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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陈独秀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像高语罕这样受陈独秀“牵连”、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历史人物，也拂去尘埃，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中共第一批党员、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黄埔军校“四凶”和南昌起义的策划者之一，高语罕的一生波澜起伏，那种“贫贱不能移”的士人风骨，在铜臭弥漫、物欲横流的时代，更显得弥足珍贵。
投身于革命洪流
“淮南古镇”正阳关位于淮河中段，是淮北最大支流颍河、淮南最大支流沛河等众多河流的交汇处，曾经樯帆云集、车水马龙，与山海关、嘉峪关等并称为中国“八大关”。
在所有介绍高语罕的文章中，都说他于1887年8月1日出生在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正阳关有东、南、北三条大街，57条巷子，没有一条叫“盐店巷”。北大街有一条巷子，名叫“盐卡巷”。明清之际，食盐专卖，盐商凭“盐引”（取盐凭证，也称“盐钞”、“盐卡”）经营，获利甚丰。“盐卡巷”因此得名。咸丰五年（1855年），清政府在正阳关设立“淮北督销正阳关盐厘总局”，直接隶属户部，授权12家商店经销，称作“官盐行”，皖北、皖西运销食盐均在正阳缴纳盐厘，每引征银2两，岁征银约30万两。
高语罕的祖上，曾经是一大盐商。可是，花无十日红。到了他祖父那一辈，已经败落。祖父依靠给航运公司做会计的收入，养活家小。他的父亲虽然是个私塾先生，一生苦苦攻读，却时运不济，竟然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
小时候，每当高语罕学习学不进去时，母亲不打不骂，只是哭鼻子抹泪，对他说：“儿啊，人有脸、树有皮，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别学你伯（当地人喊父亲为伯），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让娘一辈子在人前抬不起头……”娘两个搂在一起，哭成一团。哭累了，母亲下厨房去做好吃的；小语罕擦干眼泪，拿起书本，沙哑着嗓子继续攻读……
1904年冬天，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6岁的高语罕随同老师前往寿州赶考。张榜时，高语罕榜上有名，而他的老师却名落孙山。次年，高语罕离别家乡，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不久，他就结识了柏文蔚、常恒芳等寿州老乡，并参加了由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熊成基等组织的维新会（反清组织岳王会的外围社团）。1908年11月22日，安徽新军马炮营队官（相当于连长）熊成基利用省城安庆防卫空虚，率领1000多人发动起义。高语罕积极参加，勇敢战斗。马炮营起义失败后，高语罕的身份暴露，只得返回家乡，在羹梅学堂（今寿县正阳中学）担任教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枪炮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高语罕奔走相告。为了准备北伐力量，“革命奇士”韩衍创建了安徽青年军，自任监督（司令），并请高语罕担任秘书长。遗憾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1912年4月，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同室操戈，韩衍遇刺身亡。高语罕被迫出走青岛。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迅速传遍四方。身为芜湖省立五中学监的高语罕闻风而动，与刘希平等进步教师一起，积极联络，发起组织了声援北京的学生游行。但是，他们的义举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5月6日，在西门詹家巷召开芜湖“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大会，高语罕当选为两会会长，决定次日上街游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监姚慎思带头反对，说：“鄙人好文。身为女校学监，女生与男生在一起游行，有违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高语罕呼地一声站起，细目圆瞪，用拳头敲击桌子，反驳道：“鄙人好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男生爱国，女生也是国民，也应该爱国。为什么男女不能在一起游行？请问姚先生，你的年纪不大，胡子也不长，为何每天都和女生待在一起？你为什么不避嫌？”姚慎思被驳得满脸羞红，夺门而逃。“五四”运动在江城芜湖开展得波澜壮阔，高语罕的学生李克农、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曹渊等，都成长为革命洪流中的闯将。
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指出：“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五中开始。……与刘希平、高语罕两位老师分不开的。”
介绍朱德等人入党
1920年10月4日，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当时，高语罕正在北京。作为陈独秀的挚友、李大钊的早稻田大学同学，高语罕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研究会的秘密活动，并经李大钊、张申府的介绍，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
两年后，高语罕被公费派往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并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在《九死一生记》中，他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太朴、师亮、朱德夫妇（贺治华，朱德的第三任妻子）和我。”“他（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
国共合作初期，火热的革命形势为有志青年搭建了施展抱负的舞台。旅欧的共产党人响应召唤，纷纷回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高语罕则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兼共产党黄埔党团书记，还兼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高语罕对于看不惯的现象既敢怒，也敢言。一次，黄埔军校召开座谈会，桌子上摆满了水果、点心，高语罕进了会场就提出批评：开会是工作，又不是请客，革命经济很困难，何必这么铺张！蒋介石十分尴尬，脸上一阵白一阵红。还有一次，他指出：改造整个社会，不是光靠打倒几个人就行了。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但如果不注意肃清我们阵线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南方恐怕也会出现段祺瑞。蒋介石倘若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也会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由于他心直口快，多次公开批评蒋介石，与邓演达、张治中和恽代英一起，被蒋斥责为“黄埔四凶”。
但是，高语罕“抗上”却爱下，他讲授的《政治学概论》，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深受学员的欢迎。在《黄埔旧事》中，聂荣臻写道：高语罕刚从欧洲回来不久，穿的是一件普通西装，戴一顶鸭舌便帽，架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为人十分和蔼，“遇到接近他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他先打招呼”。由于很多青年都读过他的《白话书信》，再加上他的讲课通俗、风趣，与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一样，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 1927年5月21日，武汉发生“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人四处逃亡。7月下旬，高语罕辗转到了九江，住在甘棠湖烟水亭。7月25日，为保密起见，高语罕、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等5人租了一条游船，在甘棠湖上一边游览，一边策划南昌起义。高语罕受命起草《中央委员宣言》，指出：“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8月1日黎明，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宣告成立，高语罕与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等24人当选为委员。起义失败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名，解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11月，中央实际负责人瞿秋白又在上海主持会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分别给予批评、处罚，并要求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承认错误。陈独秀等人一口回绝。后来，他们又集体反对极左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
不为五斗米折腰
远离政治以后，高语罕躲在上海的亭子间，专心著述。这个时候，喧哗过去，亲友散去，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爱情女神将女医生王丽立送进了他的生活，两个人在虹口区提篮桥和汇山路之间租房栖身。白天，王丽立去大马路南洋大药房挂牌行医，高语罕在家里奋笔疾书，煮字疗饥；晚上，两个人逛逛公园、喝喝咖啡，享受着难得的闲散时光。
据统计，到1936年，高语罕连续出版了20多种图书，其中，著作有《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青年书信》等，译著有《历史哲学纲要》（黑格文）、《知识学》（费希特）、《辩证法经典》（马克思、恩格斯）等。
为了预防不测，表明心迹，他还特意立下一份遗嘱：“予若以党争或其它变故及疾病而死，所有予之著作权皆赠与丽立。予之墓旁应留一棺之地，作丽立他年归结，藉践同分之约。”
在收获学术成果和爱情之后，高语罕也收获了友情。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逮捕，不久，就移送到南京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这是他第5次坐班房。陈独秀感到凶多吉少，就给高语罕写信，交代身后事宜：“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1934年7月21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在此期间，高语罕多次到看守所探视，送去衣物，嘘寒问暖，表达了深厚的革命情义。
1936年冬季，著名报人陈彬和创办了《申报》（港版），邀请老友高语罕帮助撰写社论。于是，高语罕携王丽立前往香港。后来，高语罕发现，他所撰写的社论，常因观点与报社老板不一致而被人改得面目全非，因此，他不顾生计中断，对陈彬和申明：“我的许多老朋友大半都为革命而牺牲了，有一些现在还关在监牢里。惭愧得很！十年以来，偷生海隅，实在对不起我那些或死或囚的老友们！只有一点政治的人格和良心，还没有出卖。现在要我出卖我的良心与人格，那就无异于戕害我的生命。请你原谅，我此后不能给你再做社论。”
“八一三”淞沪战役刚刚打响，高语罕就按捺不住报国激情，从香港回国，准备前往上海，投身抗日洪流。但回到国内以后，上海、南京等地相继被日寇占领，他无路可走，只身返回家乡正阳关，一边休整，一边等待机会。1938年春天，他得知武汉成为抗日大本营的消息，就在镇上办了一张难民证，前往汉口，住在难民所，那里可以免费提供食宿；8月，又由黄埔军校的学生胡宗南安排，飞往战时陪都重庆，经黄埔军校同事、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安排，做了一名参议，每月虽有一些收入，却是个“不参不议”的虚职。仿佛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高语罕心情不爽，却也是无可奈何。
“关门弟子”吴敬琏
生活逐渐安顿下来，高语罕又打电报，叫来了在故乡湖南常德避难的王丽立。不久，他听到陈独秀被提前释放、移居江津的消息，便搬了过去。两家相距不是太远，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山间小路、荷塘岸边，一高一矮悠然漫步，倾心交谈。高个子就是高语罕，矮个子就是陈独秀。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江淮大地已经沦陷，寿县也被日军攻占，许多人背井离乡，逃往西南。1922年，有 一位名叫潘康侯的人在寿县县城开设了中华大药房，成为当地西药经销第一人。流落江津后，开了一家食杂店谋生。萍水相逢，高、潘两位老乡格外亲热，经常在一起作诗、挥毫。在《高语罕在江津》一文中，潘际凡（潘康侯之子）回忆道：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见高（语罕）带着新版《烽火归来》托家父代售；又一次，高来我家，母亲特为他做家乡“小刀面”和“火烧馍”。高边吃边赞，勾起缕缕乡情，不禁嘘唏，乃将移居江津途中之作写成四扇条幅，赠送家父。其中一诗云：“香岛归来北地驰，慷慨唯嫌剑履迟。三度中秋闲岁月，满腔孤愤似呆痴。”不久，又赠诗曰：“十年鲁连不帝秦，输将热血洗乾坤。平生师友飘零尽，千里翻违伏枥心。”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自己64岁的悲壮人生。6月4日，高语罕就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我们晓得一个思想家或一个文学家，若果要在他的生活奋斗的过程中，使他的学术上的创作和他的辉煌灿烂的人格保持着绝对的和谐，就必需具有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而这种精神与意志之表现，第一是耐得穷，吃得苦。第二是把死生看得很淡。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陈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像平时旅行一样。
抗战胜利前夕，民众的生活空前艰苦，高语罕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1945年7月，他应《新民报》社长陈铭德、总编邓季惺的邀请，迁居成都，一边为报纸撰写自传《九死一生》（连载），一边为四个初中生补习功课。1931年，邓季惺的丈夫吴竹似英年早逝，留下了吴敬琏等三女一男。一年以后，陈铭德与邓季惺梅开二度，对这几个孩子视若己出。吴敬琏年龄最小，只有15岁。在辅导中，因为有小青年陪伴，高语罕的心情好了不少。他对吴敬琏格外看重，评价道：小弟（吴敬琏的乳名）“有心思，有条理，嗜学。”高语罕桃李满天下，吴敬琏可以视为其“关门弟子”。
1946年春天，高语罕搭乘新民报社的专轮，抵达南京，在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民居内栖身，不求那些做了高官的友人、学生施舍，继续卖文为生。他曾对人坦言：我现在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民主政治必须由民主政党来领导；这个政党必须彻头彻尾服从大多数民众的公意舆论，而不是强奸民意所制造出来的舆论；每一个真正的（不只是招牌的）民主政党，就是说，它内部压根儿就是民主的。如果党内没有民主，它便没有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可能。
1947年3月，高语罕胃癌复发，卧床不起，无钱治疗，他曾想回正阳关养病，可是，当时国共两党正在打内战，淮河两岸兵荒马乱，重病在身，出行不便，于是，他就写信，请妹妹到南京服侍自己。后来，病情恶化，他被学生王持华等人送进医院抢救。4月23日，溘然而逝。临终前，高语罕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可是，由于经费困难等，最后，被安葬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墓隔路相对。墓碑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
2011年10月，中央党校哲学部胡为雄教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高语罕在20世纪上半叶撰写的《白话书信》、《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青年书信》这三本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通俗著作。”“高语罕的著作社会影响巨大。1921年他的《白话书信》出版发行后，即与《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一起，成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最畅销的三部书之一，后曾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一版再版，共发行39次，总数达10余万册之多，该书影响了众多青年革命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应是高语罕。
投身于革命洪流
“淮南古镇”正阳关位于淮河中段，是淮北最大支流颍河、淮南最大支流沛河等众多河流的交汇处，曾经樯帆云集、车水马龙，与山海关、嘉峪关等并称为中国“八大关”。
在所有介绍高语罕的文章中，都说他于1887年8月1日出生在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正阳关有东、南、北三条大街，57条巷子，没有一条叫“盐店巷”。北大街有一条巷子，名叫“盐卡巷”。明清之际，食盐专卖，盐商凭“盐引”（取盐凭证，也称“盐钞”、“盐卡”）经营，获利甚丰。“盐卡巷”因此得名。咸丰五年（1855年），清政府在正阳关设立“淮北督销正阳关盐厘总局”，直接隶属户部，授权12家商店经销，称作“官盐行”，皖北、皖西运销食盐均在正阳缴纳盐厘，每引征银2两，岁征银约30万两。
高语罕的祖上，曾经是一大盐商。可是，花无十日红。到了他祖父那一辈，已经败落。祖父依靠给航运公司做会计的收入，养活家小。他的父亲虽然是个私塾先生，一生苦苦攻读，却时运不济，竟然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
小时候，每当高语罕学习学不进去时，母亲不打不骂，只是哭鼻子抹泪，对他说：“儿啊，人有脸、树有皮，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别学你伯（当地人喊父亲为伯），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让娘一辈子在人前抬不起头……”娘两个搂在一起，哭成一团。哭累了，母亲下厨房去做好吃的；小语罕擦干眼泪，拿起书本，沙哑着嗓子继续攻读……
1904年冬天，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6岁的高语罕随同老师前往寿州赶考。张榜时，高语罕榜上有名，而他的老师却名落孙山。次年，高语罕离别家乡，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不久，他就结识了柏文蔚、常恒芳等寿州老乡，并参加了由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熊成基等组织的维新会（反清组织岳王会的外围社团）。1908年11月22日，安徽新军马炮营队官（相当于连长）熊成基利用省城安庆防卫空虚，率领1000多人发动起义。高语罕积极参加，勇敢战斗。马炮营起义失败后，高语罕的身份暴露，只得返回家乡，在羹梅学堂（今寿县正阳中学）担任教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枪炮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高语罕奔走相告。为了准备北伐力量，“革命奇士”韩衍创建了安徽青年军，自任监督（司令），并请高语罕担任秘书长。遗憾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1912年4月，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同室操戈，韩衍遇刺身亡。高语罕被迫出走青岛。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迅速传遍四方。身为芜湖省立五中学监的高语罕闻风而动，与刘希平等进步教师一起，积极联络，发起组织了声援北京的学生游行。但是，他们的义举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5月6日，在西门詹家巷召开芜湖“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大会，高语罕当选为两会会长，决定次日上街游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监姚慎思带头反对，说：“鄙人好文。身为女校学监，女生与男生在一起游行，有违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高语罕呼地一声站起，细目圆瞪，用拳头敲击桌子，反驳道：“鄙人好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男生爱国，女生也是国民，也应该爱国。为什么男女不能在一起游行？请问姚先生，你的年纪不大，胡子也不长，为何每天都和女生待在一起？你为什么不避嫌？”姚慎思被驳得满脸羞红，夺门而逃。“五四”运动在江城芜湖开展得波澜壮阔，高语罕的学生李克农、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曹渊等，都成长为革命洪流中的闯将。
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指出：“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五中开始。……与刘希平、高语罕两位老师分不开的。”
介绍朱德等人入党
1920年10月4日，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当时，高语罕正在北京。作为陈独秀的挚友、李大钊的早稻田大学同学，高语罕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研究会的秘密活动，并经李大钊、张申府的介绍，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
两年后，高语罕被公费派往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并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在《九死一生记》中，他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太朴、师亮、朱德夫妇（贺治华，朱德的第三任妻子）和我。”“他（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
国共合作初期，火热的革命形势为有志青年搭建了施展抱负的舞台。旅欧的共产党人响应召唤，纷纷回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高语罕则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兼共产党黄埔党团书记，还兼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高语罕对于看不惯的现象既敢怒，也敢言。一次，黄埔军校召开座谈会，桌子上摆满了水果、点心，高语罕进了会场就提出批评：开会是工作，又不是请客，革命经济很困难，何必这么铺张！蒋介石十分尴尬，脸上一阵白一阵红。还有一次，他指出：改造整个社会，不是光靠打倒几个人就行了。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但如果不注意肃清我们阵线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南方恐怕也会出现段祺瑞。蒋介石倘若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也会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由于他心直口快，多次公开批评蒋介石，与邓演达、张治中和恽代英一起，被蒋斥责为“黄埔四凶”。
但是，高语罕“抗上”却爱下，他讲授的《政治学概论》，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深受学员的欢迎。在《黄埔旧事》中，聂荣臻写道：高语罕刚从欧洲回来不久，穿的是一件普通西装，戴一顶鸭舌便帽，架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为人十分和蔼，“遇到接近他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他先打招呼”。由于很多青年都读过他的《白话书信》，再加上他的讲课通俗、风趣，与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一样，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 1927年5月21日，武汉发生“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人四处逃亡。7月下旬，高语罕辗转到了九江，住在甘棠湖烟水亭。7月25日，为保密起见，高语罕、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等5人租了一条游船，在甘棠湖上一边游览，一边策划南昌起义。高语罕受命起草《中央委员宣言》，指出：“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8月1日黎明，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宣告成立，高语罕与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等24人当选为委员。起义失败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名，解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11月，中央实际负责人瞿秋白又在上海主持会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分别给予批评、处罚，并要求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承认错误。陈独秀等人一口回绝。后来，他们又集体反对极左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
不为五斗米折腰
远离政治以后，高语罕躲在上海的亭子间，专心著述。这个时候，喧哗过去，亲友散去，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爱情女神将女医生王丽立送进了他的生活，两个人在虹口区提篮桥和汇山路之间租房栖身。白天，王丽立去大马路南洋大药房挂牌行医，高语罕在家里奋笔疾书，煮字疗饥；晚上，两个人逛逛公园、喝喝咖啡，享受着难得的闲散时光。
据统计，到1936年，高语罕连续出版了20多种图书，其中，著作有《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青年书信》等，译著有《历史哲学纲要》（黑格文）、《知识学》（费希特）、《辩证法经典》（马克思、恩格斯）等。
为了预防不测，表明心迹，他还特意立下一份遗嘱：“予若以党争或其它变故及疾病而死，所有予之著作权皆赠与丽立。予之墓旁应留一棺之地，作丽立他年归结，藉践同分之约。”
在收获学术成果和爱情之后，高语罕也收获了友情。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逮捕，不久，就移送到南京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这是他第5次坐班房。陈独秀感到凶多吉少，就给高语罕写信，交代身后事宜：“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1934年7月21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在此期间，高语罕多次到看守所探视，送去衣物，嘘寒问暖，表达了深厚的革命情义。
1936年冬季，著名报人陈彬和创办了《申报》（港版），邀请老友高语罕帮助撰写社论。于是，高语罕携王丽立前往香港。后来，高语罕发现，他所撰写的社论，常因观点与报社老板不一致而被人改得面目全非，因此，他不顾生计中断，对陈彬和申明：“我的许多老朋友大半都为革命而牺牲了，有一些现在还关在监牢里。惭愧得很！十年以来，偷生海隅，实在对不起我那些或死或囚的老友们！只有一点政治的人格和良心，还没有出卖。现在要我出卖我的良心与人格，那就无异于戕害我的生命。请你原谅，我此后不能给你再做社论。”
“八一三”淞沪战役刚刚打响，高语罕就按捺不住报国激情，从香港回国，准备前往上海，投身抗日洪流。但回到国内以后，上海、南京等地相继被日寇占领，他无路可走，只身返回家乡正阳关，一边休整，一边等待机会。1938年春天，他得知武汉成为抗日大本营的消息，就在镇上办了一张难民证，前往汉口，住在难民所，那里可以免费提供食宿；8月，又由黄埔军校的学生胡宗南安排，飞往战时陪都重庆，经黄埔军校同事、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安排，做了一名参议，每月虽有一些收入，却是个“不参不议”的虚职。仿佛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高语罕心情不爽，却也是无可奈何。
“关门弟子”吴敬琏
生活逐渐安顿下来，高语罕又打电报，叫来了在故乡湖南常德避难的王丽立。不久，他听到陈独秀被提前释放、移居江津的消息，便搬了过去。两家相距不是太远，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山间小路、荷塘岸边，一高一矮悠然漫步，倾心交谈。高个子就是高语罕，矮个子就是陈独秀。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江淮大地已经沦陷，寿县也被日军攻占，许多人背井离乡，逃往西南。1922年，有 一位名叫潘康侯的人在寿县县城开设了中华大药房，成为当地西药经销第一人。流落江津后，开了一家食杂店谋生。萍水相逢，高、潘两位老乡格外亲热，经常在一起作诗、挥毫。在《高语罕在江津》一文中，潘际凡（潘康侯之子）回忆道：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见高（语罕）带着新版《烽火归来》托家父代售；又一次，高来我家，母亲特为他做家乡“小刀面”和“火烧馍”。高边吃边赞，勾起缕缕乡情，不禁嘘唏，乃将移居江津途中之作写成四扇条幅，赠送家父。其中一诗云：“香岛归来北地驰，慷慨唯嫌剑履迟。三度中秋闲岁月，满腔孤愤似呆痴。”不久，又赠诗曰：“十年鲁连不帝秦，输将热血洗乾坤。平生师友飘零尽，千里翻违伏枥心。”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自己64岁的悲壮人生。6月4日，高语罕就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我们晓得一个思想家或一个文学家，若果要在他的生活奋斗的过程中，使他的学术上的创作和他的辉煌灿烂的人格保持着绝对的和谐，就必需具有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而这种精神与意志之表现，第一是耐得穷，吃得苦。第二是把死生看得很淡。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陈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像平时旅行一样。
抗战胜利前夕，民众的生活空前艰苦，高语罕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1945年7月，他应《新民报》社长陈铭德、总编邓季惺的邀请，迁居成都，一边为报纸撰写自传《九死一生》（连载），一边为四个初中生补习功课。1931年，邓季惺的丈夫吴竹似英年早逝，留下了吴敬琏等三女一男。一年以后，陈铭德与邓季惺梅开二度，对这几个孩子视若己出。吴敬琏年龄最小，只有15岁。在辅导中，因为有小青年陪伴，高语罕的心情好了不少。他对吴敬琏格外看重，评价道：小弟（吴敬琏的乳名）“有心思，有条理，嗜学。”高语罕桃李满天下，吴敬琏可以视为其“关门弟子”。
1946年春天，高语罕搭乘新民报社的专轮，抵达南京，在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民居内栖身，不求那些做了高官的友人、学生施舍，继续卖文为生。他曾对人坦言：我现在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民主政治必须由民主政党来领导；这个政党必须彻头彻尾服从大多数民众的公意舆论，而不是强奸民意所制造出来的舆论；每一个真正的（不只是招牌的）民主政党，就是说，它内部压根儿就是民主的。如果党内没有民主，它便没有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可能。
1947年3月，高语罕胃癌复发，卧床不起，无钱治疗，他曾想回正阳关养病，可是，当时国共两党正在打内战，淮河两岸兵荒马乱，重病在身，出行不便，于是，他就写信，请妹妹到南京服侍自己。后来，病情恶化，他被学生王持华等人送进医院抢救。4月23日，溘然而逝。临终前，高语罕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可是，由于经费困难等，最后，被安葬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墓隔路相对。墓碑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
2011年10月，中央党校哲学部胡为雄教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高语罕在20世纪上半叶撰写的《白话书信》、《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青年书信》这三本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通俗著作。”“高语罕的著作社会影响巨大。1921年他的《白话书信》出版发行后，即与《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一起，成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最畅销的三部书之一，后曾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一版再版，共发行39次，总数达10余万册之多，该书影响了众多青年革命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应是高语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