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產生和法世的出現，一定是禮世墮落的結果——恭敬心淡漠下去了，恥心淡漠下去了，人連臉也不要了，社會就只能靠法來維持了，歷史就到了法世。禮世運轉的基本杠桿是教化，法世運轉的基本杠杆是賞罰。一個“以法治國”的社會，其運行原理，已經與馬戲團馴猴無異，一手拿糖，一手拿棍，聽話吃糖，不聽話吃棍。
　　人的意志力益弱，豪情益淡，英雄益少，義世也維持不下去了。大道廢，有仁義;仁義廢，有禮法。義世之後，就進入了禮世，如莊子所言，“義可虧也，禮相偽也”——義玩不下去了，就要靠禮來“文”來“節”了。
　　 道德仁義四世，每一世都有個情志基礎，如天命，如悟性，如慈悲，如豪情，禮世的情志基礎是什麼？孟子說，“恭敬之心，禮也”——禮世是建立在恭敬心的基礎上的。“恭敬之心，人皆有之”——這大概是人的靈魂裡剩下的最後一點精神能源了。大道廢了，仁義也廢了，社會大廈的這些最重要的鋼筋骨架都沒了，就剩恭敬心這最後一堵道德“承重牆”了，靠它也能維持一陣子。
　　 《論語》雲，“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對人恭敬，就是不要使人蒙恥。恥者，臉也;知恥者，要臉也;蒙恥者，丟臉也;無禮者，無恥也;無恥者，不要臉也;恭敬者，給面子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臉與臉之間的關係，人做事為臉面，為他人印象，為社會評價，為不丟人。
　　 無恥，乃人之大惡，古聖先賢“知恥而後勇”（《中庸》）“無恥之恥是為無恥”（孟子）一類話，表達了恥之一字的道德含金量。尤其是，儒學在學理上把“知恥”的概念深化一步，由人前做好人深化成了神前做好人，其修行意義就更大了。“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大學》），頭上三尺有神明，獨處時做壞事，一樣丟人，一樣可恥。《大學》《中庸》強調慎獨、不自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愛心，可以自動地托出一個仁世來;豪情，可以自動地托出一個義世來;那麼，靠臉與臉之間的相互恭敬，能不能自動地搭建出一個禮世來？不能。禮世的形成有著較重的“人工色彩”——它多多少少是聖王造出來的社會。道德仁義四世的循序演化，都是自發的過程，自然歷史的過程，世與世之間並無明顯界限，更無哪個聖哲權威在特定時點上站出來宣佈說，彼世已去此世已來。而禮世，則是真實的歷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書經》《禮經》是真實的史料，夏禮，殷禮，周禮，都是先王以禮治世的史實。
　　 禮世是聖人締造的，禮也是聖人製作的。禮世者，王化之世也，教化之世也。禮為什麼要由聖人來作？或者反過來問，聖人為什麼要制禮作樂？這就要從道和禮的關係來理解了。聖人是得道之人，“聖人之止，無非至善”，“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朱子），聖人精神世界裡儲存著的真理，用理性梳理出來，表述出來，成為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能遵從的東西，道就具化成了禮。禮，是“道之華”（莊子），是對道的模擬。“道心惟微”（古文《尚書》），有道之人，率性而為，其悟其得，其心其靈，不可說，也不必說。而無道之人，依仁義做事，有克己行善之意，無自然中道之靈，碰上事，不知如何是好，往往需要聖人的指點，指點來指點去，說來說去，不可說的變成可說的，禮就形成了。例如《孟子》中講的那個“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的故事。舜和皐陶都是聖人級的人物，舜是君主，皐陶是舜任命的法官，有人假設了這樣一個故事，以向孟子請教：假如舜他爹殺了人，犯了罪，皐陶該不該殺他？孟子說，該殺。如果皐陶真要殺，舜該不該干涉？孟子說，不能干涉，因為正是你舜帝教導皐陶應該秉公執法的。那怎麼辦？舜這個大孝子難道就這麼看著自己的親爹死？我們看孟子是如何破解這個倫理學難題的：“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國君不當了，天下不要了，晚上偷偷揹上老爹就跑，跑到沒人的荒涼海邊藏起來，爺兒倆“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你看，既不給皋陶出難題，自己又能踐行孝道。實現此一道德圓滿的代價，就是舜自己要扔掉君位。典型的克己為人。這就是孟子的解決方案。孟子為什麼有這個智慧？朱子解釋說：“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聖人是悟了道的人，已經把“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悟透了，故而“天下無難處之事”。成聖，不容易，但聖人的處事方法，凡人則是可以一點點兒學的，把所學、所解、所得，記下來，整理出來，寫成凡人能理解的、成體系的行為規範，寫成“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一套，禮就形成了。禮是理性化了的靈性，是具象化了的道心，是信條化了的哲學，是凡人化了的聖教。禮不但可說，而且可做，沒見哪套禮的體系對人的天賦有什麼特殊要求，沒有哪個禮條是常人難以做到的，《孟子》說“人皆可為堯舜”，從禮的角度尤能說得通。
　　 道家是批禮的。老子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意思是，制禮、講禮、崇禮，會破壞天真質樸，破壞仁義道德，為社會大亂埋下禍根。老子此話，對一半錯一半。禮世確實沒有道德仁義這些世道好，這是事實，但認為人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歷史時代，自由地選擇返樸歸真，自由地選擇搞不搞禮，認為如果人們不搞禮，歷史就會停留在更好的世道上，這就不對了。如同人穿衣服，你可以說，是因為人的禦寒能力越來越低，所以人穿的衣服越來越厚;你也可以反過來說，是因為人穿的衣服越來越厚，所以禦寒能力越來越低。這兩句話都對。歷史，本就是在這兩種邏輯的辯證互動之下而自然墮落的過程，人的禦寒能力總之會越來越低，衣服總之會越穿越厚，這是誰也擋不住的。禮，不過是聖賢們為了抵抗歷史墮落的車輪而付出的努力、而想出的緩衝辦法而已。說“孔老二開歷史倒車”，這句話是罵他還是贊他，蓋決於你持什麼歷史觀。你只要把歷史觀顛倒過來，由進步史觀改為退步史觀，“開倒車”就成了偉大的壯舉。禮世之後，很可能真地就是亂世，真地就是“禮崩樂壞”，但這可不是禮之一世造成的，而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大命運。人類的終極下場就是滅亡，無奈的是，人類在它面前並無選擇。誰也沒有辦法把歷史勸回去。
　　 《荀子·禮論》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在荀子眼中，禮的功能是政治性的，經濟性的——人有欲，所以爭;因為爭，所以亂;因為亂，所以窮;聖王故而作禮以平衡，以救世，以綏靖，以“維穩”——禮，是純粹用來調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的。 　　 荀子此解，並不符合孔子的本意。聖王作禮，設計上確有“維穩”的動機成份，但這並不是主要的。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從這句話中可以提煉出禮的真正哲學含義：禮的功能，主要不是宏觀的，而是微觀的;不是社會的，而是個人的——通過克己，達致複禮，進而歸仁。克己復禮是修行！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至為關鍵。說到修行，人們往往會聯想到返觀內省、靜坐禪定一類功夫，而聖人認為，循禮，守規矩，恭敬他人，自覺維護社會秩序（複禮），也是修行。此理，佛教之律學可為最好之佐證。佛家修行，謂戒定慧三學，其中“戒”的修行角色，相當於儒家的禮。理論上，戒是三學中的基礎功夫，但實際上在末法時代，它已是佛法修行的中心。佛教中律宗一門，一生專修戒，戒即是定，戒即是慧，一心持戒，即可成佛。佛滅度前“以戒為師”的遺訓，與孔子“克己復禮為仁”的話，可相互印證。行者，或嚴循儒禮而為，或嚴持佛戒而行，只要做到“行站坐臥，不離這個”，一絲不苟，就是大修行。世道的墮落，是人的墮落，社會秩序的崩壞只是其表。聖人作禮，直指病根，而為墮落的世道開闢一個適宜的個人修行法門，使人在一言一行中“以戒為師”，以禮為修，昇華人格，成聖做賢，實現人生意義。道德仁義禮一線相穿，禮，作為修行體系中的初始次第，基礎法門，行者守禮而生義，生義而歸仁，歸仁而修德，修德而成道，一路修回去，如此，亂世修行便有了下手做功夫的切入點——應這樣來理解禮的功能！孟子說“聖之時者也”，說的是亂世之下因時制宜而修行的意思。離開了修行，離開了人格昇華，離開了成聖做賢的個人追求，去理解禮的本質，不但是離開了儒門的基本教理，而且也離開了中國哲學之根本。中國哲學，三教相通，通就通在以個人修行為本上。到了宋明理學，儒學內部生出“主靜”“主敬”之爭，讀書靜坐之辨，所爭所辨者，何為真修行耳。到了清初，更產生了顏李學派，以刻苦勞作為真修行。以筆者之見，蓋根機方便之議，全無大異，只“用心”二字即可一概而論。
　　 也只有從修行的角度理解禮的本質，才能把它與後來的“法”，區別開來。而荀子之謬，正在此點。當他把禮的功能從純粹維持社會秩序的角度去理解時，禮與法之間就一步之遙了，荀子與韓非子之間也就一步之遙了。儒家向法家的“修正主義”過渡，荀子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當然，這只是從純學理的邏輯說的，法家的產生，自有其實際歷史的客觀原因，歷史由禮世墮落到法世，當然不能由法家學者負責，更不能由荀子負責。歷史的墮落是必然的。
　　 關於老子其人的身世、《老子》一書的成書年代、乃至老子與《老子》的關係，史家向有爭議，按《史記》的說法，孔、老乃同時代人，“五千言”自然也是那個時代的。史學界也有《老子》成于漢初之說。筆者在此以下面的理證為司馬遷的說法提供一個佐證：《老子》若真是漢初才成書的，那它的作者肯定認識韓非，肯定知道法家，因而肯定會在穿“道德仁義禮”一串糖葫蘆時再加上一個山楂球，“法”，變成六球串。邏輯很清楚：法家思想的產生和法世的出現，一定是禮世墮落的結果——恭敬心淡漠下去了，恥心淡漠下去了，人連臉也不要了，社會就只能靠法來維持了，歷史就到了法世。
　　 而這正是真實的歷史。
　　 法世，也許是人類的最後一世了。老子沒來得及加上的那第六個山楂球，兩千年後我們為他補上：失禮而後法。
　　 關於禮與法的區別，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後。”（《大戴禮記·禮察》）此話膚淺得很，于禮法之別，完全不得要領。筆者的定義是：禮，約之以恥，無禮者丟人;法，約之以刑，犯法者傷身。禮世建基於人的自尊，法世建基於人的利害。禮世運轉的基本杠桿是教化，法世運轉的基本杠杆是賞罰。一個“以法治國”的社會，其運行原理，已經與馬戲團馴猴無異，一手拿糖，一手拿棍，聽話吃糖，不聽話吃棍。法世之人，是徹底的“理性人”，除了花花腸子比禽獸多，其他方面的人格品質要素，已與禽獸無異，至少，社會的管理哲學，已與管理禽獸無異——制度而已，賞罰而已。
　　 耐人尋味的是，中華民族用了兩千年時間，直到四十年前，才完成了由禮世向法世的徹底蛹變，才產生了制度決定論，產生了“只要有個好制度，壞人也能幹好事”的可怕哲學。而在歷史進步主義者眼中，法制社會，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