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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5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在北京召开了100多次“新知识座谈会”。“新知识座谈会”的召开，是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主动接受中共领导，发挥自身积极作用的代表性活动之一，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知识座谈会”的诞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正式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五一”号召。“五一”号召发布后，立即得到了包括民建在內的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此后不久，在中共中央的妥善安排下，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自香港、上海等地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在此过程中，各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并最终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后，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始从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向北平汇合。3月13日，民建在北京市东城区大阮府胡同16号（现东华门医院）召开座谈会，欢迎民建总会负责人抵达北平。会上，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吴羹梅等民建负责人根据其途经解放区的亲身见闻，宣讲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理解和感受。在此次座谈会召开之时，北平业已解放，全国革命胜利在望。在此形势下，北平的工商界和经济界人士非常希望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解除心中的疑虑与苦闷。因此，民建又于此后相继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讨论大家关心的革命形势、土地改革问题、工商业问题、国际和国内和平等问题。
民建座谈会的召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在大家的提议下，民建决定将这一形式固定化，并根据与会者对上述新知识的渴求，将该座谈会定名为“新知识座谈会”。在此之后，“新知识座谈会”得以定名并在北平（北京）多次举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北平（北京）极具影响力的重要活动之一。
二、“新知识座谈会”的主要内容
1949年1月以来，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均已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据各民主党派的分工重点，民建主要负责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和经济界人士的领导工作。基于这一分工，民建以“新知识座谈会”为阵地，就北平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和经济界人士普遍关心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与宣讲。
在“新知识座谈会”举办初期，民建积极结合政治时事、经济政策等大事及时安排座谈内容，多次邀请黄炎培、孙起孟、章乃器等民建负责人就工商业问题、劳资纠纷问题、工业现状等工商业人士和经济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座谈；邀请中央统战部、全国总工会、中国银行、新华总社、代销合作总社等机构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政治、经济等相关领域的政策讲解；邀请马寅初、阎宝航、吴清友等人专门就“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感想”“三年来的东北”“中苏关系的认识”等话题进行讲解；邀请胡绳、艾思奇等人就“中国社会的本质”“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话题作政治学习报告，向大家介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开展如何掌握学习方法、思想方法的教育。
在此期间，民建还针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重大事件举行系列座谈或报告。以其中涉及抗美援朝的座谈会为例：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1月，仅就抗美援朝问题，民建就先后安排了10次“新知识座谈会”，由黄炎培、章乃器和郭沫若等人分别作相关演讲。1950年7月22日，“郭沫若应邀到会主讲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到会600余人，协和礼堂场内爆满，礼堂外的两边也挤满了人”。甚至“连大门口也人头攒动，创造了座谈会出席人数的最高纪录，气氛热烈，感人至深”。这几次座谈会向与会人员深刻揭露了美国的侵略野心，分析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道理，极大地激发了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促使更多人开始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三、“新知识座谈会”影响力的扩大与结束
随着“新知识座谈会”的持续举行，其影响力也日渐扩大。1950年7月18日，民建总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民主建国会关于初步总结新知识座谈会一类工作经验的通报》，初步总结了“新知识座谈会”等活动的任务、内容、方式、经验教训四点，并作为重要内容向全国推广。民建总会提出：各分会或筹委会应“加强这项工作，如其尚未举办，应该及早推动”。此后，“新知识座谈会”逐渐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受到了中共中央相关部门的重视。在“新知识座谈会”第100次纪念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到会讲话。他指出：“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每周固定一个晚上开会，内容和报告人又安排得很好，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又很不简单的事，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新知识座谈会”的持续举办和向外推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49年3月到1953年6月的四年中，“新知识座谈会”紧密联系时事政策，就政治、经济、思想、国际形势等问题共召开153次，与会听众达3万余人次，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为推广宣传“新知识座谈会”，《人民日报》在1949年至1952年间亦曾44次报道“新知识座谈会”或对活动进行通知。在成功举办了4年153次会议后，1953年6月，“新知识座谈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新知识座谈会”的召开是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进行业务及政治学习，主动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体现，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产生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新颖的会谈形式，“新知识座谈会”为协调民主党派内部认识差异、教育引导自身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加强促进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关系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总而言之，“新知识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主动积极参与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具体实践。它为我们今天如何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7RW006）的资助。
一、“新知识座谈会”的诞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正式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五一”号召。“五一”号召发布后，立即得到了包括民建在內的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此后不久，在中共中央的妥善安排下，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自香港、上海等地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在此过程中，各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并最终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后，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始从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向北平汇合。3月13日，民建在北京市东城区大阮府胡同16号（现东华门医院）召开座谈会，欢迎民建总会负责人抵达北平。会上，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吴羹梅等民建负责人根据其途经解放区的亲身见闻，宣讲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理解和感受。在此次座谈会召开之时，北平业已解放，全国革命胜利在望。在此形势下，北平的工商界和经济界人士非常希望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解除心中的疑虑与苦闷。因此，民建又于此后相继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讨论大家关心的革命形势、土地改革问题、工商业问题、国际和国内和平等问题。
民建座谈会的召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在大家的提议下，民建决定将这一形式固定化，并根据与会者对上述新知识的渴求，将该座谈会定名为“新知识座谈会”。在此之后，“新知识座谈会”得以定名并在北平（北京）多次举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北平（北京）极具影响力的重要活动之一。
二、“新知识座谈会”的主要内容
1949年1月以来，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均已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据各民主党派的分工重点，民建主要负责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和经济界人士的领导工作。基于这一分工，民建以“新知识座谈会”为阵地，就北平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和经济界人士普遍关心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与宣讲。
在“新知识座谈会”举办初期，民建积极结合政治时事、经济政策等大事及时安排座谈内容，多次邀请黄炎培、孙起孟、章乃器等民建负责人就工商业问题、劳资纠纷问题、工业现状等工商业人士和经济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座谈；邀请中央统战部、全国总工会、中国银行、新华总社、代销合作总社等机构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政治、经济等相关领域的政策讲解；邀请马寅初、阎宝航、吴清友等人专门就“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感想”“三年来的东北”“中苏关系的认识”等话题进行讲解；邀请胡绳、艾思奇等人就“中国社会的本质”“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话题作政治学习报告，向大家介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开展如何掌握学习方法、思想方法的教育。
在此期间，民建还针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重大事件举行系列座谈或报告。以其中涉及抗美援朝的座谈会为例：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1月，仅就抗美援朝问题，民建就先后安排了10次“新知识座谈会”，由黄炎培、章乃器和郭沫若等人分别作相关演讲。1950年7月22日，“郭沫若应邀到会主讲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到会600余人，协和礼堂场内爆满，礼堂外的两边也挤满了人”。甚至“连大门口也人头攒动，创造了座谈会出席人数的最高纪录，气氛热烈，感人至深”。这几次座谈会向与会人员深刻揭露了美国的侵略野心，分析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道理，极大地激发了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促使更多人开始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三、“新知识座谈会”影响力的扩大与结束
随着“新知识座谈会”的持续举行，其影响力也日渐扩大。1950年7月18日，民建总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民主建国会关于初步总结新知识座谈会一类工作经验的通报》，初步总结了“新知识座谈会”等活动的任务、内容、方式、经验教训四点，并作为重要内容向全国推广。民建总会提出：各分会或筹委会应“加强这项工作，如其尚未举办，应该及早推动”。此后，“新知识座谈会”逐渐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受到了中共中央相关部门的重视。在“新知识座谈会”第100次纪念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到会讲话。他指出：“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每周固定一个晚上开会，内容和报告人又安排得很好，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又很不简单的事，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新知识座谈会”的持续举办和向外推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49年3月到1953年6月的四年中，“新知识座谈会”紧密联系时事政策，就政治、经济、思想、国际形势等问题共召开153次，与会听众达3万余人次，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为推广宣传“新知识座谈会”，《人民日报》在1949年至1952年间亦曾44次报道“新知识座谈会”或对活动进行通知。在成功举办了4年153次会议后，1953年6月，“新知识座谈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新知识座谈会”的召开是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进行业务及政治学习，主动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体现，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产生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新颖的会谈形式，“新知识座谈会”为协调民主党派内部认识差异、教育引导自身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加强促进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关系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总而言之，“新知识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主动积极参与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具体实践。它为我们今天如何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7RW006）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