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等好事”,你拒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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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媒体报道称,2014年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2013年图书阅读率为76.1%,人均图书阅读量为6.97本,较2012年提高1.48本。但数据背后依然有隐忧,该调查是将教材与教辅都计算在内,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调研更不容乐观,2014年北大图书馆的书籍借阅总数为62万本,是近10年的最低数量,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是107万本。
  阅读是一种精神现象,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古人云,“至乐莫如读书”,更提出了“天下第一等好事无非读书”的观点,这被认同和传诵,但到了今天,种种数字和事实显示,如何阅读、阅读什么竟然成了问题,对大学生群体来说,也不例外。而在呼唤建设书香社会的当下,反思是什么因素促使大学生忘记了或者远离了“天下第一等好事无非读书”,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时代背景的理性审视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均年图书购买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欧美国家达到了16本,甚至有些北欧国家达到了24本,而我国只有5.6本。同时,2011年中国的人均图书阅读量是4.3本,韩国是10本,俄罗斯超过20本,以色列最多,达到60本。醒目的数量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客观地说,这种差距不是个体所能左右的,相反,隐藏其后的事实是国民购买力的差距、教育程度的差距,更有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均受教育程度更制约了图书的购买与阅读。
  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必然影响公众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选择,并且在社会心理趋向物质追求和娱乐快感享受的无形引导下,阅读相比于个体的其他追求来说,很可能排在靠后的位置而非是一种必然选择。
  从微观层面来看,尽管出版界、学者和公众都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细究起来,无一不是站在自身立场的“自我辩护”,而没有一种直面问题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担当意识。这是一种吊诡的现象。社会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心理和习俗的养成,都离不开个体与社会心理的双重作用。并且不因权力者的威力而改变,更不因说教和鼓噪而动摇。包括大学生群体在内的公众之所以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看“肥皂剧”乃至用大量的金钱去追星,也不愿意去买书读书,原因大概就在于人的微妙心理在发挥着无形的影响。正如经济学常识所揭示的那样: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会被假定为理性的个体,他对于自身拥有的时间、金钱等资源的分配,一定是出自满足自身最大效用的目的。
  更何况,弥漫于整个社会中的浮躁和功利心态加剧了这一倾向。转型时期的生存压力与物质诱惑使人们心态日趋浮躁,急功近利明显可见,人们开始把有限的精力时间用来追逐与自己关系最密切、最实在、最直接的利益,就连阅读也明显染上了功利色彩。
  深阅读和浅阅读之辩
  网络的飞速发展、信息的海量增加、快餐文化的迅速传播催生了浅阅读现象。首份中国城市阅读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互联网环境下,阅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手机成为网民阅读的第一途径;“浅阅读”取代“深阅读”趋势明显;教育类图书需求大。
  由于阅读方便、成本低,手机成了人们获取阅读的最主要途径,造成的结果便是“浅阅读”取代“深阅读”趋势明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面前,这样的判断似乎与公众预期相一致,但要思考的是,真的是相互取代的关系吗?若果真如此的话,碎片化阅读就成个体的下意识选择,阅读又要走向何方呢?
  当下,只要个体拥有移动设备,就可以进行阅读,只是无论从内容、时间还是载体、进程来说,都是碎片化阅读,看似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但阅读成了一种娱乐的方式而不是思考的方式,很难进行严格的逻辑推延,并且不是以阅读传统书籍的形态演进,更像是打发无聊时间的无意识行为。也正因为如此,“浅阅读”取代“深阅读”趋势明显的判断出笼了,甚至有人产生了“深阅读”濒危的忧虑。
  丧失了“深阅读”功能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拒绝“深阅读”的个体也是可悲的。正如美国科技作家卡尔所说:“我们牺牲了深入阅读的功能,变成只是信息的解码者,形成丰富的精神连接的能力被搁置。” 尽管数字阅读有着惊人的上升,但功利性阅读与日俱增,甚至在造成公众思考能力下降的同时,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文化底蕴也在消散。这或许是可怕的征兆。
  阅读的深与浅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朱熹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究理之要,必先于读书。”从辩证的角度看,浅和深相对而言,没有浅,就没有深; 没有深,也就谈不上浅。从理论上说,浅阅读替代不了深阅读,二者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如果能创造条件,让浅阅读成为深阅读的补充,而不是坐视浅阅读日益蔓延和侵袭,恐怕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现在每年出的新书有一半不用读,好书太少了。”结合出版物现状就是说,相当部分图书粗制滥造,缺少符合民众需要的“深阅读”图书。在忧虑民众浅阅读的同时,出版界是不是也应反思民众何以沉迷于“浅阅读”呢?唯有如此, 才能跳出“浅阅读”取代“深阅读”的二元对立逻辑,才能避免大学生把花在屏幕上的时间当作阅读。
  读书的有用和无用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指出,书籍是一种冷静可靠的朋友。也有作家说:“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所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而结合开头提到的调查结果,我们则发现,除了图书馆的书籍借阅总数创下10年最低,大学生的阅读内容也不容乐观:最受大学生欢迎、高踞排行榜前三的是《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和《盗墓笔记》这类的通俗作品,远离经典、远离原著似乎成了当代大学生阅读的趋势。这些调查显示,大学生阅读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在下降,大学生似乎并没有把阅读当作“朋友”和“伴侣”。
  日前发布的第12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为58.1%,数字化阅读比例首次超过传统阅读,其中手机和微信阅读的增长最显著。虽说数字化阅读呈增长态势,但是,“都说读书好,都喊没时间”却成了共同的尴尬。从媒介角度来说,电视、网络等对大学生阅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大众文化宣扬的快餐消费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的阅读选择产生影响,阅读的娱乐性和趣味性追求,正是大众文化和媒介环境变迁的结果。大众文化消解着个体书本的深层次理解,影响着个体对思想深度的追求,大学生对通俗读物的偏爱,原因正在于此。   当本应引领社会读书风气之先、充当书香社会建设领头羊的大学师生也陷入了“疏远名著、阅读退化”的窠臼时,难免让人忧虑。可以说,阅读数量和层次的降低,阅读品位的直线下降,并不仅仅属于某个群体。客观地说,单一的调查和忽视阅读环境、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等因素得出的大学生阅读量新低的结论需要辩证看待,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正视其中隐藏的问题。
  阅读讲究方法,但对我国学生来说,除了教科书之外的书籍基本上都被归类为课外书,不仅阅读面狭窄,而且在阅读方法上也很是欠缺。不少学生仅仅把读书看作是工具、手段和敲门砖,根本无暇顾及方法的考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者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通俗性书籍的易理解和易接受就得以显现,而需要认真品味、仔细阅读的原著、经典自然无法受到欢迎。
  当下,整个社会的读书行为都有着“效益”追求——看书能不能带来实用的效果,如成功、技能、处世等,恰恰遮蔽了阅读的真正价值,放逐了阅读的真正意义。本应是为得到精神的交流和心灵共鸣的阅读,却变为谋取现实利益的手段,并且,当某种实用效应实现,就意味着阅读的结束,就意味着书籍可以束之高阁了,最终导致功利性阅读盛行,而精神性、思想性的阅读日益萎缩。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大学生群体受到严重裹挟,技术型书籍以及可以帮助实现就业和掌握生存工具、短暂放松压力和愉悦身心的书籍大受欢迎。大学生阅读量新低和阅读内容通俗化,是受社会和时代潮流挤压的结果。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所学校可能什么都齐全,但如果没有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丰富精神生活而必备的书,或者如果大家不喜爱书籍,对书籍冷淡,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学校。但是,现实中,从小学到大学,从学生、家长到学校都拒绝课外读物。对升学和考试没有帮助的书籍被冠以“闲书”“杂书”的名字,可以想象,到了大学,青年人能改变这种被强制灌输的阅读习惯吗?因此,教育者和家长也应反思。读书的乐趣正在被丢弃,国民阅读率让人忧虑,经典阅读逐渐被搁置,快餐阅读成为潮流,思考能力严重下降,仅仅属于大学生群体吗?
  阅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也是很个性化的事情,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阅读是个体生命的扩展。大学生阅读问题值得关注,但不能把问题都归罪于大学生。书不仅是生活,而且是现在、过去和未来文化生活的源泉。在这个功利为王的时代中,张扬读书的“无形之用”——对话崇高、精神享受,理性对待读书的“有形之用”——成功兑现、前程实现等,才能使阅读的价值真正回归,进而消除大学生阅读量悖论和怪象。
  读书的最高层次是无功利的阅读。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对大学生来说,既要有读书的理想追求,也要讲究方法,甘坐冷板凳,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注重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养成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
  责编:赵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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