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斩断SARS传播途径，流行病调查队要在第一时间里从茫茫人海中找到SARS患者接触过的人群。这是一项关键却艰难的工作，虽然北京的2500名流调人员做出巨大努力，但仍有一半的患者没能找到传染源。它意味着，危险仍随时在我们身边潜伏
　　 “姓名？”、“年龄？”、“职业？”、“居住地址？”、”工作单位？”、“户口所在地？”、“发病时间？”……当周世凯问到第七个问题的时候，距离他面前不到两米的这名病人出现了明显烦燥情绪，态度也变得不太友好。但这只是一份名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个案调查表”中的开头几个问题而已，要把这份调查表中的43个问题全部问完，显然还为时尚早。
　　40多分钟后，周世凯脱下了厚厚的多层防护服，汗水很快从额头流了下来。“每天都要这样重复多次，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5点。”周说。这位不满25岁的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流行病调查大队（简称“流调队”）队员，和他的80多名同事，已经夜以继日的工作了50多天，而此时，北京市共有2500多名这样的流调人员。
　　没有人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才结束这项工作。
　　
　　流疾难控
　　
　　每当医院接收到了非典（包括疑似非典）病例时，医院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疾控中心，流调队员们便火速出动赶到医院为病人做面对面的调查，“刨根问底”地找出病人的传染源何在，近期内和什么人有过亲密接触。然后将得到的信息进行处理，通知相关单位，将非典病人的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
　　5月9日，在接到望京医院的通知后，周世凯和他的搭档——刚从医科学校毕业的梁艳蓉就出发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调查一名刚刚被确诊的“非典”患者的情况。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知道他“最近一段时间的交往情况”。
　　车一到望京医院，周和梁就迅速地套上了防护服，显然，这是多天累积而来的熟练。 发热门诊在一个简陋的院落里。几名戴着口罩的病人正在这里静静地坐在凳子上输液。如果不是看到遮护严密的医护人员，没人能够想到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周和梁要调查的对象也在输液。这是一名44岁的男子，在首都机场货运部门工作，发病前和其母亲居住在一起，其母也于前几天出现了发热症状，但“她在村卫生所看了病之后已经好了”。这名李姓患者说。显然，这个情况要尽快得到查实，否则无人能够判断这其中还潜藏着什么样的隐患，而和李共事过的同事，也将成为隔离观察的对象。
　　“这种情况算是比较简单的”，周世凯说，“很多未曾留下姓名或没有得到很好隔离的患者的流行病史，追查起来有如大海捞针。”
　　“流调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追查流行病史，但疫情如要真正得到控制，预防才是最关键的，事后的亡羊补牢总是事倍功半。”于德利满脸焦急地说。
　　
　　预防难为
　　
　　北京有机化工厂在5月7日前后发现一名民工出现发热症状，于是将其送往医院。而这名病人未经“流调”已被转送小汤山医院。
　　朝阳区疾控中心的吴大夫在5月9日下午3点接到指示前往有机化工厂进行“流调”。到达化工厂的时候，一群民工正围着一张桌子测体温，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在见到身穿防护服的流调人员之后，有些人才面露惊讶之色，慢慢地将口罩戴上。
　　桌子上只有两支体温计，却有200多名民工在排队等候测温。有些人显然是等候不及，象征性地将体温计往酒精中沾了一下，又在腋下夹一夹就取了出来。即便是这样，还是有几名工人被测出体温过高。
　　


　　“这样的措施太危险！已经发生了疫情，却还有这么多人群聚在一起，很容易导致大面积的传播。”吴大夫对记者说。可是，当吴大夫走到病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时，才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一幢陈旧的二层小楼，200多个民工就住在这里数十个房间中，楼内昏暗潮湿，空气污浊。而曾经与病人同住一室的三名工友被锁在自己的房门之中。房门最上一层隔档被卸下安装了十字形铁条。“送饭取药就由这个小洞递进去，”一名工人指着房门说。如此隔离措施，显然已让一部分工人放心了，“只要他们不出来乱跑就行。”看护他们的工人对记者说，接着他伸手拿了由屋内被隔离人员递出的钥匙开了门。记者注意到，此时他既没有戴手套，也没有穿任何防护装。
　　被隔离的是三名湖北籍农民工，流调人员到达的时候，他们正在看电视。这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屋内显得有些凌乱，地上很潮，似乎是刚刚喷洒完消毒液。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能到楼前打一会儿篮球。”一名工人怯怯地对吴大夫说。当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把头低下不再说话。在他侧面摆着一个鱼缸，缸里的鱼正在自由快活地游动着。
　　
　　“流调”人生
　　
　　和朝阳区流调大队队员一样，从3月15日北京市西城区第一例“非典”病例报告开始，40名西城区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员们已经奋斗了50多个日夜，做了600多次的调查。
　　流调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西城区疾控中心党支书商雷堂告诉记者，他们在早期的调查中发现，非典病例的最大传播途径是医院，很多人都是在医院感染的，他们据此向区里汇报，在得到北京市有关部门同意后，果断地关闭了人民医院和北大医院。这是近日来西城区非典发病数明显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流调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搜集信息就需要接触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因为队员们必须进入隔离病房直接接触病人，所以，其本人也属于危险人群，在工作期间都不能回家，吃住都在办公室。队员李丽的爱人在疫情开始前不久刚刚去世，她忍着悲痛投入到了工作中。由于过度悲伤和劳累过度，李丽的消化系统功能出现紊乱，呕吐不止。但是她仍然坚持工作，她说：“我虽然不能参加流调了，但我还能接电话。”
　　疫情高峰期间，疾控中心的5部热线电话每天响起800多次，大部分是咨询电话。有的咨询者情绪激动，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甚至张口责骂。负责输录表格的王楠，创下了连续30个小时不休息的纪录。
　　商雷堂说，他含着眼泪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细节。
　　由于分工不同，队员们在跟医院的合作中也会遇到困难。每次，出了隔离病房，所有随身物品都要销毁，包括隔离服和记录使用的笔。调查表也是近距离接触病人的物品，一般医院都不允许带出来，队员们只好说服医院，并包裹上若干层，回来消毒后再打开进行数据统计。实在不行时，只好一个队员进入隔离病房进行调查，另一个在病房外用对讲机联系进行记录。
　　除了可预见的困难，队员们还得面对许多想不到的麻烦。队员李民告诉记者，一些非典病人对调查工作很不配合，不愿意说出曾经接触过谁，这时，队员们就必须想方设法套出他们的话。孙木曾对感染了非典的一位文艺界知名人士进行过调查。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知名人士始终不说他和谁有过接触，孙木于是便和他聊起了家常，问他近期有没有给学生上过课？对方回答“有”。孙木接着问，是不是有车接送？他也说有。就这样，孙木才一点一点搞清楚了和他有过接触的人群。
　　在谈到工作甘苦的同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们也对现行的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有些抱怨。商雷堂说，为应对非典疫情，中心的花费已经大大超出了预算，每个队员每执行一次任务，平均就要用掉100多块钱。而上级的补充拨款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过，这些问题也许在这次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