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月是敞开的。
　　即便麦穗垂下了，麦秸还是高过膝盖。你站在田埂上，就像是一棵没有枝叶的树。我从来没有觉得散落在沟渠小河边上的树木有多出色，但在一片麦田的黄中间，树木的绿让天空的云朵失去了魅力。那时我没有航拍的概念，后来在飞机上鸟瞰田野时，我想像站在田埂上的我，我穿着露趾的布鞋，脚丫里有泥土。我很奇怪，在麦子收割之后，我反而觉得天空离我远了。你提着篮子在田里捡麦穗，天空只是你背上的云朵，你看到的只是泥土。如若不小心，坚硬的瓦片或树枝会刺破鞋底。现在好像不要捡麦穗了，老家的朋友在微信晒了收麦的照片，完全机械化了。我熟悉的风景消失了，我现在也是透过窗户看麦田。我坐在从北方回南方的火车上，越过绿化带，我的视野在迅速后退的田野上。这是六月初，我感觉到麦田在动。在麦穗没有完全垂下时，风从麦田掠过，麦浪的波动像摇篮最后的慢悠悠的晃动。车身是震动，麦浪是波动。我在麦田里找我，还有我的同学。

2

　　我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看到有乘客拿着The Catcher in the Rye，然后又看到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家中去世的消息。我在大学毕业的前夕读到这本书，霍尔顿这位前辈是和我们不一样的“革命者”。我看过塞林格的一张照片，他在看书，书的左侧是一盒香烟，右侧是一只烟缸。那时我还不会抽烟，等到自己抽烟了再看这张照片，我觉得是那样的亲切。或许因为这种如同烟圈一样散漫之后便消失的亲切感，在获知塞林格去世时，我仿佛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位师长。在去美国时，我根本没有想过塞林格是否健在的问题，我在一家小书店买了本新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整理行李时还是放下了。但我下载了约翰·列侬的摇滚，我想在寂寞时听听。
　　塞林格去世后的一个月，我去了纽约中央公园。那年冬天的雪太大了，地上的一切几乎都被大雪覆盖了。我穿着厚厚的羽绒衣，站在公园的什么角落，围巾捂住了双耳，我听到了列侬的声音，又听到了枪响，那个叫马克·大卫·查普曼的好像说，他杀列侬的原因都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了。美国留给我的记忆是复杂的，我在哈佛广场的“革命书店”看到了我熟悉的那些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中文的，英文的。我到这家书店三次，没有见到其他读者，在冷冷清清的店里，我仿佛听到了不同空间的喧闹声。几年以后，再访波士顿，我在这家书店的门口停了片刻，我在窗户的玻璃上看到了我的面庞。我感觉自己在老下去。

3

　　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母亲总是重复说到一个细节：生你时我大出血了。
　　那天，父亲在乡下的一所学校教书，他回来时，我已经在襁褓之中。这时，麦子逐渐黄了。父亲说，他从田埂上走过时，闻到了麦子的香味。这也是我后来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在我出生后的两年，我们离开了这个叫“后港”的地方，回到村庄。我后来曾经跟奶奶去过我住了两年的房子，邻居说：你这么大了，你妈妈生你时大出血，好吓人。我记得那是两间红瓦房，我站在门口，听她们说我那时种种的怪异动作。这一年我八岁。
　　再后来，我读书了，知道了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时候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会不断重复说他在田埂上闻到麦子的香味了。

4

　　我是五月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我吃到了韭菜炒鸡蛋，我便知道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母亲说，那天出血太多了。后来，我知道了一个词是用来说母亲的：受难日。
　　父亲说，我在田埂上闻到了麦子的香味。我不知道，父亲喜欢面食是否与我出生的那个五月有关。芒种，麦子收上来以后，就是插秧了。麦子是为稻子准备的，有了麦子，便有了馒头、大饼、麦片粥，果腹后去插秧、薅草、收割、脱粒。在寒冷的冬天，裸身的麦子和稻子在锅里相遇，那是米打底的麦粥。

5

　　斜对门的二婆奶奶说，我们家涨饼了。涨饼的涨，我一直觉得是方言中非常精彩的一个词。面粉和好后，发酵的过程像涨潮;在热锅里，又涨潮了。二婆奶奶的饼涨得特别好吃，一面脆，一面软，一面黄，一面白。许多年以后，我女儿说，二婆太太的饼好吃。那时我不知道面粉可以做面包。面包是什么呢？面包是城里的瓦房，馒头是村里的草房。二婆奶奶的涨饼是草席，披萨饼是有花的地毯。

6

　　我一直没有询问我父母亲，他们是怎么带着我回到那个村庄的。在我能够独自走路去后港粮管所看我爷爷时，我几乎要用半天的时间才能到达。许多细节都在他们返乡的那个冬天消失在灰色的天空下，我想像，一路上我哭声不断。他们想在寒风中裹紧我，但又怕我被捂出问题，我无论是侧着还是躺着，脸庞在外。我后来一直怀疑，我黝黑的皮肤与这次长途跋涉有关。我没有留下返乡的记忆，但父亲说：我们抱着你回来时，田野里的光景就是这样的。这是十多年以后，我在去后港的路上，父亲对身边的我说。我看到棉花田里有人在采摘棉花，我看到了我的小棉裤裤管也露出了棉花，我听到了不远处黄鼠狼还是野兔流蹿的声响。裤管发黄的棉絮让我知道了温暖和寒冷。我们把五月留在身后，前面的五月在前面的那个村庄。

7

　　离开村庄，就是离开五月。
　　五月成了我的风景，五月不是我的日常生活。麦田是小镇外面的风景，我们几个高二的学生站在桥上，心如麦浪。还有一个月，我们就毕业了。边上的女生问我：班长，你有什么打算呢？我没有打算，这个五月留在这座桥上了，它染上了初恋的梦幻。我要回到乡村的五月，五月的乡村。在没有什么打算时，五月是黑色的。很多人都说五月是红色的，确实是这样，我在红色的五月长大。有一天，我在一家外贸服装店看见一件特别的T恤衫，红色的T恤衫中间是一颗黑色的心脏。服务员看着我的眼神说：先生，你可以穿。我笑笑说：适合外国人。

8

　　鲜花与墓地。
　　我一直记得这篇小说的名字。或许我记错了。
　　乡村的五月有鲜花吗？栀子花开了，开在阿姨们的衣服上。有个阿姨在麦收后出嫁了，我看到她的父亲在房间里哭，我问他：婆爹爹，你怎么哭呢？他说：花了这么多钱。
　　也是五月，在梭罗的墓地，我在书本大的墓碑上放了一束在田边采来的野花。之前，我去过瓦尔登湖，在那间重建的木屋里我留影了。我一直不喜欢这张照片。在湖边，我赤脚下水了。湖水的清澈和冰涼在我的脚掌，我赤脚走到木屋，但在拍照时，我穿上了袜子和皮鞋。我走出墓地时，还想着在湖边想的那个问题：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9

　　我在五月最惭愧的事是，我竟然在三十年前做过一次讲座：“五四”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许到今天，我也没有真正认识“五四”，但我被划为知识分子一类。“五四”是什么，知识分子是什么？

10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我和波士顿大学的叶凯蒂教授做了一个有意义的交换。许多年前，我们在苏州见过面，差不多暌违十年后，我们一起参加田晓菲教授主持的文学手抄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手册上看到了名字和论文提要。凯蒂问我：你有《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我问凯蒂：你有《九级浪》手抄本？她告诉我，她的《九级浪》是作者手稿的复印件。我们约好了时间，交换了手抄本的复印件。这对我而言，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我便寻觅《九级浪》。我在山西的一家杂志上看到作者的一篇文章，文末竟然有作者留下的他在美国寓所的电话。我复印了这篇文章，记下了电话号码。如作者所说，埋在颐和园湖边的手稿，被湖水漫漶了，我读到的稿子少了好几页。《九级浪》写了1960年代末的“顽主”。这个顽主始终没有进入当代文学史，王朔的顽主因此显得格外突出。我个人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解，因《九级浪》而有了“质感”。我记得《第二次握手》也提到了俄罗斯的油画《九级浪》，“九级浪”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五月，在纽约大学讲座结束后，我途经百老汇大街，突然想起我出国前存在手机里的那个电话，便站在路边拨通了电话，没有人接听。回国后我在《读书》上写了一篇随笔谈及《九级浪》和我从百老汇大街走过的场景，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条短信，一位陌生者说：你能不能把《第二次握手》和《九级浪》的手抄本卖给我，我出高价。《九级浪》是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吗？是。不是。

11

　　五月过去了。
　　父亲看了日历，对我说：今天是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