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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如何推动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如何在全球变局中找到中国持续发展的智慧，加速发展的金融科技該怎样进一步凝聚核心竞争力，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何让金融充分赋能文化产业，金融如何驱动国家体育经济体系构建，如何激发财富管理行业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潜力？
汇聚全球金融领袖，发现领域最前沿的智慧和探索，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来自政、商、学界的中外嘉宾齐聚清华大学，论道金融，共同探讨以上热点话题，以及在全球变局下，中国、世界经济金融的当下和未来。
本刊现甄选刊发部分嘉宾精彩演讲内容及观点，以飨读者。
在论坛开幕式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分别致辞。
邱勇表示，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升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邱勇指出，清华大学高度重视金融学科的发展，五道口金融学院积极开展服务中国和世界的高水平研究，做中国金融业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
张晓慧表示，当前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活力和服务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不匹配，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治本之策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也只能向供给侧改革要动力。只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开放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方能让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共同形成中国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跃升。
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雨露发表主旨演讲。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做好金融工作，陈雨露从四个方面分享了他的思考：
第一， 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针对前一段时间的信用收缩问题，人民银行努力抓住关键环节，着力在环节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采用市场化手段鼓励银行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第二，持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着力改善社会融资结构。近期人民银行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推动债券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二是推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三是配合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完善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介入。
第三，发展普惠金融，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人民银行运用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信贷、债券、股权方面三箭并发，与其他部门一起帮助小微和民营企业努力翻越融资高山，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第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对标高水平开放的要求，继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下大力气补短板，优化金融市场体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阎庆民表示：
第一，优化金融市场体系结构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首先要逐步改变我国当前“货币多、资本少”的金融结构，其次要下大力气补短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最后要努力化解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二，加快金融机构改革是推进金融工作改革的重要抓手。首先要大力发展普惠性的金融，其次要发展政策性金融，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最后要大力发展新金融。
第三，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和可获得性是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最后，促进金融监管提质增效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
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供给侧改革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人均增长速度能不能稳住，人均GDP能不能往上走，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宏观挑战。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中国未来五十年，也会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
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的时候，提高一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丢掉二十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这个格局继续下去，增长速度一定下降。所以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仅有改革开放还不够，我们还要加上科技的力量。所以人工智能在这里会起很大的作用，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它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正在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迎接挑战，我们需要继续改革开放、需要加快科技的发展，这是最大的助力。
《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
在本届论坛上，《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和《2019上半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正式发布。
《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对过去一年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下中国金融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向世界传递了中国金融政策发展最新动态。《报告》指出，金融服务实体和风险防控的主体是金融体系，它在于机构和市场，而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好的金融资源配置使实体部门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服务和优胜劣汰的正向激励，两者不可偏废，好的服务和激励将系统性降低金融风险，好的金融政策在于激励金融业高效稳健实施金融资源配置，而不是越俎代庖。
值得注意的是，本系列报告自2011年起每年以中英双语发布，已成为国内外了解、研究中国金融政策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
《2019上半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发布
《2019上半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则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度量了我国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与相关政策。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周皓对此报告进行了解读。他表示，经研究，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在2019年上半年（与2018年相比）有显著下降，这得益于2018年宏观经济政策和央行政策的调整。但在微观层面，很多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指标还在上升，主要是因为不良贷款、信用风险的增加。在政策建议方面，周皓表示：“就长期政策而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民营和小微企业在经济企稳复苏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就短期宏观政策而言，建议倾向于适度宽松来抵消外部贸易摩擦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可以适当润滑银行体系消化不良贷款的过程。”。
如何看待和应对中美关系
关于中美贸易，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会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蔡鄂生表示，中美贸易起点说的是顺差太大，那不就是贸易不平衡吗？我们对于中美和现在世界的格局变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国家在“十九大”的时候已经看的十分清楚，就是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人民生活美好愿望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的反映已经是一个全方位的，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李道葵表示，当前的冲突，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个是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之根本就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第二个是我们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好好应对，还能发展。
怎么应对？第一，要全面地理性地应对;第二，要精准回应;第三，一定要抓住这次中美贸易冲突所暴露出来的短板，扎扎实实地补上。
短板是什么？第一，市场深度还不够。短期可以给一点补贴，长期来看必须做大中等收入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搞供给侧改革，需求侧也得搞。第二，科技。科技方面，一定要办好大学，一定要给关键的少数充分的激励。第三，金融行业。上市交易制度一定要讲，一定要狠抓。如果我们自己的股市质量提高了，交易搞得干干净净了，中国的金融一定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我们的金融质量、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一定能够大幅提高。
金融科技面临的五个挑战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是领先的，这个很好的势头，怎么能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然挑战是明显的：
第一，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究竟能走多远。现在所有做线上小微贷款的规模一般不超过10万。金融科技能够做到对10万完全有信心，能做到100万、200万、500万、1000万吗？
第二，我们的数据从哪里来，什么数据能最好的描述个人行为，而数据的管理和综合在什么地方，数据保密的法律规则在哪里？如果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我们能够有所突破，我们就是世界第一。
第三，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不是因果是关联。这个黑箱它有多大的逻辑力量，它有多强的坚韧性，也就是说它的风险在哪里？
第四，网络安全。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金融系统移到线上，我们不能确保网络安全。金融能稳定吗？
第五，金融科技在今天最重大的挑战是人才。金融科技如此迅速地发展，我们的人才培育远远不足。
金融科技的道路选择
百融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大数据研究中心联席理事长张韶峰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说，最早引爆互联网金融的是第三方支付以及余额宝，之后是消费互联网。最近进入了下半场，O2O与产业互联网模式的小微贷。上半场更加偏互联网，因为更加重流量。下半场金融属性明显加重，更加重视风险、风控。
银行要思考：对待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到底是当同业对待，还是希望它给你做科技赋能？此外，零售和对公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零售是技术驱动的事情，80%都是自动化完成的。银行家在获取短期利润的同时，应该要求科技公司赋能，这样就能重复产生资产，而不是一笔投资。一个是大数据赋能，一个是人工智能机器模型学习的赋能。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是传统银行的新机遇。至少这两年，在中小微企业融资这块，传统银行没有明显的差距。原因是：第一，互联网公司在中小企业方面并不占据绝对的流量优势。第二，风控方面，传统银行在逐渐掌握大数据。
中国的崛起需要强大的金融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表示，中国的金融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和化解聚集在银行系统里面的风险，而且能够鼓励中国的创新，解决中国创新企业融资问题，也解决我们去杠杆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决策。
张春指出，在中国资本账户基本关闭的情况下面，中国短期出现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很小，但是中国的崛起需要强大的金融，封闭的金融是不可能做强做大的。因为银行的短期信贷过大，聚集了很大风险，带来了道德风险和效率低下，这是下面金融供给侧改革最主要需要解决的。
中国的股市没有做强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行政的干预过多。国家要给证监会更大的空间，它们只需要对造假公司的处罚负责，对违规企业的退市负责，但是不应该对创新企业的经营失败负责。
我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金融科技的创新公司在和业界的结合中有无数的机会，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我们的监管模式、监管观念要改变。这样中国金融市场里面聚集的风险才能够有效地分散和化解。
如何化解地方债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程达明出席并发表演讲。
为什么近些年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一，量非常大。第二，传统的信贷分析确实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期限错配的问题。第三，它们的盈利能力如果跟上市公司相比都是非常低的。
长期来看，这样的盘子能不能维持住？我们认为，还是要推动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和发展，应该把一个区域内的政府融资平台充分进行整合、做大做强，提升它们在短期内以及中长期三年到五年之内的不断再融资，抱团取暖，提升他们的信用等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通过平台的转型和发展，这些政府融资平台可能会形成一大批先进的公司治理，形成具有鲜明的地方经营型的业务特色，成为先进国有企业。在这样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将债务的增量减少，不断地把总量平衡，最后达到一个杠杆率整体的降低，这样才是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真正的、健康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金融助力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側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院长汪昌云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表示，文化产业，包括很多文化创意产品有一些独有的特征，比如产品的特质性比较强;产品和服务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资产难以复制;现金流的不确定性程度高;正的外部性强。这些影响了投资的积极性。为了使金融更好地助力文化产业发展，汪昌云院长提出：一是要大力推进大数据等金融科技的应用，解决信息不对称;二是尽可能降低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三是增强文化产品的可交易性;四是解决内部性，即文化产业的外部性;五是开展文化产业资产证券化;六是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
金融助力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既要有供给侧方面的改革，也需要我们与文化产业精英们琢磨怎么更好地、更有效率地赋予文化产业产品和服务更多金融属性，使其对金融从业人员、金融资本和投入者有更多的吸引力。
汇聚全球金融领袖，发现领域最前沿的智慧和探索，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来自政、商、学界的中外嘉宾齐聚清华大学，论道金融，共同探讨以上热点话题，以及在全球变局下，中国、世界经济金融的当下和未来。
本刊现甄选刊发部分嘉宾精彩演讲内容及观点，以飨读者。
在论坛开幕式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分别致辞。
邱勇表示，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升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邱勇指出，清华大学高度重视金融学科的发展，五道口金融学院积极开展服务中国和世界的高水平研究，做中国金融业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
张晓慧表示，当前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活力和服务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不匹配，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治本之策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也只能向供给侧改革要动力。只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开放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方能让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共同形成中国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跃升。
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雨露发表主旨演讲。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做好金融工作，陈雨露从四个方面分享了他的思考：
第一， 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针对前一段时间的信用收缩问题，人民银行努力抓住关键环节，着力在环节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采用市场化手段鼓励银行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第二，持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着力改善社会融资结构。近期人民银行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推动债券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二是推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三是配合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完善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介入。
第三，发展普惠金融，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人民银行运用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信贷、债券、股权方面三箭并发，与其他部门一起帮助小微和民营企业努力翻越融资高山，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第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对标高水平开放的要求，继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下大力气补短板，优化金融市场体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阎庆民表示：
第一，优化金融市场体系结构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首先要逐步改变我国当前“货币多、资本少”的金融结构，其次要下大力气补短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最后要努力化解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二，加快金融机构改革是推进金融工作改革的重要抓手。首先要大力发展普惠性的金融，其次要发展政策性金融，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最后要大力发展新金融。
第三，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和可获得性是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最后，促进金融监管提质增效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
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供给侧改革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人均增长速度能不能稳住，人均GDP能不能往上走，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宏观挑战。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中国未来五十年，也会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
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的时候，提高一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丢掉二十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这个格局继续下去，增长速度一定下降。所以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仅有改革开放还不够，我们还要加上科技的力量。所以人工智能在这里会起很大的作用，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它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正在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迎接挑战，我们需要继续改革开放、需要加快科技的发展，这是最大的助力。
《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
在本届论坛上，《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和《2019上半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正式发布。
《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对过去一年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下中国金融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向世界传递了中国金融政策发展最新动态。《报告》指出，金融服务实体和风险防控的主体是金融体系，它在于机构和市场，而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好的金融资源配置使实体部门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服务和优胜劣汰的正向激励，两者不可偏废，好的服务和激励将系统性降低金融风险，好的金融政策在于激励金融业高效稳健实施金融资源配置，而不是越俎代庖。
值得注意的是，本系列报告自2011年起每年以中英双语发布，已成为国内外了解、研究中国金融政策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
《2019上半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发布
《2019上半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则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度量了我国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与相关政策。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周皓对此报告进行了解读。他表示，经研究，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在2019年上半年（与2018年相比）有显著下降，这得益于2018年宏观经济政策和央行政策的调整。但在微观层面，很多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指标还在上升，主要是因为不良贷款、信用风险的增加。在政策建议方面，周皓表示：“就长期政策而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民营和小微企业在经济企稳复苏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就短期宏观政策而言，建议倾向于适度宽松来抵消外部贸易摩擦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可以适当润滑银行体系消化不良贷款的过程。”。
如何看待和应对中美关系
关于中美贸易，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会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蔡鄂生表示，中美贸易起点说的是顺差太大，那不就是贸易不平衡吗？我们对于中美和现在世界的格局变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国家在“十九大”的时候已经看的十分清楚，就是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人民生活美好愿望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的反映已经是一个全方位的，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李道葵表示，当前的冲突，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个是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之根本就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第二个是我们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好好应对，还能发展。
怎么应对？第一，要全面地理性地应对;第二，要精准回应;第三，一定要抓住这次中美贸易冲突所暴露出来的短板，扎扎实实地补上。
短板是什么？第一，市场深度还不够。短期可以给一点补贴，长期来看必须做大中等收入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搞供给侧改革，需求侧也得搞。第二，科技。科技方面，一定要办好大学，一定要给关键的少数充分的激励。第三，金融行业。上市交易制度一定要讲，一定要狠抓。如果我们自己的股市质量提高了，交易搞得干干净净了，中国的金融一定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我们的金融质量、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一定能够大幅提高。
金融科技面临的五个挑战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是领先的，这个很好的势头，怎么能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然挑战是明显的：
第一，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究竟能走多远。现在所有做线上小微贷款的规模一般不超过10万。金融科技能够做到对10万完全有信心，能做到100万、200万、500万、1000万吗？
第二，我们的数据从哪里来，什么数据能最好的描述个人行为，而数据的管理和综合在什么地方，数据保密的法律规则在哪里？如果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我们能够有所突破，我们就是世界第一。
第三，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不是因果是关联。这个黑箱它有多大的逻辑力量，它有多强的坚韧性，也就是说它的风险在哪里？
第四，网络安全。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金融系统移到线上，我们不能确保网络安全。金融能稳定吗？
第五，金融科技在今天最重大的挑战是人才。金融科技如此迅速地发展，我们的人才培育远远不足。
金融科技的道路选择
百融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大数据研究中心联席理事长张韶峰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说，最早引爆互联网金融的是第三方支付以及余额宝，之后是消费互联网。最近进入了下半场，O2O与产业互联网模式的小微贷。上半场更加偏互联网，因为更加重流量。下半场金融属性明显加重，更加重视风险、风控。
银行要思考：对待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到底是当同业对待，还是希望它给你做科技赋能？此外，零售和对公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零售是技术驱动的事情，80%都是自动化完成的。银行家在获取短期利润的同时，应该要求科技公司赋能，这样就能重复产生资产，而不是一笔投资。一个是大数据赋能，一个是人工智能机器模型学习的赋能。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是传统银行的新机遇。至少这两年，在中小微企业融资这块，传统银行没有明显的差距。原因是：第一，互联网公司在中小企业方面并不占据绝对的流量优势。第二，风控方面，传统银行在逐渐掌握大数据。
中国的崛起需要强大的金融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表示，中国的金融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和化解聚集在银行系统里面的风险，而且能够鼓励中国的创新，解决中国创新企业融资问题，也解决我们去杠杆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决策。
张春指出，在中国资本账户基本关闭的情况下面，中国短期出现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很小，但是中国的崛起需要强大的金融，封闭的金融是不可能做强做大的。因为银行的短期信贷过大，聚集了很大风险，带来了道德风险和效率低下，这是下面金融供给侧改革最主要需要解决的。
中国的股市没有做强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行政的干预过多。国家要给证监会更大的空间，它们只需要对造假公司的处罚负责，对违规企业的退市负责，但是不应该对创新企业的经营失败负责。
我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金融科技的创新公司在和业界的结合中有无数的机会，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我们的监管模式、监管观念要改变。这样中国金融市场里面聚集的风险才能够有效地分散和化解。
如何化解地方债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程达明出席并发表演讲。
为什么近些年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一，量非常大。第二，传统的信贷分析确实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期限错配的问题。第三，它们的盈利能力如果跟上市公司相比都是非常低的。
长期来看，这样的盘子能不能维持住？我们认为，还是要推动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和发展，应该把一个区域内的政府融资平台充分进行整合、做大做强，提升它们在短期内以及中长期三年到五年之内的不断再融资，抱团取暖，提升他们的信用等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通过平台的转型和发展，这些政府融资平台可能会形成一大批先进的公司治理，形成具有鲜明的地方经营型的业务特色，成为先进国有企业。在这样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将债务的增量减少，不断地把总量平衡，最后达到一个杠杆率整体的降低，这样才是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真正的、健康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金融助力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側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院长汪昌云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表示，文化产业，包括很多文化创意产品有一些独有的特征，比如产品的特质性比较强;产品和服务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资产难以复制;现金流的不确定性程度高;正的外部性强。这些影响了投资的积极性。为了使金融更好地助力文化产业发展，汪昌云院长提出：一是要大力推进大数据等金融科技的应用，解决信息不对称;二是尽可能降低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三是增强文化产品的可交易性;四是解决内部性，即文化产业的外部性;五是开展文化产业资产证券化;六是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
金融助力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既要有供给侧方面的改革，也需要我们与文化产业精英们琢磨怎么更好地、更有效率地赋予文化产业产品和服务更多金融属性，使其对金融从业人员、金融资本和投入者有更多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