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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望佳 1969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90年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96年获宾西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创立启明星辰公司并担任CEO至今,同时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青联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曾荣获首届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首届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软件行业十大杰出青年等奖项。
虽然时光飞逝,每当回首,10年前的往事却还是如此鲜活。
我们是成长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如此幸运的一代,伴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给海外学子们提供了大量的施展才华的空间与舞台。
回归
1990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怀着一个“求学美国梦”远渡重洋,而1996年刚刚走出宾州大学校园的我却怀着一个“创业报国梦”回到了北京,把启明星辰的注册地点选在了北大南门的资源楼,只为了闲时可以在未名湖畔读书。1998年1月,当我走进上地环岛旁边的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以下简称创业园),正是霜风凄紧、北雁南飞之时。环顾四周,尚未开发完成的地区还透着乡土的味道。接待我的当时创业园的李伯浪和赵新鸣两位主任,他们的热情洋溢和建筑物冰冷的外表以及凛冽的寒风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当时孵化器还是一个新的概念,直接从英文的Incubator翻译过来,让人联想起进驻的企业和留学生都像是小鸡仔什么的。两位主任对孵化器作过如何的解释我已忘却,印象极深的却是他们对创业园所提供的“服务”灵活并且非常人性化的诠释。原话大体是这样:“只要是留学生在创业过程中需要的服务,我们都会尽力提供。你们如果遇上什么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我们会帮助你们和各级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总之你们的成功便是我们的成功。”这种人性化的表达,让我倍感温暖,因为从1996年回到国内,还没有初次见面的人会这样和我说话。
虽然当时创业园的写字楼简陋得如“厂房”,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搬进创业园,是基于对他们的信心和感激。此外,我认为创业园可以弥补我大学毕业后即出国,缺乏国内工作经历,对各机构运作和政策制定不了解的弱点。况且企业初创阶段主要的任务在研发,企业的形象还不太重要。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验证了我当时的想法,各级政府给与创业园的留学生们很大的支持,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例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最难得的是,通过对企业发展瓶颈问题的调研,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不少政策,很好地促进了留学生企业的发展。
得益于这样创业环境,启明星辰和各产业政策制定部门以及政府研发和创新基金取得了最初的联系,拉开了承担国家项目的序幕。10年来,启明星辰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级重点信息安全科研项目60余项,包括国家发改委产业化项目、科技部火炬计划、863计划、十五攻关计划、信产部电子发展基金、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计划、北京市科委的重大科技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目前,启明星辰拥有两百余项发明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填补了不少我国网络安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空白,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攻关方面一直处于国际前沿。1999年,启明星辰获得了人事部的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的网络安全博士后工作站。可以说,正是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让启明星辰度过了最难的初创阶段,打下了坚实的研发功底。
2000年初,我们终于搬进了环岛旁的中关村创业大厦。这时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按照1999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确立了“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十年创一流”的目标。此后创业园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2000年1月被北京市科委列为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2001年9月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区先进孵化机构。
2008年的今天,中关村园区已经拥有9500多名海归学子创办的4200多家高科技企业,成为一支活跃在科技前沿的重要力量。中关村已然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科技园区,从科技人员自筹资金“下海”创业发展到大批“海归”携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国际资本回“村”创业;从单一企业的独立创新发展到联盟和集群式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从“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试验探索发展到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深层次改革;从当年的“电子一条街”发展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品牌。
在宋健纪念中关村科技园区建园20周年的文章中,他这样说:“科学已经证明,只有那些能与外界交换信息、能量、资源和人才的系统才能迅速发展壮大。一个封闭的系统则将日趋走向衰微。”
当代海归群体
作为一个较为集中的高端人才群体,作为改革开放后被国家所认可的新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回国留学生在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对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体验等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这样一个群体一旦找到自己的定位,无疑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推动作用。从各种现存的关于海归的数据和调查中,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总结改革开放中的当代海归群体:
——引领我国科技进步
教科文卫传统上是海归群体中最集中的领域,据教育局统计数据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留学回国人员在校长中占78%,博士生导师占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占72%。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都有留学经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归国学者有21人。
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有36.58%是海归,国家技术发明奖第一完成人中40%以上是海归,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30%以上是海归。媒体评论,海归群体中已经涌现出一批中国科研的领军人物。
不难看出,海归带回来的计算机、光电子、航空航天、医药等方方面面的先进技术为我国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加快科技创新提供了助推剂。
——推动创业创新
与前辈不同的是,新时期的海归正在通过创业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创建高科技企业、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上,更加体现在促进技术创新,带来新的管理模式、融资方式和发展理念,特别是带动和提升中国的创业文化方面。
海归创业在推动了国内的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IT、通信、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的同时,也给许多传统产业注入活力。
至今,中国在欧美股市上市的高科技公司,绝大部分是由海归创办,如亚信、百度、新浪、搜狐、中星微电子、携程、E龙、盛大、空中网、尚德、新东方等。
——推动我国企业国际化
目前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达数百家,这些年来,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陆续开展大型并购开始了真正的国际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国际著名投行、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帮助。而所有这些机构在华的掌门人和合伙人,几乎全部都是海归。
中国金融业的体制创新,包括银行上市、股票改革、外汇管理等很多方面,都有海归群体参与其中,他们的经验与智慧对转型期中国金融安全至关重要。各类基金公司基本也有不少具有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熟悉国际惯例,精通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和运作管理的海归参与管理。
而来自欧美,在中国大陆日渐走红的风险投资及PE(私人股权投资),其在中国的合伙人、管理人,更是近乎100%来自海归群体,他们对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都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推动跨国公司本土化
大批海归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的掌门人。差不多所有在华的跨国公司都有海归精英的参与,有的海归还成为世界500强在中国公司的CEO。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许多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与中国先进企业建立技术合作战略联盟,加强部分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向中国向大陆转移,把中国作为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长期战略基地,推动中国经济向节约环保型转变。中国经济的升级换代,不仅有赖于国内企业家积极努力,也需要海归高层职业经理人的鼎力相助,最终走出一条双赢甚至多赢的道路。
结语
追忆往昔,都会生出唐人“回望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的感慨。创业园是一座联结了许多海外学子和祖国母亲的桥梁。虽然我96年回国创业,只有在1998年1月入驻创业园之后,我才算真正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中国正以和谐和开放的姿态步入世界民族之林,而创业园乃至中关村的发展也只是一个缩影,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海外学子敞开胸怀、接纳他们、给他们以发展的天地和舞台的缩影。
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正是始自1998年,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国形成了一个热潮。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创新型的高端人才。历史发展到21世纪,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我国研发投入和关键技术自给率依然很低,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我们需要花较长一段时间,完成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到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在这样一个时期,国家凝聚力不断增强,海外学子们不断回国,投身于自主创新的事业中,实在是有一些历史必然的色彩。历史的机遇赋予了我们这群“书生”技术创新、产业报国的特殊使命。应该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好比建国初年钱学森院士那一代留学生有机会回国建立“两弹一星”之功勋一般,我们能够有机会把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在建设“创新型”的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实现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国家兴则事业兴,事业兴才有个人的发展。在中关村这片热土上面,启明星辰始终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海归人才和本地人才的智慧与思想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如果说我今天已经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的话,这些成绩皆应归于国家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舞台、归功于国家越来越完善的创新创业环境。
所以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个赋予我们使命和梦想的时代,感谢党和政府的信赖与支持,感谢每一位为高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添砖加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