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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沙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和开掘的唐代民间窑址,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用诗文装饰瓷器,是真正的民间文学宝库。长沙窑瓷诗大多为窑工所作,为《全唐诗》所不载,其他传世典籍亦未收入。其诗内容丰富,忠实记录了创作主体的商品意识,真实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填补了主流文化的缺失。尽管它们时有生涩的仿造和简单的重复,甚至出现明显的错别字,但在艺术上与唐代文人诗相通,尤以率真质朴、直白晓畅见长,呈现出挣脱政治束缚与文化禁锢、抛开繁琐礼俗羁绊、畅叙平民审美情趣的独特风貌。
关键词:长沙窑;唐诗;创作倾向;民间文学
中图分类号:J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7-0086-05
唐诗是诗之巅峰与灵魂。唐代文人诗篇收入史册,传之万代,民间歌谣则散佚流失,难觅踪迹。1956年,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石渚河畔,一批沉埋地底千余年的唐五代瓷器被发现,经考古学家多次发掘和研究,继敦煌石窟后的又一个唐代民间文学宝库惊现,引发了人们许多慨叹。一百多首由窑工们创作、刻录、烧制在陶瓷器具上的诗歌①,给我们留下了一道十分独特而又弥足珍贵的文化风景,这不仅是唐代诗歌之幸,更是唐代湖南民歌之幸!
事实上,长沙窑在历史上并非毫无踪迹可循。唐代湘籍诗人李群玉的《石潴》(今作石渚)诗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真实描写了长沙窑烧制瓷器时高林尽焚,窑火映天,陶烟漫野,彩瓷遍地的壮观景象。作为民间瓷窑,长沙窑除独创的釉下彩外,最具特色处即在于它以诗文装饰瓷器,其中,相当多的诗歌是窑工们兴之所至的创作。这些被历史和诗史遗漏的看似随意、偶然的记录,在千年以后却成为不折不扣的“国风”,为我们研究唐代,尤其是当时潭州(今长沙)的社会风尚、人文意识、经济状况、文学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极其鲜活、宝贵的实物资料。
一、长沙窑瓷诗的商品意识
长沙窑瓷器的制造者为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用心良苦地将诗文艺术与陶瓷艺术融合在一起,在装饰技法上开创了以诗歌装点瓷器的历史,这是长沙窑瓷诗商品意识的主体反映。
长沙窑是唐代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窑口,由于当地瓷土含铁量高,早期瓷器多为暗哑的青黄色,外观上远逊于“类冰类玉”的越窑瓷器和“类银类雪”的邢窑瓷器,故产品销路不畅,这一点可以从各地很少出土早期长沙窑瓷器得到证明。经营的困境和压力迫使生产者思考如何在瓷器装饰上有所创新,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扩大销售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诗歌进入了窑工们的视野。
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全唐诗》收录诗歌48000多首,是此前1600多年诗歌数量的总和。上至帝王将相,中及文人骚客,下到平民百姓,唐诗的创作和传播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参与热情。文人诗歌创作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佳作迭现,极大地激活了平民好诗、做诗的热情。但自古以来,潭州一带都是诗文传统较薄弱的地区,与大唐鼎盛的诗歌创作景象相比,此处可谓波澜不兴。翻阅唐诗集,湖南籍诗人寥寥。本土情境的诗文环境似乎无法萌生长沙窑瓷器题诗的构想。而湖南有幸,迎来了安史之乱后杜甫、李白、刘禹锡、柳宗元、刘长卿等著名诗人的南下,他们或迁徙、或被贬谪到湖南,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篇。如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杜甫漂泊至潭州,过铜官渚,遇风泊舟,写下了《铜官渚守风》:“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湖南以其兼容并包的胸怀与文人的诗歌创作形成共振,生发出一个鲜活、精彩的民间文学世界,从而构成了长沙窑瓷诗产生的现实基础。
长沙窑瓷器的制造者迎合好诗的时代风尚,在瓷器上题写诗歌,增添了产品的文化含量。古拙粗放的长沙窑瓷器有了诗文点缀,变得典雅而富有灵气,这种蕴含艺术价值的产品果然获得意想不到的销售效果,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远销到朝鲜、日本、菲律宾以及中亚、西亚地区,开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故而,在瓷器上题诗看似是一种装饰手段,其最终目的却是促销。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烈的商品意识和经营理念才是长沙窑产品最终得以畅销全国、远销海外的原因。“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②,就是一首绝妙的广告诗,它生动地描画了窑工们题诗的动机。前两句写买卖双方在交易时的微妙心理:买主因已购商品不如己意而心怀“惆怅”,欲退不忍,不退又不畅快;卖主则因买主之“惆怅”而“不安”,不仅理解顾客犹豫不定、难以言说的心态,而且希望讨得对方体谅。后两句写卖主想到一个使买卖双方趋同一致的主意——在瓷瓶上题写一首诗,这样,买主既拥有瓷瓶又得到精神愉悦,自然心满意足;卖主则因满足了买主实用和审美的需求,也不会过意不去。买卖双方由交流沟通到取得相互认同的微妙心理被作者表现得十分委婉,这比直接在瓷器上题写“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小口”是一种瓷壶名称)、“汴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之类的宣传文字更具审美价值,更耐人寻味。“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日日斗量金”,是同样别致的广告诗,山青水秀的居住环境,日进斗金的丰厚收益是人人向往的,将这些美好祝愿题于馈赠亲朋好友的器物上,引得人们争相购买,商家才是这一创意的最大赢家。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长沙窑瓷器的制造者迎合消费对象的欣赏习惯,在瓷器上题写适合顾客口味的诗歌,这是长沙窑瓷诗商品意识的客观再现。长沙窑瓷诗的主题和题材虽多有不同,但以迎合市井商贾、都市市民的需要为主。长沙窑瓷器除在产地铜官镇一带大量出土外,还见于长江两岸,尤以扬州和明州(今宁波)最多,这是它主要销往繁华都市的明证。因此,题诗的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③,而与都市风情、市民生活息息相关,或抒离情,或叙饮酒,或发感怀,体现了制瓷艺人迎合不同消费心理的自觉意识。其中,不少诗篇反映唐代商业画卷,这是长沙窑瓷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如“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写一部分商人抛家弃土,满怀豪情地出外闯荡,将经商致富作为一生的不懈追求,表现了传统乡土观念的改变,以及人们希求摆脱小农经济长期禁锢的强烈愿望。但商人外出经商承担着较大风险,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对于商人财产与生命的威胁几乎无处不在,而这并未阻挡商人孜孜求利的步履,一个勇于开拓、乐观自信的商人形象出现在“人归万里外,心画一杯中。只虑前途远,开帆待好风”里,诗人以商人口吻自述其复杂心理和果决行动。起句感叹离乡背井,奔波于经商之途,颇有万里皆在足下的气概;次句描画邀杯自娱,将所有的困苦、艰辛都融化在美酒芳馨之中;第三句坦言内心焦虑,预想漫漫征途中可能遭遇的风险;末句是想象,是宽慰,也是期盼,充溢着乐观与自信的昂扬斗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远途经营,保证了长沙窑瓷器顺利地远销到国内外市场:“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舡轻重,附信到扬州。”长沙窑窑址靠近湘江,船运相当方便,瓷器先从水路运到扬州,再销往世界各地。东南亚各国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以及198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从阿拉伯沉船“黑石号”里打捞出的五万多件长沙窑瓷器,即可印证这一点。这首诗写的就是家人要船工捎信给远在扬州贩运的亲人,表达殷殷的挂念之情。“青鸟”为信使,“五两”是悬挂于船杆顶上的候风器,用五两(或八两)鸡毛做成。从“附信到扬州”的探问实情看,捎信的人并非想问船体或船上货物轻重,而是深恐小船“载不动,许多愁”。诗意绵邈深幽,情感执著醇厚。“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则再现了当时因商贸繁荣而带动的旅栈业兴旺的景象。前两句采用比兴手法引出店主看客好、客喜归名店的情景,后两句从主与客的视角,展示宾客云集给店主带来的欣慰和客商对名店的仰慕。长沙窑瓷诗还出现不少地名,透露了长沙窑瓷器销往外省的信息。如“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被北风吹”的“南岭”、“离国离家整日愁,一朝白尽少年头。为转(寻)亲故知何处,南海南边第一州”的“南海”、“自入新峰(丰)市,唯闻旧酒香。抱琴酤一醉,终日卧垂杨”④的“新峰(丰)”等。国内很多省市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也可证明这一点。商人们远走他乡,经年不归,引发了许多离愁别恨,抒写商妇怨情自然成为诗歌的主题。“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凡用几黄金”,即是贞妇思夫之作,从后两句看,思妇想念的极可能是一个行商。在表明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后,她抱怨对方惜金不归,劝他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因为团聚的幸福是金钱难以衡量的。“君去远秦川,无心恋管弦。空房对明月,心在白云边”⑤、“不意多离别,临分洒泪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出长安”、“万里人南去,三秋鹰(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共汝同归”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
上述诗歌描摹了中唐时期市井贸易的生活画卷,无论是感遇伤怀、言情怨别,还是应酬交往,都跳不出商业繁华所带来的系列变化。它们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一批涉商诗歌,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传播的唐诗,也是民间文学中特殊的诗歌。
二、长沙窑瓷诗的主要内容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一百余首长沙窑瓷诗绝大多数为《全唐诗》所不载,其他传世典籍亦未收入。据统计,能在有关文献中查到确切作者或篇名的只有10首,涉及诗人13名⑥,其他诗歌没有署题,没有作者姓氏,是唐代窑工的原创作品。它们连同窑工们的书法,从一千多年前遗留至今,没有被任何人改动过。故而,长沙窑瓷诗是货真价实的民间创作,尽管它时有生涩的仿造和简单的重复,甚至出现明显的错别字,但在艺术上与唐代文人诗相通,呈现出挣脱政治束缚和文化禁锢,抛开繁琐礼俗羁绊,畅叙平民百姓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的独特风貌。
长沙窑瓷诗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普通人生活的许多领域,诸如商贸活动、边塞征战、伦理道德、爱情婚姻、饮酒应酬、读书处事、佛理道义、离情别绪、世态炎凉等,窑工们真实记录了特定时期的民俗文化,填补了主流文化的缺失。
作为文学永恒主题的爱情婚姻,自然成为长沙窑瓷诗表现的主要内容。如两个因年龄悬殊而不能厮守白头的知心爱人的悲叹:“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与(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古时女子对男士或丈夫敬称“君”,可知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或出于女性之手亦未可知。她倾述了自己与“君”的爱情纠葛,他们两情相悦,彼此钟情,年龄的差距没有阻挡爱情的萌生,反而大有相见恨晚的哀婉怅惘。全诗实际用字仅九个,却涵括了许多暗恨深愁:世俗的鸿沟难以逾越,苦苦爱恋却不能相伴终生,苍苍白发辜负了豆蔻年华,殷殷情意追不上流失的岁月……一切都因“我生迟”,一切都因“君生早”。诗歌对恋情不着一字,然字字流淌着感人至深的挚爱和难以相爱的无奈,写法极简洁,意蕴极深婉,其手法、韵致均不亚于相类的文人诗作。又如揭示百姓对爱情婚姻美好祝愿的“新妇家家有,新郎何处无。论情好果报,嫁取可怜夫”,作者认定,若以“情”为前提,女子定能嫁与有情有意的丈夫,体现了一种进步婚姻观。男女情爱与相思离别如影相随,前已述及的商妇的离情别绪,还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描写亲人杳然远去,相隔千山万水,一种相思,牵出两地绵绵不绝情思;“造得家书经两月,无人为我送将归。欹凭鸿雁寄将去,雪重天寒雁不飞”⑦,讲述一封家书无法传递,有层次地展现游子焦急、期盼、失望、忧伤的情感,亦反映了中唐后期政治腐败,边疆战事不断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具有现实意义。
长沙窑瓷诗直接描写边疆征战的作品不多,这是异于《全唐诗》之处。有两首难得的军旅佳作:“一日三战场,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坐,战士雪中眠。”“夜夜携长剑,朝朝望戍楼。可怜孤夜月,偏照客心愁。”⑧第一首写边疆战事紧迫,但浴血拼杀与临阵脱逃历来都赏罚不明,做官的意气扬扬,当兵的夜卧冰雪,强烈的反差折射出安史之乱后百姓的厌战情绪和对戍边价值的质疑,颇具盛唐边塞诗的气质。第二首将镜头对准驻守边疆的战士,不仅描绘他们毫不松懈的战斗作风、单调乏味的戍边生活,而且把思乡念亲的情绪表现得深重绵远,足以引发读者共鸣。
市井风情和人生感受是长沙窑瓷诗乐于表现的主题。如“不短复不长,宜素宜复粧。酒添红粉色,杯染口脂香”⑨,描摹江南女子梳妆打扮的情状;“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柳上,人拜古坟前”,记述民间寒食节扫墓的习俗;“竹林青郁郁,鸿雁北向飞。今日是假日,早放学郎归”,记录古代学堂在民族传统节日放假的惯例;“昨夜垂花宿,今朝荡路归。面上无颜色,满怀将与谁”⑩,描写禁不住诱惑的男人偷情后的羞愧和忏悔;“去去关山远,行行胡地深。早知今日苦,多与画师金”,抒发对历史悲剧人物的同情和惋惜;“须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发四肢柔。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肠中别何愁”,抒写仿效“竹林七贤”纵酒取乐、消极避世和对通脱旷达的魏晋风度的仰慕;“龙门多贵客,出户是贤宾。今日归家去,无言谢主人”,表现客人辞归时夸赞主人和表达谢意的客套。
劝谕或训诫的主题也较多地进入到长沙窑瓷诗中。有的讲述人际交往中应遵循的礼仪,如“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衣裳不如法,人前满面修(羞)。行时无风彩(采),坐在下行头”、“衣裳不如法,人前满面修(羞)。行时无风彩(采),坐在下行头”、“自从为客来,是事皆隐忍。若有平常路,崎岖何人尽”,第三首在阐说待客之礼时,隐含了每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同样需要约束与克制、付出与牺牲的人生哲理;有的宣传重书卷、轻钱财的观念,如“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有的淳正风俗教化,如“凡人莫偷盗,行坐饱酒食。不用说东西,汝亦自涤直”、“剑缺那堪用,霞(瑕)珠不直(值)钱。芙蓉一点污,□人那堪怜”。
唐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宗教信仰,对百姓进行宗教教化,使佛、道两教不但在社会上层盛行,而且渗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类长沙窑瓷诗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强调佛缘前身注定,宣扬因果报应,倡导民众修善积德,把佛教徒的处世真谛阐发无遗;“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鱼。劝诸行过众,修学至无鱼(余)”是佛教徒自我勉励的佛家诗,描写诗人虔诚膜拜佛学,矢志不渝地奉行佛教理义;“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11},表明凡人想得道成仙,就要去见道仙西王母和佛仙如来佛,反映了佛、道二教的合一。
三、长沙窑瓷诗的艺术风格
作为民间窑口的长沙窑,其服务对象(买主)是普通百姓,这决定了长沙窑瓷诗本质上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而是民间大众的艺术,具有特殊的大唐民俗之风。
就诗的形式而言,长沙窑瓷诗绝大部分是五言小诗,有少许几首七言诗,六言更少,尚未发现律诗的留痕。这大概是由于五言绝句体式轻巧,节奏明快,不求对仗,使用的词汇量相对较少;同时,又承继了古乐府朴素自然、感情真挚的内蕴,与“镂玉雕琼”、“裁花剪叶”、韵律严格的馆阁体诗风格迥异。故而,从艺术上说,五绝比七绝和律诗更贴近市井乡土,也更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乃至创作。
长沙窑瓷诗在艺术构思上以率真质朴、直白晓畅见长。如“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描写一个妙龄女子身着丽装,在明媚的春光里恣意地踏春赏花,但无边的春色令她心烦意乱,因为她的心上人太悭吝感情,不愿在百花争妍的春天伴其左右。王昌龄写过一首《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两诗相较,民间诗和文人诗的差别显而易见。民间少妇赏春而无夫婿陪伴,怨的是对方不够体贴;闺中少妇独自赏春,恨的是自己贪求富贵而让夫婿钻营于官场。相同的思春主题却有不尽相同的情境和心理展现,前者率真朴实,谐趣地题写在瓷枕上,提醒男人要懂得珍爱女人;后者含蓄深沉,表达人生难得圆满的悲戚无奈。长沙窑瓷诗有很多真诚的劝诫,无论是与人为善的好意提醒,还是酒后的真情流露,均简单朴素、坦率直白。如“作客来多日,烦夕主人深。未有黄金赠,空留一片心”{12},从客人的角度表达做客多日对主人的歉疚,通俗易懂,明白如话,意境隽永清新。
长沙窑瓷诗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国风》和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遵循“诗缘情”的抒情艺术本质,抛却生僻的典故和矫情的辞藻,营造出恬淡清雅的艺术氛围。如“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描摹年轻女孩在河边梳妆的情景,清新明白,富有情趣,别具自然天成的亲切感,而青春少女迷人的丽质、心灵的悸动,以及年华付诸流水的意韵跃然纸上,令人回味。
长沙窑瓷诗还继承唐诗意象的营造,往往信手拈来。上文所引“人归万里外”诗的“好风”、“孤竹生南岭”诗的“孤竹”都是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前者既明指推动船帆远航的自然风,又暗喻通往远大前程的好机遇,字少意多,语近情切;后者被借以反映中唐乱世后百姓难以自主命运的无奈,传达出渴望安定生活的基本需求。长沙窑瓷诗还出现了“月”的意象,如“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言向天边月”,借“月”表达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末句一语双关:“月”既是妻子在孤独的夜晚寄托情怀的对象,又是妻子相守不移、相思不已的丈夫的象征。又如“不意多离别,临分洒泪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出长安”,让人联想到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登金陵凤凰台》中“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意象,积存已久的深重愁苦和前程的吉凶未卜借此传达出来,营造出沉重的悲剧气氛,这是一般的五言诗难以达到的境界。
以叠音加强诗歌的音韵节奏,是长沙窑瓷诗艺术上的一个特点。如“日日思千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夜月,沧照客心愁”、“岁岁长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花园”都运用叠音词,充分体现了民歌节奏轻松明快、易于咏唱的特点,也起到了回环往复、渲染情感的效果。有一首二十个字的诗嵌入了八个“春”字:“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八种“春”的意象情景交融地组成了愉悦祥和的乡村生活情态和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优美意境,叠用自然,在意象、节律上都收到了一种非叠加无以企及的艺术效果。
与文人诗不同,长沙窑瓷诗多近于俗谣,在修辞上采用谐音取喻的手法,语言上多用口语词或方言词,生动形象,简洁通俗,充满生活情趣。如“道别即须分,何劳说苦新(辛)。牵牛石上过,不见有啼恨”中,“苦新(辛)”暗喻“苦心”、“啼恨”隐喻“蹄痕”,丰富了诗意,增添了情致;“作客来多日,常怀一肚愁。路逢千丈木,堪作望乡楼”中的“一肚”是生动活泼的口语词,至今沿用,书面语作“满腔”、“满腹”等;前引“衣裳不如法”诗的“如法”为方言词,今长沙话仍沿用,书面语作得体、中规中矩,此指穿戴讲究整洁,生活气息浓郁;“入池光弄水,岸上拂轻沙。林里惊飞鸟,园中扫落花”{13}中“弄”、“拂”、“扫”三个动词用得出神入化,飞鸟时而嬉戏碧水,时而轻跳黄沙,时而欢跃花林的动感画面呼之欲出;前引“昨夜垂花宿”诗用一个“荡”字,把经过一夜荒唐的男子在归家的路上魂不守舍的情状和尴尬羞愧的心态刻画得活灵活现。
长沙窑瓷诗因为俚俗,书写又较随便,难免夹杂错别字。除上述引文中加以纠正的外,还有如“须饮三杯万士休”的“士”(应为“事”)、“三秋鹰北飞”的“鹰”(应为“雁”)、“鸟飞平无近远”的“无”(应为“芜”)等。又因为窑工用釉汁在瓷器上书写,加之日日重复单调的劳动,文字笔画只能尽量简化,竟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符合现代规范的简体字,如“國”写成“国”、“學”写成“学”、“可憐”写成“可怜”等。这些也不失为长沙窑瓷诗的一个特点,它让我们窥见了唐、五代时期民间普通艺人的诗歌修养、文化程度乃至民间对官方文字的改造。
长沙窑用诗歌装饰瓷器,将陶瓷装饰艺术提高到文学化的高度,为陶瓷装饰艺术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其首创之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宋(金)元时期,瓷器题诗的数量更多、内涵更丰富,除前人和时人的诗歌作品外,词曲也刻录在瓷器上。清代更把诗文装饰瓷器之风发展到极致,篇幅较长的诗、词、曲、文,如《圣主得贤臣颂》、《出师表》、《兰亭集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代之以短小的诗歌,甚至文人直接参与到陶瓷诗文装饰的制作中,大大提高了诗文装饰瓷器的艺术价值和作品的品位。至今,我们仍可见到饰有现代诗文的精美瓷器。
注释:
① 彭国梁:《萧湘先生,追溯瓷诗的第一知音》,《老年人》2006年第6期。
② 萧湘:《唐诗的弃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文中未注明出处的长沙窑瓷诗均引自该书。
③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④ 长沙窑编辑委员会:《长沙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⑤ 参见李效伟《长沙窑珍品新考》,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⑥ 吴顺东:《关于长沙窑诗文瓷的几点认识》,《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第3期。
⑦⑧⑩{12} 参见刘美观《解读长沙窑》,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⑨{11}{13} 参见谈雪慧《唐代长沙窑几件诗文瓷壶赏析》,《文史拾遗》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周柳燕,女,1964年生,广西柳州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205;陈书良,男,1947年生,湖南桂阳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205。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长沙窑;唐诗;创作倾向;民间文学
中图分类号:J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7-0086-05
唐诗是诗之巅峰与灵魂。唐代文人诗篇收入史册,传之万代,民间歌谣则散佚流失,难觅踪迹。1956年,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石渚河畔,一批沉埋地底千余年的唐五代瓷器被发现,经考古学家多次发掘和研究,继敦煌石窟后的又一个唐代民间文学宝库惊现,引发了人们许多慨叹。一百多首由窑工们创作、刻录、烧制在陶瓷器具上的诗歌①,给我们留下了一道十分独特而又弥足珍贵的文化风景,这不仅是唐代诗歌之幸,更是唐代湖南民歌之幸!
事实上,长沙窑在历史上并非毫无踪迹可循。唐代湘籍诗人李群玉的《石潴》(今作石渚)诗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真实描写了长沙窑烧制瓷器时高林尽焚,窑火映天,陶烟漫野,彩瓷遍地的壮观景象。作为民间瓷窑,长沙窑除独创的釉下彩外,最具特色处即在于它以诗文装饰瓷器,其中,相当多的诗歌是窑工们兴之所至的创作。这些被历史和诗史遗漏的看似随意、偶然的记录,在千年以后却成为不折不扣的“国风”,为我们研究唐代,尤其是当时潭州(今长沙)的社会风尚、人文意识、经济状况、文学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极其鲜活、宝贵的实物资料。
一、长沙窑瓷诗的商品意识
长沙窑瓷器的制造者为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用心良苦地将诗文艺术与陶瓷艺术融合在一起,在装饰技法上开创了以诗歌装点瓷器的历史,这是长沙窑瓷诗商品意识的主体反映。
长沙窑是唐代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窑口,由于当地瓷土含铁量高,早期瓷器多为暗哑的青黄色,外观上远逊于“类冰类玉”的越窑瓷器和“类银类雪”的邢窑瓷器,故产品销路不畅,这一点可以从各地很少出土早期长沙窑瓷器得到证明。经营的困境和压力迫使生产者思考如何在瓷器装饰上有所创新,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扩大销售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诗歌进入了窑工们的视野。
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全唐诗》收录诗歌48000多首,是此前1600多年诗歌数量的总和。上至帝王将相,中及文人骚客,下到平民百姓,唐诗的创作和传播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参与热情。文人诗歌创作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佳作迭现,极大地激活了平民好诗、做诗的热情。但自古以来,潭州一带都是诗文传统较薄弱的地区,与大唐鼎盛的诗歌创作景象相比,此处可谓波澜不兴。翻阅唐诗集,湖南籍诗人寥寥。本土情境的诗文环境似乎无法萌生长沙窑瓷器题诗的构想。而湖南有幸,迎来了安史之乱后杜甫、李白、刘禹锡、柳宗元、刘长卿等著名诗人的南下,他们或迁徙、或被贬谪到湖南,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篇。如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杜甫漂泊至潭州,过铜官渚,遇风泊舟,写下了《铜官渚守风》:“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湖南以其兼容并包的胸怀与文人的诗歌创作形成共振,生发出一个鲜活、精彩的民间文学世界,从而构成了长沙窑瓷诗产生的现实基础。
长沙窑瓷器的制造者迎合好诗的时代风尚,在瓷器上题写诗歌,增添了产品的文化含量。古拙粗放的长沙窑瓷器有了诗文点缀,变得典雅而富有灵气,这种蕴含艺术价值的产品果然获得意想不到的销售效果,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远销到朝鲜、日本、菲律宾以及中亚、西亚地区,开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故而,在瓷器上题诗看似是一种装饰手段,其最终目的却是促销。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烈的商品意识和经营理念才是长沙窑产品最终得以畅销全国、远销海外的原因。“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②,就是一首绝妙的广告诗,它生动地描画了窑工们题诗的动机。前两句写买卖双方在交易时的微妙心理:买主因已购商品不如己意而心怀“惆怅”,欲退不忍,不退又不畅快;卖主则因买主之“惆怅”而“不安”,不仅理解顾客犹豫不定、难以言说的心态,而且希望讨得对方体谅。后两句写卖主想到一个使买卖双方趋同一致的主意——在瓷瓶上题写一首诗,这样,买主既拥有瓷瓶又得到精神愉悦,自然心满意足;卖主则因满足了买主实用和审美的需求,也不会过意不去。买卖双方由交流沟通到取得相互认同的微妙心理被作者表现得十分委婉,这比直接在瓷器上题写“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小口”是一种瓷壶名称)、“汴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之类的宣传文字更具审美价值,更耐人寻味。“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日日斗量金”,是同样别致的广告诗,山青水秀的居住环境,日进斗金的丰厚收益是人人向往的,将这些美好祝愿题于馈赠亲朋好友的器物上,引得人们争相购买,商家才是这一创意的最大赢家。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长沙窑瓷器的制造者迎合消费对象的欣赏习惯,在瓷器上题写适合顾客口味的诗歌,这是长沙窑瓷诗商品意识的客观再现。长沙窑瓷诗的主题和题材虽多有不同,但以迎合市井商贾、都市市民的需要为主。长沙窑瓷器除在产地铜官镇一带大量出土外,还见于长江两岸,尤以扬州和明州(今宁波)最多,这是它主要销往繁华都市的明证。因此,题诗的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③,而与都市风情、市民生活息息相关,或抒离情,或叙饮酒,或发感怀,体现了制瓷艺人迎合不同消费心理的自觉意识。其中,不少诗篇反映唐代商业画卷,这是长沙窑瓷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如“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写一部分商人抛家弃土,满怀豪情地出外闯荡,将经商致富作为一生的不懈追求,表现了传统乡土观念的改变,以及人们希求摆脱小农经济长期禁锢的强烈愿望。但商人外出经商承担着较大风险,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对于商人财产与生命的威胁几乎无处不在,而这并未阻挡商人孜孜求利的步履,一个勇于开拓、乐观自信的商人形象出现在“人归万里外,心画一杯中。只虑前途远,开帆待好风”里,诗人以商人口吻自述其复杂心理和果决行动。起句感叹离乡背井,奔波于经商之途,颇有万里皆在足下的气概;次句描画邀杯自娱,将所有的困苦、艰辛都融化在美酒芳馨之中;第三句坦言内心焦虑,预想漫漫征途中可能遭遇的风险;末句是想象,是宽慰,也是期盼,充溢着乐观与自信的昂扬斗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远途经营,保证了长沙窑瓷器顺利地远销到国内外市场:“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舡轻重,附信到扬州。”长沙窑窑址靠近湘江,船运相当方便,瓷器先从水路运到扬州,再销往世界各地。东南亚各国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以及198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从阿拉伯沉船“黑石号”里打捞出的五万多件长沙窑瓷器,即可印证这一点。这首诗写的就是家人要船工捎信给远在扬州贩运的亲人,表达殷殷的挂念之情。“青鸟”为信使,“五两”是悬挂于船杆顶上的候风器,用五两(或八两)鸡毛做成。从“附信到扬州”的探问实情看,捎信的人并非想问船体或船上货物轻重,而是深恐小船“载不动,许多愁”。诗意绵邈深幽,情感执著醇厚。“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则再现了当时因商贸繁荣而带动的旅栈业兴旺的景象。前两句采用比兴手法引出店主看客好、客喜归名店的情景,后两句从主与客的视角,展示宾客云集给店主带来的欣慰和客商对名店的仰慕。长沙窑瓷诗还出现不少地名,透露了长沙窑瓷器销往外省的信息。如“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被北风吹”的“南岭”、“离国离家整日愁,一朝白尽少年头。为转(寻)亲故知何处,南海南边第一州”的“南海”、“自入新峰(丰)市,唯闻旧酒香。抱琴酤一醉,终日卧垂杨”④的“新峰(丰)”等。国内很多省市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也可证明这一点。商人们远走他乡,经年不归,引发了许多离愁别恨,抒写商妇怨情自然成为诗歌的主题。“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凡用几黄金”,即是贞妇思夫之作,从后两句看,思妇想念的极可能是一个行商。在表明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后,她抱怨对方惜金不归,劝他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因为团聚的幸福是金钱难以衡量的。“君去远秦川,无心恋管弦。空房对明月,心在白云边”⑤、“不意多离别,临分洒泪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出长安”、“万里人南去,三秋鹰(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共汝同归”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
上述诗歌描摹了中唐时期市井贸易的生活画卷,无论是感遇伤怀、言情怨别,还是应酬交往,都跳不出商业繁华所带来的系列变化。它们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一批涉商诗歌,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传播的唐诗,也是民间文学中特殊的诗歌。
二、长沙窑瓷诗的主要内容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一百余首长沙窑瓷诗绝大多数为《全唐诗》所不载,其他传世典籍亦未收入。据统计,能在有关文献中查到确切作者或篇名的只有10首,涉及诗人13名⑥,其他诗歌没有署题,没有作者姓氏,是唐代窑工的原创作品。它们连同窑工们的书法,从一千多年前遗留至今,没有被任何人改动过。故而,长沙窑瓷诗是货真价实的民间创作,尽管它时有生涩的仿造和简单的重复,甚至出现明显的错别字,但在艺术上与唐代文人诗相通,呈现出挣脱政治束缚和文化禁锢,抛开繁琐礼俗羁绊,畅叙平民百姓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的独特风貌。
长沙窑瓷诗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普通人生活的许多领域,诸如商贸活动、边塞征战、伦理道德、爱情婚姻、饮酒应酬、读书处事、佛理道义、离情别绪、世态炎凉等,窑工们真实记录了特定时期的民俗文化,填补了主流文化的缺失。
作为文学永恒主题的爱情婚姻,自然成为长沙窑瓷诗表现的主要内容。如两个因年龄悬殊而不能厮守白头的知心爱人的悲叹:“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与(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古时女子对男士或丈夫敬称“君”,可知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或出于女性之手亦未可知。她倾述了自己与“君”的爱情纠葛,他们两情相悦,彼此钟情,年龄的差距没有阻挡爱情的萌生,反而大有相见恨晚的哀婉怅惘。全诗实际用字仅九个,却涵括了许多暗恨深愁:世俗的鸿沟难以逾越,苦苦爱恋却不能相伴终生,苍苍白发辜负了豆蔻年华,殷殷情意追不上流失的岁月……一切都因“我生迟”,一切都因“君生早”。诗歌对恋情不着一字,然字字流淌着感人至深的挚爱和难以相爱的无奈,写法极简洁,意蕴极深婉,其手法、韵致均不亚于相类的文人诗作。又如揭示百姓对爱情婚姻美好祝愿的“新妇家家有,新郎何处无。论情好果报,嫁取可怜夫”,作者认定,若以“情”为前提,女子定能嫁与有情有意的丈夫,体现了一种进步婚姻观。男女情爱与相思离别如影相随,前已述及的商妇的离情别绪,还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描写亲人杳然远去,相隔千山万水,一种相思,牵出两地绵绵不绝情思;“造得家书经两月,无人为我送将归。欹凭鸿雁寄将去,雪重天寒雁不飞”⑦,讲述一封家书无法传递,有层次地展现游子焦急、期盼、失望、忧伤的情感,亦反映了中唐后期政治腐败,边疆战事不断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具有现实意义。
长沙窑瓷诗直接描写边疆征战的作品不多,这是异于《全唐诗》之处。有两首难得的军旅佳作:“一日三战场,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坐,战士雪中眠。”“夜夜携长剑,朝朝望戍楼。可怜孤夜月,偏照客心愁。”⑧第一首写边疆战事紧迫,但浴血拼杀与临阵脱逃历来都赏罚不明,做官的意气扬扬,当兵的夜卧冰雪,强烈的反差折射出安史之乱后百姓的厌战情绪和对戍边价值的质疑,颇具盛唐边塞诗的气质。第二首将镜头对准驻守边疆的战士,不仅描绘他们毫不松懈的战斗作风、单调乏味的戍边生活,而且把思乡念亲的情绪表现得深重绵远,足以引发读者共鸣。
市井风情和人生感受是长沙窑瓷诗乐于表现的主题。如“不短复不长,宜素宜复粧。酒添红粉色,杯染口脂香”⑨,描摹江南女子梳妆打扮的情状;“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柳上,人拜古坟前”,记述民间寒食节扫墓的习俗;“竹林青郁郁,鸿雁北向飞。今日是假日,早放学郎归”,记录古代学堂在民族传统节日放假的惯例;“昨夜垂花宿,今朝荡路归。面上无颜色,满怀将与谁”⑩,描写禁不住诱惑的男人偷情后的羞愧和忏悔;“去去关山远,行行胡地深。早知今日苦,多与画师金”,抒发对历史悲剧人物的同情和惋惜;“须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发四肢柔。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肠中别何愁”,抒写仿效“竹林七贤”纵酒取乐、消极避世和对通脱旷达的魏晋风度的仰慕;“龙门多贵客,出户是贤宾。今日归家去,无言谢主人”,表现客人辞归时夸赞主人和表达谢意的客套。
劝谕或训诫的主题也较多地进入到长沙窑瓷诗中。有的讲述人际交往中应遵循的礼仪,如“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衣裳不如法,人前满面修(羞)。行时无风彩(采),坐在下行头”、“衣裳不如法,人前满面修(羞)。行时无风彩(采),坐在下行头”、“自从为客来,是事皆隐忍。若有平常路,崎岖何人尽”,第三首在阐说待客之礼时,隐含了每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同样需要约束与克制、付出与牺牲的人生哲理;有的宣传重书卷、轻钱财的观念,如“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有的淳正风俗教化,如“凡人莫偷盗,行坐饱酒食。不用说东西,汝亦自涤直”、“剑缺那堪用,霞(瑕)珠不直(值)钱。芙蓉一点污,□人那堪怜”。
唐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宗教信仰,对百姓进行宗教教化,使佛、道两教不但在社会上层盛行,而且渗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类长沙窑瓷诗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强调佛缘前身注定,宣扬因果报应,倡导民众修善积德,把佛教徒的处世真谛阐发无遗;“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鱼。劝诸行过众,修学至无鱼(余)”是佛教徒自我勉励的佛家诗,描写诗人虔诚膜拜佛学,矢志不渝地奉行佛教理义;“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11},表明凡人想得道成仙,就要去见道仙西王母和佛仙如来佛,反映了佛、道二教的合一。
三、长沙窑瓷诗的艺术风格
作为民间窑口的长沙窑,其服务对象(买主)是普通百姓,这决定了长沙窑瓷诗本质上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而是民间大众的艺术,具有特殊的大唐民俗之风。
就诗的形式而言,长沙窑瓷诗绝大部分是五言小诗,有少许几首七言诗,六言更少,尚未发现律诗的留痕。这大概是由于五言绝句体式轻巧,节奏明快,不求对仗,使用的词汇量相对较少;同时,又承继了古乐府朴素自然、感情真挚的内蕴,与“镂玉雕琼”、“裁花剪叶”、韵律严格的馆阁体诗风格迥异。故而,从艺术上说,五绝比七绝和律诗更贴近市井乡土,也更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乃至创作。
长沙窑瓷诗在艺术构思上以率真质朴、直白晓畅见长。如“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描写一个妙龄女子身着丽装,在明媚的春光里恣意地踏春赏花,但无边的春色令她心烦意乱,因为她的心上人太悭吝感情,不愿在百花争妍的春天伴其左右。王昌龄写过一首《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两诗相较,民间诗和文人诗的差别显而易见。民间少妇赏春而无夫婿陪伴,怨的是对方不够体贴;闺中少妇独自赏春,恨的是自己贪求富贵而让夫婿钻营于官场。相同的思春主题却有不尽相同的情境和心理展现,前者率真朴实,谐趣地题写在瓷枕上,提醒男人要懂得珍爱女人;后者含蓄深沉,表达人生难得圆满的悲戚无奈。长沙窑瓷诗有很多真诚的劝诫,无论是与人为善的好意提醒,还是酒后的真情流露,均简单朴素、坦率直白。如“作客来多日,烦夕主人深。未有黄金赠,空留一片心”{12},从客人的角度表达做客多日对主人的歉疚,通俗易懂,明白如话,意境隽永清新。
长沙窑瓷诗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国风》和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遵循“诗缘情”的抒情艺术本质,抛却生僻的典故和矫情的辞藻,营造出恬淡清雅的艺术氛围。如“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描摹年轻女孩在河边梳妆的情景,清新明白,富有情趣,别具自然天成的亲切感,而青春少女迷人的丽质、心灵的悸动,以及年华付诸流水的意韵跃然纸上,令人回味。
长沙窑瓷诗还继承唐诗意象的营造,往往信手拈来。上文所引“人归万里外”诗的“好风”、“孤竹生南岭”诗的“孤竹”都是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前者既明指推动船帆远航的自然风,又暗喻通往远大前程的好机遇,字少意多,语近情切;后者被借以反映中唐乱世后百姓难以自主命运的无奈,传达出渴望安定生活的基本需求。长沙窑瓷诗还出现了“月”的意象,如“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言向天边月”,借“月”表达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末句一语双关:“月”既是妻子在孤独的夜晚寄托情怀的对象,又是妻子相守不移、相思不已的丈夫的象征。又如“不意多离别,临分洒泪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出长安”,让人联想到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登金陵凤凰台》中“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意象,积存已久的深重愁苦和前程的吉凶未卜借此传达出来,营造出沉重的悲剧气氛,这是一般的五言诗难以达到的境界。
以叠音加强诗歌的音韵节奏,是长沙窑瓷诗艺术上的一个特点。如“日日思千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夜月,沧照客心愁”、“岁岁长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花园”都运用叠音词,充分体现了民歌节奏轻松明快、易于咏唱的特点,也起到了回环往复、渲染情感的效果。有一首二十个字的诗嵌入了八个“春”字:“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八种“春”的意象情景交融地组成了愉悦祥和的乡村生活情态和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优美意境,叠用自然,在意象、节律上都收到了一种非叠加无以企及的艺术效果。
与文人诗不同,长沙窑瓷诗多近于俗谣,在修辞上采用谐音取喻的手法,语言上多用口语词或方言词,生动形象,简洁通俗,充满生活情趣。如“道别即须分,何劳说苦新(辛)。牵牛石上过,不见有啼恨”中,“苦新(辛)”暗喻“苦心”、“啼恨”隐喻“蹄痕”,丰富了诗意,增添了情致;“作客来多日,常怀一肚愁。路逢千丈木,堪作望乡楼”中的“一肚”是生动活泼的口语词,至今沿用,书面语作“满腔”、“满腹”等;前引“衣裳不如法”诗的“如法”为方言词,今长沙话仍沿用,书面语作得体、中规中矩,此指穿戴讲究整洁,生活气息浓郁;“入池光弄水,岸上拂轻沙。林里惊飞鸟,园中扫落花”{13}中“弄”、“拂”、“扫”三个动词用得出神入化,飞鸟时而嬉戏碧水,时而轻跳黄沙,时而欢跃花林的动感画面呼之欲出;前引“昨夜垂花宿”诗用一个“荡”字,把经过一夜荒唐的男子在归家的路上魂不守舍的情状和尴尬羞愧的心态刻画得活灵活现。
长沙窑瓷诗因为俚俗,书写又较随便,难免夹杂错别字。除上述引文中加以纠正的外,还有如“须饮三杯万士休”的“士”(应为“事”)、“三秋鹰北飞”的“鹰”(应为“雁”)、“鸟飞平无近远”的“无”(应为“芜”)等。又因为窑工用釉汁在瓷器上书写,加之日日重复单调的劳动,文字笔画只能尽量简化,竟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符合现代规范的简体字,如“國”写成“国”、“學”写成“学”、“可憐”写成“可怜”等。这些也不失为长沙窑瓷诗的一个特点,它让我们窥见了唐、五代时期民间普通艺人的诗歌修养、文化程度乃至民间对官方文字的改造。
长沙窑用诗歌装饰瓷器,将陶瓷装饰艺术提高到文学化的高度,为陶瓷装饰艺术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其首创之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宋(金)元时期,瓷器题诗的数量更多、内涵更丰富,除前人和时人的诗歌作品外,词曲也刻录在瓷器上。清代更把诗文装饰瓷器之风发展到极致,篇幅较长的诗、词、曲、文,如《圣主得贤臣颂》、《出师表》、《兰亭集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代之以短小的诗歌,甚至文人直接参与到陶瓷诗文装饰的制作中,大大提高了诗文装饰瓷器的艺术价值和作品的品位。至今,我们仍可见到饰有现代诗文的精美瓷器。
注释:
① 彭国梁:《萧湘先生,追溯瓷诗的第一知音》,《老年人》2006年第6期。
② 萧湘:《唐诗的弃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文中未注明出处的长沙窑瓷诗均引自该书。
③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④ 长沙窑编辑委员会:《长沙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⑤ 参见李效伟《长沙窑珍品新考》,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⑥ 吴顺东:《关于长沙窑诗文瓷的几点认识》,《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第3期。
⑦⑧⑩{12} 参见刘美观《解读长沙窑》,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⑨{11}{13} 参见谈雪慧《唐代长沙窑几件诗文瓷壶赏析》,《文史拾遗》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周柳燕,女,1964年生,广西柳州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205;陈书良,男,1947年生,湖南桂阳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205。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