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良好的政治生态无论对于党的建设还是对于党员干部个人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地方，更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一直以来，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是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重要命题。
11月18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巡视的强度、力度和效果前所未有，形成有力震慑，赢得党心民心。检视中央巡视组开出的这32份“病历本”，亦可对如何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窥斑见豹。
用权当知权为“公器”
在一些地方，权力被打上了“私器”的烙印，成了某些干部手中的“价码”。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干部选拔对于整个干部系统、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影响甚大，然而就是这样一项本该以“选贤任能”为目的的工作，在不少地方却变了味。
“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那里的党委和组织部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这些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拔起来，岂非咄咄怪事！”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带病提拔的问题。
查阅巡视清单，可以发现正是这样的“咄咄怪事”几乎出现在了所有被巡视省份——“突击提拔”“任人唯亲”“拉票贿选”“跑官要官”等干部选拔的不正之风普遍存在，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江苏、山东、河南等地“买官卖官”，河北“档案造假”，广西“涂改档案甚至造假骗官”等问题。
“这种现象反映了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分析认为，“必须加强对于自下而上的干部选拔的监督管理。同时，要将群众参与真正落到实处，民意测评等好的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利用好了才能选出人民真正满意的好干部。”
与此同时，四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显示，“小圈子”文化在一些地方盛行，如，广西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四川“官官勾结、权权交易”，黑龙江“重人情、拉关系、不讲原则”……针对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的问题，中央第六巡视组组长王正福在向河北反馈意见建议时，首次提出了抵制“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可以说是“小圈子”文化一种典型表现形式，一旦形成，就会导致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政令不通，而且会增加腐败风险，易产生腐败窝案。这一点，已经被山西的“塌方式腐败”所证实，领导干部之间错综复杂的“小圈子”关系导致山西反腐“拔出萝卜带出泥”。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中央多次提出，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但有些地方的政治生态不好，导致“不进圈子就进不了班子”的潜规则流行，对干部选拔产生了逆淘汰的恶劣影响，反过来又助长了“小圈子”文化的流行，“必须大力整治‘小圈子’，彻底铲除其滋生的土壤”。
当官发财本应两道
“官商勾结”“小官巨腐”“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一些领导干部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或为子女亲属采掘“金山银山”。
截至目前，发改委已经有11名干部被查处，这其中尤以煤炭司司长魏鹏远家中的2亿元现金强烈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权力与金钱一旦挂钩，其腐败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四轮巡视过后，将有多少干部因“权钱”问题被查处尚不得而知，然而透过巡视清单，可以确定的是，一些地方政治生态亟须净化，尤其是以权谋利、权钱交易的突出问题需大力整治。
巡视反馈表明，在一些地方政治生态中，以权谋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少领导干部“亲力亲为”，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有的领导干部则利用职权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项目，仅从2014年第二轮巡视中的10个省区市中就有8个涉及土地和城建项目的以权谋私，便可看出这一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有的领导干部为子女亲属牟利，涉及这一问题的省份达到了10个，分别是上海、河北、黑龙江、新疆、山东、宁夏、广西、江西、广东、湖南，在32个被巡视单位中占比近1/3。
对于这种现象，辛鸣认为，“这种‘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问题之所以普遍产生，一方面，有其历史大环境的原因，一直以来，地方都是在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发展经济的，领导干部难免会有这样那样插手工程项目等经济发展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年来干部权力不受制约，许多干部逐渐把权力变为谋利的工具，习惯于‘把权力变现’。”此外，基层腐败问题亦不容忽视。北京“小官巨腐”，广西“基层干部‘苍蝇式’腐败”，海南“基层反腐败斗争形势较严峻”，天津“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江苏“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多个地区存在小官贪腐、“苍蝇式”腐败问题，表明有些基层政治生态也不容乐观。
“在基层，由于干部手中掌握的资源较多，而监管相对较弱，容易出现小官贪腐。”杨光斌说，“基层腐败问题因直接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感受更加深刻，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腐败治理。”
思想松一寸，行动散一尺
巡视“病历本”显示不少干部思想上出现了病变，导致行为“越线”，直至违纪违法。
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各种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回顾巡视清单，干部思想滑坡、出轨越界的问题比比皆是——领导干部“作风腐化”，“生活腐化、为情妇经商牟利提供方便”，“腐败干部普遍存在权色交易问题，生活腐化与经济腐败互为因果，如影随形”，“自由散漫甚至腐化堕落”。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巡视组对江苏的反馈意见中指出了“能人腐败”的问题。凡此种种，皆是思想观念发生了扭曲，而干部的思想观念又会与当地政治生态的风气相互影响。
从一些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可以发现，有些干部有魄力有能力，确实在干事创业中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有些人认为自己劳苦功高，贪念渐生，追求奢靡享乐，对突破党纪国法的红线不以为然。有的干部则法纪意识淡漠，无视规矩，权力越大越发没有戒惧之心。
“他们之所以闯过党纪国法的红线，从客观上来讲，一方面在干部监督管理方面存在制度漏洞，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执行不强不严的问题。”辛鸣说，“既要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扎紧扎严，也要立好规矩，像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一样，让制度执行好，发挥好作用。在主观上，还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干部自身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专家表示，当前尤其需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加强法治建设，逐步加强国法党规对权力的监管约束，让手握权力的干部用权行为更加透明，从而营造更加清朗的从政环境。
11月18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巡视的强度、力度和效果前所未有，形成有力震慑，赢得党心民心。检视中央巡视组开出的这32份“病历本”，亦可对如何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窥斑见豹。
用权当知权为“公器”
在一些地方，权力被打上了“私器”的烙印，成了某些干部手中的“价码”。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干部选拔对于整个干部系统、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影响甚大，然而就是这样一项本该以“选贤任能”为目的的工作，在不少地方却变了味。
“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那里的党委和组织部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这些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拔起来，岂非咄咄怪事！”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带病提拔的问题。
查阅巡视清单，可以发现正是这样的“咄咄怪事”几乎出现在了所有被巡视省份——“突击提拔”“任人唯亲”“拉票贿选”“跑官要官”等干部选拔的不正之风普遍存在，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江苏、山东、河南等地“买官卖官”，河北“档案造假”，广西“涂改档案甚至造假骗官”等问题。
“这种现象反映了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分析认为，“必须加强对于自下而上的干部选拔的监督管理。同时，要将群众参与真正落到实处，民意测评等好的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利用好了才能选出人民真正满意的好干部。”
与此同时，四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显示，“小圈子”文化在一些地方盛行，如，广西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四川“官官勾结、权权交易”，黑龙江“重人情、拉关系、不讲原则”……针对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的问题，中央第六巡视组组长王正福在向河北反馈意见建议时，首次提出了抵制“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可以说是“小圈子”文化一种典型表现形式，一旦形成，就会导致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政令不通，而且会增加腐败风险，易产生腐败窝案。这一点，已经被山西的“塌方式腐败”所证实，领导干部之间错综复杂的“小圈子”关系导致山西反腐“拔出萝卜带出泥”。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中央多次提出，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但有些地方的政治生态不好，导致“不进圈子就进不了班子”的潜规则流行，对干部选拔产生了逆淘汰的恶劣影响，反过来又助长了“小圈子”文化的流行，“必须大力整治‘小圈子’，彻底铲除其滋生的土壤”。
当官发财本应两道
“官商勾结”“小官巨腐”“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一些领导干部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或为子女亲属采掘“金山银山”。
截至目前，发改委已经有11名干部被查处，这其中尤以煤炭司司长魏鹏远家中的2亿元现金强烈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权力与金钱一旦挂钩，其腐败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四轮巡视过后，将有多少干部因“权钱”问题被查处尚不得而知，然而透过巡视清单，可以确定的是，一些地方政治生态亟须净化，尤其是以权谋利、权钱交易的突出问题需大力整治。
巡视反馈表明，在一些地方政治生态中，以权谋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少领导干部“亲力亲为”，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有的领导干部则利用职权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项目，仅从2014年第二轮巡视中的10个省区市中就有8个涉及土地和城建项目的以权谋私，便可看出这一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有的领导干部为子女亲属牟利，涉及这一问题的省份达到了10个，分别是上海、河北、黑龙江、新疆、山东、宁夏、广西、江西、广东、湖南，在32个被巡视单位中占比近1/3。
对于这种现象，辛鸣认为，“这种‘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问题之所以普遍产生，一方面，有其历史大环境的原因，一直以来，地方都是在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发展经济的，领导干部难免会有这样那样插手工程项目等经济发展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年来干部权力不受制约，许多干部逐渐把权力变为谋利的工具，习惯于‘把权力变现’。”此外，基层腐败问题亦不容忽视。北京“小官巨腐”，广西“基层干部‘苍蝇式’腐败”，海南“基层反腐败斗争形势较严峻”，天津“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江苏“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多个地区存在小官贪腐、“苍蝇式”腐败问题，表明有些基层政治生态也不容乐观。
“在基层，由于干部手中掌握的资源较多，而监管相对较弱，容易出现小官贪腐。”杨光斌说，“基层腐败问题因直接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感受更加深刻，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腐败治理。”
思想松一寸，行动散一尺
巡视“病历本”显示不少干部思想上出现了病变，导致行为“越线”，直至违纪违法。
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各种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回顾巡视清单，干部思想滑坡、出轨越界的问题比比皆是——领导干部“作风腐化”，“生活腐化、为情妇经商牟利提供方便”，“腐败干部普遍存在权色交易问题，生活腐化与经济腐败互为因果，如影随形”，“自由散漫甚至腐化堕落”。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巡视组对江苏的反馈意见中指出了“能人腐败”的问题。凡此种种，皆是思想观念发生了扭曲，而干部的思想观念又会与当地政治生态的风气相互影响。
从一些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可以发现，有些干部有魄力有能力，确实在干事创业中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有些人认为自己劳苦功高，贪念渐生，追求奢靡享乐，对突破党纪国法的红线不以为然。有的干部则法纪意识淡漠，无视规矩，权力越大越发没有戒惧之心。
“他们之所以闯过党纪国法的红线，从客观上来讲，一方面在干部监督管理方面存在制度漏洞，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执行不强不严的问题。”辛鸣说，“既要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扎紧扎严，也要立好规矩，像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一样，让制度执行好，发挥好作用。在主观上，还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干部自身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专家表示，当前尤其需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加强法治建设，逐步加强国法党规对权力的监管约束，让手握权力的干部用权行为更加透明，从而营造更加清朗的从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