开发区、减免税、无偿提供土地使用、低价转让国有资产的权益等,此外,中国地方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利益主体,由于在现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中实行多头和分级管理的体制,再加上对政府官员的业绩考核不合理等原因,更是将国家的外资优惠政策用到了极限。
此外,为了维持现有FDI或吸引更多FDI,中印两国对引进FDI没有实行严格的环境标准,而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充分认识到过度的工业活动对环境的损害,其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它们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积累了雄厚的环境保护资本,并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的意识长期较为薄弱,再加上为了在吸引FDI的竞争中取胜,发展中国家甚至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因此,国外理论界提出了 “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非常严格的环境标准使跨国公司生产成本上升,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把污染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资本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例如,Waler和Ugelow[10]提供了一个关于环境标准实施严格程度的分类方法,一些学者照此将美国、德国、英国、印度等14个国家进行了分类[11],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准严格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环境标准在14个样本国家中属于最宽松的国家之一,正是这种环境标准的差距为发达国家向印度转移污染提供了可能。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是资金贫乏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也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长期以来实行了较低水平的环保标准,使污染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并成为利用外资的比较优势之一。所以,中国长期对许多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PIIs)向中国的转移没有进行太大的限制。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污染工业从高环保标准的发达国家向低环保标准的中国转移[12]。
外资是良莠不齐的。中印两国给予外资的种种优惠政策导致了外资的鱼龙混杂。在优惠的外资政策下,不仅使一些中短期外资项目、技术平平的外资项目、高污染外资项目大量涌入,而且使一些质量不高、竞争乏力的“政策偏好”型资本,甚至“假外资”趁机进入,使得中印两国吸引FDI的总体质量不高。此外,这些外资项目不仅没有带来先进的技术,而且由于享受诸多“超国民待遇”,不搞技术进步也能获利而延缓了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不利于中印两国的技术进步。
三、结论与启示
虽然中印两国成为了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外国直接投资也为促进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许多积极作用,但是,外资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印两国在利用外资的质量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外商投资质量不高;吸收FDI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许多外国投资企业将环境污染和排污大的企业带入中印两国,加剧了环境污染等。中印两国在引进FDI方面存在的问题既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也与跨国公司和投资东道国目标不一致、在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国际上各国引资政策的激烈竞争等外部条件紧密相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的不利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外资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为此,中印两国应经常警醒自己,不要盲目进行引资竞争,更不要盲目吸引外资,而要切实提高引资质量,为本国经济服务。为此,两国都需要采取新的政策导向,在今后吸收FDI的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不断提高利用FDI的质量
中印两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对FDI的极大吸引力,两国已具备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化的条件。因此,中印两国在今后应该将引资重点转向发达国家中优质的跨国公司,而且注重引入高端技术。因为中印两国现在引入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也处于该领域产业链的低端,严格来说还不能称为高质量外资。如何合理地设立技术标准,提高外资进入的技术门槛,是两国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13]。
(二)加强对FDI的产业导向作用,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两国政府要加强监督管理和政策引导,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促进两国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应引导外商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投资,印度应加大工业领域尤其是制造业的引资力度。
(三)设立外资进入的环境标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印两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发展经济的任务还很艰巨。而要想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基本前提就是经济发展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为此,两国应设立并严格执行外资进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标准,对达不到要求的企业不许进入。同时,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外资向资源消耗低、环保节能型的产业发展,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
(四)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
根据前面的分析,一国在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与一国自身的产业结构及技术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跨国公司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把最新的技术和核心的技术转移给东道国;此外,仅仅依靠对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进行被动的消化吸收与技术溢出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也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要促使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更多的技术转移,并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努力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实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中印两国在今后的发展战略中,必须加大对本土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和创品牌战略的支持力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为吸引高端外资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引进外资中,仅仅满足于组装加工显然是不够的。要在一个产业领域当中真正实现突破,就必须要沿产业链进行升级,从而形成一个由研发到销售的完整的产业体系。这就需要中印两国加大本土企业技术含量的开发力度,向中高端方向发展[14]。
未来将是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外国投资者继续参与中印两国经济建设与合作的机遇期。中印两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外资进入中印两国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如何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是中印两国在利用外资中始终面临的问题。中印两国新领域的开放和新的投资方式,也需要时间和体制、政策调整,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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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