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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血病患者多达400余万人的中国，每年约有5000位病人需要接受骨髓移植。每一个被建议骨髓移植的病人，首先要听到的名词是“配型”。围绕着“配型”两个字，我们听说了很多爱恨纠葛的故事：疏离多年的姐妹为救命重归于好、早已决裂的父子因为孩子骨髓移植重新相逢……如果不能获得同胞捐献，白血病人就只能等待命运眷顾、从骨髓库中找到配型成功的供者，完成移植，而骨髓库配型成功的过程被形容为“大海捞针”，概率很小。
配型成功本已不易，在中国，还存在特殊的情况。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很多人没有兄弟姐妹，同胞移植的机会又少了很多。
配型非完全相合的骨髓移植能不能成功？全世界的骨髓移植专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开展了各种尝试。配型非完全相合的骨髓移植，又被叫做单倍体移植，如果单倍体移植能够成功，那么父母与子女之间、堂表亲之间也可以移植，这将大大增加白血病人获得骨髓移植的机会。
早在1990年代初即将博士毕业时，这个问题就深埋在黄晓军的心中，此后20多年在白血病领域的钻研，黄晓军从未放弃初心，不断将各种设想放在临床中尝试。2015年，2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终于结出硕果——在单倍体移植上，黄晓军团队获得了临床上最好的效果，70%左右的单倍型移植患者都能长期生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创的单倍体移植技术，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
作为白血病医生，需要胆识；要在白血病治疗技术上获得突破，需要过人的胆识。这一次，中国白血病研究者用胆识突破了单倍体移植的技术瓶颈，为患者赢得生的希望。
要么创新，要么死亡
北京西城区热闹的西直门南大街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住院部的大楼外观不算光鲜，但隐藏其间的血液病病房，却寄托了白血病移植病人最大的期望。血液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黄晓军，坐在窄小的会客室里，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会客室里最显眼的一张照片，是黄晓军手握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的留影，一身运动装a的黄晓军脸上洋溢着自信和活力。在这间会客室里，无论照片还是我们的对话，都充满着积极、乐观的气氛。
为什么移植配型如此重要？骨髓移植的原理，就是通过大剂量化疗摧毁白血病患者的造血系统，然后将健康供者的骨髓细胞植入，让新的细胞重建患者的免疫系统。但人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和攻击“外来入侵者”，如果配型不相合，强烈的排异反应给患者带来的伤害，比白血病本身更加危险。
配型的重要指标是供受双方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HLA就像是人的指纹，每个人之间都有差异。HLA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因此父母和子女之间均为HLA半相合，理论上，只有同卵双生的双胞胎配对相合的概率才可能是100%。兄弟姐妹之间HLA全相合的几率为25%，半相合几率为50%，另外还存在25%完全不合的可能。
以上这些还只是理论上的数据，现实中亲兄妹之间的配型相合几率，常常要比理论数据更低。而如果要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寻找配型全相合的供者，概率则更是低到十万分之一。
中华骨髓库只有十多年的历史，迄今有登记捐献者200余万人，患者申请5万多人，但已经实现的捐献只有5000多例。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更是给移植技术雪上加霜。“难道要一夜回到解放前？”作为中国的骨髓移植医生，黄晓军比我国同行更深切地体会到移植技术需要突破的紧迫性。黄晓军估算，中国有超过80%的患者无法找到全相合的骨髓干细胞来源，这些患者，难道就没有机会了？
必须突破的“禁区”
早前，海外的医生们，不是没有尝试单倍体移植，但从患者的存活情况看，都没有取得成果。上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专家采取了一个新的思路——去除骨髓干细胞中的T细胞，这个办法虽然减小了单倍体移植的排异反应，但杀灭肿瘤细胞的效果不好。
黄晓军的思路有别于国际同行，他保留了T细胞，但想通过改造它，来实现单倍体移植的成功。黄晓军想到了一种叫做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的药物，在动物实验中，这种药物对T细胞的调节作用得到证实。再加上另一种药物——抗胸腺球蛋白药，这就形成了“北京方案”的基本框架。
2000年，一名病人住进了黄晓军的病房。病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需要移植，但没有同胞弟兄，愿意尝试单倍体移植。这个病人移植成功，但由于一般认为两个、三个位点不合才叫做单倍体，所以这个一个位点不合的病人，还不能完全说明单倍体技术的成功。
第二年，黄晓军遇到一位自体骨髓移植后复发的病人，如果不尝试单倍体移植，患者的生命可能只剩下几个月。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黄晓军给病人做了单倍体骨髓移植手术，这一次，又成功了。
到2004年，单倍体移植的病例数积累到50多例。黄晓军团队小心地尝试着，一边治疗，一边以临床病例为基础开展科研，最后又把科研结论应用到临床中。这一年的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黄晓军第一次公布了自己的成果，第二年，他开始把在北京发生的故事，写成论文向国际同行公布。
2006年后，黄晓军被各个业界权威的学术会议邀请，外国同行很想听一听，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中，黄晓军听到赞赏，也有质疑，但他从未动摇信心。一次会议上，美国专家问他：你的技术在中国人身上应用效果好，在欧洲人身上、美国人身上也有这样的效果吗？黄晓军回答：“欧洲人、美国人效果如何，我怎么知道，你倒是可以试一试然后告诉我结果。”
第一篇论文发表后的七八年间，黄晓军继续完善自己的治疗方案，移植病例数也越来越多，2015年一年就完成单倍体移植517例，总计达到近2700例。 黄晓军拿出的数据，回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说服了心存疑惑的同行。现在医生们已经可以明确地知道，单倍体移植父亲供者效果比母亲好，男性移植效果比女性好，年轻的供患者之间移植效果更好。
2014年开始，有国际同行在各种场合用“北京方案”来称呼黄晓军团队在单倍体骨髓移植上所做的一系列创新，对“北京方案”的肯定，成为一种共识。
现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异基因骨髓移植中心，“北京方案”与另一种不去除T细胞的美国“哈佛方案”一起，成为单倍体骨髓移植的主流方案。不仅国内几十家医疗结构学习和运用了“北京方案”，意大利、以色列、韩国、马来西亚、伊朗以及港台地区，都有医院在使用“北京方案”。
一颗初心与二十年坚持
如果遇到可以接受单倍体骨髓移植的患者，国内各家医院的血液科医生，都会给病人一个方向：去北京找黄晓军医生看一看。在这里，病人寄托了最后的期望。
为了满足病人的需求，黄晓军的工作效率，恐怕没有几人能及。一周中，他要去分散三处的病房查房，听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提问、找问题、出方案。每周黄晓军有三个半天的门诊，在有限的时间里，他总是认真地接待每一个千辛万苦挂到他号的病人。除了医疗，黄晓军还要跟进团队的科研工作，听每一个项目的进度并给出意见。剩下的时间，有各种学术会议、教学任务等着他。旁人看来，这个人简直像永远不会“没电”。
经常跟着黄晓军出门诊的年轻医生吕蒙告诉《新民周刊》，黄晓军的门诊室，房门真正被挤破了两次。面对如此求医心切的患者，黄晓军不敢懈怠。那些不守秩序乱闯诊室的病人，会被黄晓军呵斥出去，因为这种行为会打扰他为患者看病的思路，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黄晓军的门诊，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取消，一次美国开会刚回到北京，黄晓军就直接从机场赶到门诊室，患者这天看到的，是一个胡子都没有刮的黄医生。
为何是黄晓军的团队在单倍体移植上实现突破？记者能够找到的答案，是未忘初心与独立思考的精神。
由于家中有不少人在医疗系统工作，从小当“学霸”的黄晓军，1981年参加高考选择了医学专业，从“才子之乡”江西临川，进入中山医科大学学习。这一年，《血疑》在中国播出，黄晓军现在回想，后来选择血液之路，也许多少受到电视剧的影响。
1987年中国出国热潮，黄晓军没有去；可以选择完全做科研，黄晓军没有选；一心要当医生的黄晓军毕业后就留在了临床工作上。“当年的想法很简单，当兵就是要上前线，学医就是要上临床。”
刚进入血液科，白血病的凶险给黄晓军很大的震撼。“一次我值班，收进一个急性白血病病人，是个年轻人，抢救了2个小时，人就没了。”
1992年开始，黄晓军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骨髓移植上，解决单倍体移植难题的想法，从那时就种在了他的心中。36岁，黄晓军成为北京医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这个时候，单倍体移植解决方案从设想真正进入临床。
“北京方案”的故事背后，是一颗作为医生的初心。真正的医学大家，比普通医生更多一些人文的思考，对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白血病这么难治，但一百多年来无数的医生和科学家，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于此。黄晓军说，在白血病的治疗上，最能体现人类永不放弃的精神，如果碰到困难就放弃，人类社会恐怕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与黄晓军对话的过程中，“怀疑精神”“独立思考”两个词被多次提及，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最看重的品质。因为怀疑，他绕开“去T”方案另辟蹊径；因为独立思考，他从庞杂的信息中寻找到可以利用的药物。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黄晓军没有畏惧压力，把外界的质疑抛在脑后，如果没有这份坚持和胆识，就没有今天的“北京方案”。
一个团队的面貌，就是这个团队领导者的面貌，在黄晓军的团队工作，年轻人们感受到了压力，但更体会到了探索过程中的成就感。
吕蒙告诉《新民周刊》，要在这个团队工作，首先得跟上黄晓军主任的“节奏”。2011年吕蒙还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半夜2点接到黄晓军电话，要他马上到医院。住在学校宿舍的吕蒙，只好翻墙逃出学校，赶到医院。半夜的医院办公室，黄晓军给吕蒙冲好了咖啡，一见面，黄晓军就开门见山：“我刚回来，在飞机上有个想法，找你讨论一下。”这样的经历，吕蒙遭遇不止一次，有一回吕蒙在八达岭徒步，接到黄晓军电话，他只好扔掉装备下山，花了一个半小时回到医院。
不过吕蒙说，黄晓军在召唤学生时，一定已经考虑了对方的处境，要是跟女友约会，黄主任就会放过这一回。
黄晓军鼓励科研，“对有想法的人，钱管够”。黄晓军除了给钱，还“给时间”。一些科研项目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对于这种项目，黄晓军从来不催结果。每年科室有几次科研课题的集体讨论，每位课题承担者用几分钟时间汇报科研进展，汇报结束，黄晓军一一回应。这个过程中，团队成员无不折服于黄晓军思路的清晰和观念的领先。
所长助理、张晓辉教授说，因为有这样一个积极进取的团队，医生更有信心，也给了患者更大的信心。“病人看到的是一个医生，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在给你看病。”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采访，我真实地感受到一个团队的向心力，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为改善白血病治疗技术而努力。对于医生来说，最大成就感是来自患者的好消息。副所长许兰平医生的手机上，收到一张患者发来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可爱的双胞胎。这位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妻子生下双胞胎孩子，患者首先想到的是给医生看一看。
生命，如此珍贵，一张婴儿的照片，就是医生们最大的价值。
配型成功本已不易，在中国，还存在特殊的情况。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很多人没有兄弟姐妹，同胞移植的机会又少了很多。
配型非完全相合的骨髓移植能不能成功？全世界的骨髓移植专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开展了各种尝试。配型非完全相合的骨髓移植，又被叫做单倍体移植，如果单倍体移植能够成功，那么父母与子女之间、堂表亲之间也可以移植，这将大大增加白血病人获得骨髓移植的机会。
早在1990年代初即将博士毕业时，这个问题就深埋在黄晓军的心中，此后20多年在白血病领域的钻研，黄晓军从未放弃初心，不断将各种设想放在临床中尝试。2015年，2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终于结出硕果——在单倍体移植上，黄晓军团队获得了临床上最好的效果，70%左右的单倍型移植患者都能长期生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创的单倍体移植技术，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
作为白血病医生，需要胆识；要在白血病治疗技术上获得突破，需要过人的胆识。这一次，中国白血病研究者用胆识突破了单倍体移植的技术瓶颈，为患者赢得生的希望。
要么创新，要么死亡
北京西城区热闹的西直门南大街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住院部的大楼外观不算光鲜，但隐藏其间的血液病病房，却寄托了白血病移植病人最大的期望。血液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黄晓军，坐在窄小的会客室里，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会客室里最显眼的一张照片，是黄晓军手握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的留影，一身运动装a的黄晓军脸上洋溢着自信和活力。在这间会客室里，无论照片还是我们的对话，都充满着积极、乐观的气氛。
为什么移植配型如此重要？骨髓移植的原理，就是通过大剂量化疗摧毁白血病患者的造血系统，然后将健康供者的骨髓细胞植入，让新的细胞重建患者的免疫系统。但人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和攻击“外来入侵者”，如果配型不相合，强烈的排异反应给患者带来的伤害，比白血病本身更加危险。
配型的重要指标是供受双方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HLA就像是人的指纹，每个人之间都有差异。HLA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因此父母和子女之间均为HLA半相合，理论上，只有同卵双生的双胞胎配对相合的概率才可能是100%。兄弟姐妹之间HLA全相合的几率为25%，半相合几率为50%，另外还存在25%完全不合的可能。
以上这些还只是理论上的数据，现实中亲兄妹之间的配型相合几率，常常要比理论数据更低。而如果要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寻找配型全相合的供者，概率则更是低到十万分之一。
中华骨髓库只有十多年的历史，迄今有登记捐献者200余万人，患者申请5万多人，但已经实现的捐献只有5000多例。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更是给移植技术雪上加霜。“难道要一夜回到解放前？”作为中国的骨髓移植医生，黄晓军比我国同行更深切地体会到移植技术需要突破的紧迫性。黄晓军估算，中国有超过80%的患者无法找到全相合的骨髓干细胞来源，这些患者，难道就没有机会了？
必须突破的“禁区”
早前，海外的医生们，不是没有尝试单倍体移植，但从患者的存活情况看，都没有取得成果。上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专家采取了一个新的思路——去除骨髓干细胞中的T细胞，这个办法虽然减小了单倍体移植的排异反应，但杀灭肿瘤细胞的效果不好。
黄晓军的思路有别于国际同行，他保留了T细胞，但想通过改造它，来实现单倍体移植的成功。黄晓军想到了一种叫做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的药物，在动物实验中，这种药物对T细胞的调节作用得到证实。再加上另一种药物——抗胸腺球蛋白药，这就形成了“北京方案”的基本框架。
2000年，一名病人住进了黄晓军的病房。病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需要移植，但没有同胞弟兄，愿意尝试单倍体移植。这个病人移植成功，但由于一般认为两个、三个位点不合才叫做单倍体，所以这个一个位点不合的病人，还不能完全说明单倍体技术的成功。
第二年，黄晓军遇到一位自体骨髓移植后复发的病人，如果不尝试单倍体移植，患者的生命可能只剩下几个月。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黄晓军给病人做了单倍体骨髓移植手术，这一次，又成功了。
到2004年，单倍体移植的病例数积累到50多例。黄晓军团队小心地尝试着，一边治疗，一边以临床病例为基础开展科研，最后又把科研结论应用到临床中。这一年的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黄晓军第一次公布了自己的成果，第二年，他开始把在北京发生的故事，写成论文向国际同行公布。
2006年后，黄晓军被各个业界权威的学术会议邀请，外国同行很想听一听，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中，黄晓军听到赞赏，也有质疑，但他从未动摇信心。一次会议上，美国专家问他：你的技术在中国人身上应用效果好，在欧洲人身上、美国人身上也有这样的效果吗？黄晓军回答：“欧洲人、美国人效果如何，我怎么知道，你倒是可以试一试然后告诉我结果。”
第一篇论文发表后的七八年间，黄晓军继续完善自己的治疗方案，移植病例数也越来越多，2015年一年就完成单倍体移植517例，总计达到近2700例。 黄晓军拿出的数据，回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说服了心存疑惑的同行。现在医生们已经可以明确地知道，单倍体移植父亲供者效果比母亲好，男性移植效果比女性好，年轻的供患者之间移植效果更好。
2014年开始，有国际同行在各种场合用“北京方案”来称呼黄晓军团队在单倍体骨髓移植上所做的一系列创新，对“北京方案”的肯定，成为一种共识。
现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异基因骨髓移植中心，“北京方案”与另一种不去除T细胞的美国“哈佛方案”一起，成为单倍体骨髓移植的主流方案。不仅国内几十家医疗结构学习和运用了“北京方案”，意大利、以色列、韩国、马来西亚、伊朗以及港台地区，都有医院在使用“北京方案”。
一颗初心与二十年坚持
如果遇到可以接受单倍体骨髓移植的患者，国内各家医院的血液科医生，都会给病人一个方向：去北京找黄晓军医生看一看。在这里，病人寄托了最后的期望。
为了满足病人的需求，黄晓军的工作效率，恐怕没有几人能及。一周中，他要去分散三处的病房查房，听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提问、找问题、出方案。每周黄晓军有三个半天的门诊，在有限的时间里，他总是认真地接待每一个千辛万苦挂到他号的病人。除了医疗，黄晓军还要跟进团队的科研工作，听每一个项目的进度并给出意见。剩下的时间，有各种学术会议、教学任务等着他。旁人看来，这个人简直像永远不会“没电”。
经常跟着黄晓军出门诊的年轻医生吕蒙告诉《新民周刊》，黄晓军的门诊室，房门真正被挤破了两次。面对如此求医心切的患者，黄晓军不敢懈怠。那些不守秩序乱闯诊室的病人，会被黄晓军呵斥出去，因为这种行为会打扰他为患者看病的思路，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黄晓军的门诊，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取消，一次美国开会刚回到北京，黄晓军就直接从机场赶到门诊室，患者这天看到的，是一个胡子都没有刮的黄医生。
为何是黄晓军的团队在单倍体移植上实现突破？记者能够找到的答案，是未忘初心与独立思考的精神。
由于家中有不少人在医疗系统工作，从小当“学霸”的黄晓军，1981年参加高考选择了医学专业，从“才子之乡”江西临川，进入中山医科大学学习。这一年，《血疑》在中国播出，黄晓军现在回想，后来选择血液之路，也许多少受到电视剧的影响。
1987年中国出国热潮，黄晓军没有去；可以选择完全做科研，黄晓军没有选；一心要当医生的黄晓军毕业后就留在了临床工作上。“当年的想法很简单，当兵就是要上前线，学医就是要上临床。”
刚进入血液科，白血病的凶险给黄晓军很大的震撼。“一次我值班，收进一个急性白血病病人，是个年轻人，抢救了2个小时，人就没了。”
1992年开始，黄晓军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骨髓移植上，解决单倍体移植难题的想法，从那时就种在了他的心中。36岁，黄晓军成为北京医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这个时候，单倍体移植解决方案从设想真正进入临床。
“北京方案”的故事背后，是一颗作为医生的初心。真正的医学大家，比普通医生更多一些人文的思考，对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白血病这么难治，但一百多年来无数的医生和科学家，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于此。黄晓军说，在白血病的治疗上，最能体现人类永不放弃的精神，如果碰到困难就放弃，人类社会恐怕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与黄晓军对话的过程中，“怀疑精神”“独立思考”两个词被多次提及，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最看重的品质。因为怀疑，他绕开“去T”方案另辟蹊径；因为独立思考，他从庞杂的信息中寻找到可以利用的药物。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黄晓军没有畏惧压力，把外界的质疑抛在脑后，如果没有这份坚持和胆识，就没有今天的“北京方案”。
一个团队的面貌，就是这个团队领导者的面貌，在黄晓军的团队工作，年轻人们感受到了压力，但更体会到了探索过程中的成就感。
吕蒙告诉《新民周刊》，要在这个团队工作，首先得跟上黄晓军主任的“节奏”。2011年吕蒙还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半夜2点接到黄晓军电话，要他马上到医院。住在学校宿舍的吕蒙，只好翻墙逃出学校，赶到医院。半夜的医院办公室，黄晓军给吕蒙冲好了咖啡，一见面，黄晓军就开门见山：“我刚回来，在飞机上有个想法，找你讨论一下。”这样的经历，吕蒙遭遇不止一次，有一回吕蒙在八达岭徒步，接到黄晓军电话，他只好扔掉装备下山，花了一个半小时回到医院。
不过吕蒙说，黄晓军在召唤学生时，一定已经考虑了对方的处境，要是跟女友约会，黄主任就会放过这一回。
黄晓军鼓励科研，“对有想法的人，钱管够”。黄晓军除了给钱，还“给时间”。一些科研项目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对于这种项目，黄晓军从来不催结果。每年科室有几次科研课题的集体讨论，每位课题承担者用几分钟时间汇报科研进展，汇报结束，黄晓军一一回应。这个过程中，团队成员无不折服于黄晓军思路的清晰和观念的领先。
所长助理、张晓辉教授说，因为有这样一个积极进取的团队，医生更有信心，也给了患者更大的信心。“病人看到的是一个医生，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在给你看病。”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采访，我真实地感受到一个团队的向心力，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为改善白血病治疗技术而努力。对于医生来说，最大成就感是来自患者的好消息。副所长许兰平医生的手机上，收到一张患者发来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可爱的双胞胎。这位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妻子生下双胞胎孩子，患者首先想到的是给医生看一看。
生命，如此珍贵，一张婴儿的照片，就是医生们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