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酒是世界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这朵奇葩，首先开放于中华。
　　酒祖
　　酒从何来？谁是造酒的鼻祖？
　　据古人文中记载，造酒为仪狄之功：仪狄为大禹之女，大禹治水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德，其女仪狄受其父的影响，是个十分贤孝的女子。因为大禹为治理水患常常废寝忘食，致使仪狄为其父王所做之饭食，常常倾倒在一个树洞之中。久而久之，那些发酵了的食物，从树洞便发出一股奇香。有一次，仪狄用勺品尝于口，初觉香气爽人，继而心神飘然。待大禹治水归来，仪狄将其拿给其父品尝，大禹定名为酒，人间始有酒说。
　　上述酒说，为远古酒祖考源之一。其二，说酒诞生于周，中华的酒祖为杜康。杜康为东周时期的一个小小粮秣官员，因为其工作每天与粮食发生关系，便演绎出酒为杜康所造之说。据野史话本披露，他在为粮秣官员时，所掌管的粮食难免被雨水浸泡，发酵之后的粮食，便形成了酒曲，其浆液便流成了酒浆，因而杜康是中华的酒祖。此说，比第一酒祖之解，虽然略显科学一些，但与仪狄造酒之理如出一辙——都是“无心插柳柳成林”，并非有意酿造之结果。
　　近读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书，对仪狄、杜康为酒祖之说，留下这样的文字：酒自黄帝始，非仪狄矣。古方用酒，已有醇酒、春酒、白酒、清酒……云云。言外之意，酒自黄帝时起，已成正品，适饮壮身，狂饮伤体。如此说来，中国造酒之历史，就更为久远。笔者在一篇古代《酒源》的篇章中，还见有如下之说：“天的酒星，酒之作也，其（指酒）与天地并存矣！”此说，一下子把酒祖神话了，让后世之酒徒，无法得知其造酒的鼻祖为谁了。孰对？孰非？
　　这为后世酒者留下一个谜团。
　　笔者儿时曾留下如是的记忆：每年春节来临时，城关的酒作坊必定祭祖，而那些弥漫着酒糟气息的酒作坊门面上，张贴的酒祖之像，是粉面朱唇的古代美人。当时，我不知此人是谁，清代的未荐秀才——我的祖父告诉我，那是禹的闺女仪狄，她是中国最早的造酒女神，这是刻在我记忆中的酒祖肖像。年纪逐渐大了，我在清代《朔州地方志》中看到为酒仙兴庙、建碑之事时，书中记载中国南北方许多酒行，多把仪狄当成酒祖并为其立碑。但是酒祖之说源流不一，不像木器行当只奉信鲁班，茶叶行只祭祀陆羽一人那般，而是眾说纷纭的一个话题。如《博物志》以及魏武帝的《短歌行》中，无论是文是诗，都把杜康视为头号酒祖，传说杜康的故土，在河南汝阳，古代时那里建有杜康庙，以祭酒祖。
　　这些年，我曾两次到名酒之乡茅台镇做客，那里的一位酒师告诉我，他们这块地方的酒行，一直信奉杜康，在民国年代的酒作坊里，都供有“杜康先祖”之神位。至于有些地方，把刘白堕、焦革、葛仙、李白、司马相如、刘伶也视为酒神，在酒作坊里供起他们的牌位，其中多人似与酒祖称号关联不大——他们大都是嗜酒如命的美酒知音，并非造酒的始者，如李白留下“斗酒诗百篇”的典故；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开过酒铺——但是他们与造酒无关，只因与酒结缘很深之故，人们出于对其崇敬和羡慕之故，便也将他们当成酒祖祭祀，至于葛仙其人，笔者疑指晋人葛洪而言，葛洪是个炼丹人（现代应称之为化学家），古代酒事文章中，没有他酿酒的只字记录，但他写下过留传后世的美文《酒诫》一篇，便被后世来者列入了酒圣之中了。这几个人中间，倒是刘白堕、焦革与酿酒有些关联，明代袁宏道在《觞政》一文中写道：“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皆因酿法而得名。”由此可见，刘白堕非李白那般的酒客，亦非葛洪那样的酒评家，而是造酒的行家。据传说中记载，刘白堕造出的“白堕春酿”、“醉人经月不醒”，河南一带还流传着“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酿”之说。至于焦革，既然被明代袁宏道列入“因酿法而得名”，想必也是酿酒元老之一，但是他留下的传说不多，笔者只从《古今酒事》的篇章中，读到如下文字：“焦革善酿，焦革死后，王绩以焦革之酿法为经，参照仪狄、杜康酒谱，善造醇酒。”由此推想，王绩酿出之酒，是集前人之大成，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酒佳酿了！据《唐书·隐逸传》记载，王绩为唐初人氏，绛州龙门人，家里种有五谷杂粮多顷（应属豪门出身），专为酿酒之用。此公将老庄之书陈于床头，并养鹰鹏类飞鸟，以示淡雅，著有《醉乡记》一书，高吟刘伶五斗不醉，乡间有邀请其尝酒者，无豪门草舍门第贵贱之分，一律应召前往。在酒祖的牌位中，尽管他酿酒之绩被前人载入酒事史册，但他只能属于酒祖之徒。
　　因而，这四位远古先祖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是文字可查的造酒鼻祖——当然，其中的仪狄与杜康可称之为酒祖之尊。
　　帝王与酒
　　古代帝王与酒大都十分亲密，酒是帝王三宫六院之外的娇宠。
　　据史料记载，不饮酒的皇帝之中，有爱民治水之禹王。当其女仪狄创造了酒之后，将其呈现给禹王时，禹王尝后勒令仪狄停酿此物，并曰：“此物误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周文王曾写《酒诰》，并以自己不饮，儆示其子不要酤酒而要取信于民。这是继大禹之后，第二个拒酒的帝王。到了汉代，汉武帝也曾颁发“酒禁”，禁止民间造酒，违禁者要受离乡流放之惩。不仅严惩酿酒者，饮酒者亦在被处罚之列，其经济处罚手段则是：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罚金四两。但是他虽然禁民间酿酒和饮酒，宫廷则不受此约束。据窦革所著《酒谱》书中披露：“汉武帝自视功高，更将秦代之酒池肉树，赐于羌人。”用现代的语言解析，这是出于安抚边陲之需，但也表明他并非一个拒饮的帝王。到了魏文帝时，其禁酒令更为严酷，其朝政官员饮酒者斩。元朝开国的前二十年，重建禁民间饮酒之风，酿饮之人发配劳役不说，其家属女子也将受到株连，除不许在朝为官外，女子不能近配，要远嫁边陲。
　　但这些酒禁都是对下而不对上的，魏、元帝王自身，并不是拒饮的君主，仅仅是把禁酒，当成他们的统治手段而已。因而，可以这么说，在浩瀚的古史烟海中，难觅远离美酒的君王，有史可查的酒不沾唇的帝王，也就是大禹和周文王了。历朝历代倒是不乏颁布酒禁文告者，其酒禁的目的有二：一曰：防止多饮出暴民，以利其政权统治；二曰：中国自商代有了税制，其酒利甚高，国家不愿将此高利之行业，统交民间所有；官府酿造取代私酿，有利国库储备并可公饱私囊。早在王莾篡位取代汉室王权之后，便将汉初的民间酿酒，公开更改官酿。以后，有许多朝代皆效仿而行之。 　　由于我生命年轮中，留下了上述令我难忘的真情往事，因而山西的山，山西的水——连同这块沃土上孕生出的美酒，都成为了我回京之后的依恋和向往。所以当1982年春时，郑老打电话给我，要我带几个文友到临汾为文学青年谈谈写作问题时，我与友人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立刻赶赴山西临汾。当天，郑老以酒宴欢我们，摆在餐桌上的还是汾酒和竹叶青。
　　说来也巧，杏花村汾酒厂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到了临汾，转托山西作协邀请我们顺便访问汾酒酒厂。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是酒痴，于是便从临汾经太原，到了汾阳的酒泉之乡的杏花村。
　　当时，正是桃李盛开之时，酒乡那片杏树林，扬花似雪。走进酒厂招待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牧童骑在牛背上的雕像。虽然唐代杜牧写下《清明》诗章中的“杏花村”，是否山西汾阳的杏花村，文史学家一直难以界定，但此情此景仍然让我沉迷于诗中的诗情。是天意？还是巧合？我们到杏花村的当天，天上的云送来一片迷离的细雨，这让我们没有喝上美酒之前，文心已然陶醉。因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摇指杏花村/的诗章，早在我们童年时，已溶入我们的血液，成为中国文人梦中的相思——特别是我，在山西的两次命运转折，都与杏花村酿造出的汾酒，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结，自然对牛背上的牧童以及破天而落的迷离雨丝，萌生了。
　　时至2008年初，二十多年前我们在酒厂纵情饮酒的细节，我已然难以回忆得一清二楚，但有一个令人惊魂的细节我至今没有忘怀：那天我与林斤澜、刘绍棠与当时酒厂厂长用以喝酒的容器，不是酒杯而是山西人用的瓷碗。此情此景，至今让我心跳。仔细想来，这么多年我几乎走遍了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名酒之乡。贵州的茅台酒乡我去过，四川的五粮液酒厂我去过，湖南的酒鬼厂我也光临过……但杏花村之酒情中的历史含量，对于我这个的苦难灵魂来说，无疑是最最難以忘怀的。特别是迎接我来临汾和送我回北京的郑怀礼老人，竹叶青美酒的清纯，仿佛就是他的影子，因而提起笔来的时候，这个关爱我的老人形象，便与杏花村清纯凛冽的酒香合二为一了。
　　人是有情物，酒也是有情物，两情结合，点燃了我的文学生命的再生。因而，当我举杯恭迎新年时，不禁忆起了给我雪中送炭的许多好人，我记起了我由鬼还原成人的1976年……
　　作者简介：从维熙，河北玉田人，中国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等。
　　原载《天津文学》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