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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久以来，教务管理工作在高校教育中一直占据着微妙的位置。它在高校教育中承担着构建、协调、周转的运作方式。本文将学校教育放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野下，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教务管理工作进行另一种诠释。
关键词：场域；学校场域；布迪厄；教务管理
长久以来，教务管理工作在高校教育中一直占据着微妙的位置。它并不直接给学生打分，但又与学生的成绩和毕业息息相关；它并不直接参与授课，但却与每一位参与授课的教师紧密相连。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生与负责教务管理的教师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得微妙。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学生往往抱怨教务老师过于苛刻而不近情面，而老师也总是认为学生不听指挥、难于管理。当我们将学校教育放在场域视角下，当学校成为场域，也许我们将得以对这一系统进行一些新的审视。
一、学校场域的概念和界定
“场”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社会学研究，将之发扬光大的是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厄。他将“群体”（group）这一单位扩大为“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和资本、惯习共同贯穿他的社会学研究。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式的概念，“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关系中厉害有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可以归纳得出：第一，场域是一个在社会空间中相对独立的子空间；第二，场域的内部结构由“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关系网络构成。那么，学校场域又应该如何界定呢。按照布迪厄的理解，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学校这个空间以及其中包含的所有围绕“教育和教学”这个中心资本的多元关系网络的总和，共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客观的网络系统，即学校场域，亦可描述为“学校中各种复杂矛盾的多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多元关系的网络，是游行与无形的整体合计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由此可见，一方面，学校这个建筑集合体形成一个相对密集、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在物理空间上把学校场域与其他社会空间区分开；另一方面，学校内部所提供的客观规则和关系，构成了更为重要的意义空间。布迪厄认为，场域的疆界是难以用量化指标或者任何先验回答来确定的，其界限只有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很少有场域会对进入其中的参与者加以限制，使用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的标志。而高校教育正好通过入学考试录取和教师选聘制度，从司法和行政上限制了参与者的数量和身份。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一书中认为，是场域中的资本决定了场域的界限，在这里资本一词比起物理空间中的现实意义的资本，更多的是指意义空间上的、构成了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系统规则，而这些活动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到物理限制（固定的教学实践和地点，等等），但并不是绝对无法修改的。因此，高校作为独立的学校场域，其边界具有相对较高的独立性，但依然是模糊的。
二、学校场域中的对抗
任何一个场域中都存在着冲突和竞争。场域内部是充满力量的，因为每一个场域中都具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已经隐含着对立乃至对抗的因素。布迪厄甚至认为，场域的边界也是由这种对抗来决定的。资本是一个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只有在某个固定场域中，资本才能发挥其作用，它同时是场域竞争的目标和手段。资本在场域中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具有排他性，因此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配，体现着场域内部的权力结构。在高校这个学校场域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教育资源作为资本。学生进入学校场域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教育资源，而学校和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已经占有了资源，这使学校和教师对学生具有支配权，导致两者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由两者对资源的占有情况的不同在客观上决定的。福柯认为话语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合和分配，而这些程序又是由权力来决定的。学生会下意识地将跟自己一样前来求学的同学视作“同类”（弱势群体），而将学校和教师视作“对手”，所有的学习、考试等等行为都是在学校场域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对“对手”的教育资源进行占有。话语权的分配同样体现着权力的对抗。
三、教务管理在学校场域中的定位
在明确了学校场域内的对立情况之后，教务老师的身份的特殊性也凸显了出来。学生和教师产生对抗的根源是对教育资源这种资本的占有不同。但与负责教学的老师不同的是，教务老师在这个对抗中并非完全位于学生的对立面，因为教务老师本身并不直接占有教育资源（不授课），而是占有教育管理系统。教育管理系统作为一种规则，并非能够直接运作的资源，而是为了获取教育资源的辅助和手段，因此学生对其占有的需求比起直接占有资源的需求要较为弱势。教务管理系统，同时作用于双方，在教育资源的转移中进行协调，因此减弱了两者的对抗性。二元对立是个非常哲学化的社会学概念，在早期的结构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传统社会学中，结构与个人是两极对立的，而布迪厄希望化解这种对立。场域是一种社会结构，它并非死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由内部的规则和资源来决定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身份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教师虽然占有资源，但同样位于场域规则之内，教师需要面临自己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某些量化的指标，而这些“任务”通常是需要学生配合完成的，因此，在学生占有资源的过程中，也同时为自己占有了一部分话语权。而控制着教师和学生的规定，则是由占有教育管理系统的教务老师来进行运作的。而当教务老师对教学管理系统进行操作的时候，本身也面临着自身被另一层面的规则所控制，例如一定时间段内必须完成的工作量，或者面对学生提交的某个不违反规则的要求。场域内部对象和资源的不稳定性导致参与场域的个体的不稳定性，而协调这些不同对象之间的对抗关系，正是在场域视野下，教务管理老师所负担的社会学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场域；学校场域；布迪厄；教务管理
长久以来，教务管理工作在高校教育中一直占据着微妙的位置。它并不直接给学生打分，但又与学生的成绩和毕业息息相关；它并不直接参与授课，但却与每一位参与授课的教师紧密相连。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生与负责教务管理的教师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得微妙。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学生往往抱怨教务老师过于苛刻而不近情面，而老师也总是认为学生不听指挥、难于管理。当我们将学校教育放在场域视角下，当学校成为场域，也许我们将得以对这一系统进行一些新的审视。
一、学校场域的概念和界定
“场”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社会学研究，将之发扬光大的是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厄。他将“群体”（group）这一单位扩大为“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和资本、惯习共同贯穿他的社会学研究。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式的概念，“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关系中厉害有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可以归纳得出：第一，场域是一个在社会空间中相对独立的子空间；第二，场域的内部结构由“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关系网络构成。那么，学校场域又应该如何界定呢。按照布迪厄的理解，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学校这个空间以及其中包含的所有围绕“教育和教学”这个中心资本的多元关系网络的总和，共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客观的网络系统，即学校场域，亦可描述为“学校中各种复杂矛盾的多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多元关系的网络，是游行与无形的整体合计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由此可见，一方面，学校这个建筑集合体形成一个相对密集、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在物理空间上把学校场域与其他社会空间区分开；另一方面，学校内部所提供的客观规则和关系，构成了更为重要的意义空间。布迪厄认为，场域的疆界是难以用量化指标或者任何先验回答来确定的，其界限只有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很少有场域会对进入其中的参与者加以限制，使用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的标志。而高校教育正好通过入学考试录取和教师选聘制度，从司法和行政上限制了参与者的数量和身份。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一书中认为，是场域中的资本决定了场域的界限，在这里资本一词比起物理空间中的现实意义的资本，更多的是指意义空间上的、构成了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系统规则，而这些活动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到物理限制（固定的教学实践和地点，等等），但并不是绝对无法修改的。因此，高校作为独立的学校场域，其边界具有相对较高的独立性，但依然是模糊的。
二、学校场域中的对抗
任何一个场域中都存在着冲突和竞争。场域内部是充满力量的，因为每一个场域中都具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已经隐含着对立乃至对抗的因素。布迪厄甚至认为，场域的边界也是由这种对抗来决定的。资本是一个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只有在某个固定场域中，资本才能发挥其作用，它同时是场域竞争的目标和手段。资本在场域中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具有排他性，因此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配，体现着场域内部的权力结构。在高校这个学校场域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教育资源作为资本。学生进入学校场域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教育资源，而学校和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已经占有了资源，这使学校和教师对学生具有支配权，导致两者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由两者对资源的占有情况的不同在客观上决定的。福柯认为话语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合和分配，而这些程序又是由权力来决定的。学生会下意识地将跟自己一样前来求学的同学视作“同类”（弱势群体），而将学校和教师视作“对手”，所有的学习、考试等等行为都是在学校场域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对“对手”的教育资源进行占有。话语权的分配同样体现着权力的对抗。
三、教务管理在学校场域中的定位
在明确了学校场域内的对立情况之后，教务老师的身份的特殊性也凸显了出来。学生和教师产生对抗的根源是对教育资源这种资本的占有不同。但与负责教学的老师不同的是，教务老师在这个对抗中并非完全位于学生的对立面，因为教务老师本身并不直接占有教育资源（不授课），而是占有教育管理系统。教育管理系统作为一种规则，并非能够直接运作的资源，而是为了获取教育资源的辅助和手段，因此学生对其占有的需求比起直接占有资源的需求要较为弱势。教务管理系统，同时作用于双方，在教育资源的转移中进行协调，因此减弱了两者的对抗性。二元对立是个非常哲学化的社会学概念，在早期的结构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传统社会学中，结构与个人是两极对立的，而布迪厄希望化解这种对立。场域是一种社会结构，它并非死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由内部的规则和资源来决定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身份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教师虽然占有资源，但同样位于场域规则之内，教师需要面临自己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某些量化的指标，而这些“任务”通常是需要学生配合完成的，因此，在学生占有资源的过程中，也同时为自己占有了一部分话语权。而控制着教师和学生的规定，则是由占有教育管理系统的教务老师来进行运作的。而当教务老师对教学管理系统进行操作的时候，本身也面临着自身被另一层面的规则所控制，例如一定时间段内必须完成的工作量，或者面对学生提交的某个不违反规则的要求。场域内部对象和资源的不稳定性导致参与场域的个体的不稳定性，而协调这些不同对象之间的对抗关系，正是在场域视野下，教务管理老师所负担的社会学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