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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云是卓越的经济管理专家，理论界对其经济思想已作过许多研究，但对其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涉猎较少。本文主要回顾、研究陈云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并分析这种经济思想对今天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 陈云 农业经济思想 “三农”问题 启示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卓越的经济管理专家。还在建国前夕即1949年5月，陈云到北平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建国之初，陈云又与周恩来共同负责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陈云也是主要的决策者与领导者之一。今天，在全党和政府注重解决“三农”问题时，重新回顾、研究陈云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关于发展农业经济做好农村工作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陈云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
（一）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陈云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国情。他一再指出，我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民众多，因而重视发展农村经济是必须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建国之初，陈云就农业与其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就有着清晰的看法，他从投资的角度指出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 ”。①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对“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思想的最早诠释。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陈云不仅清楚指明农业的重要性，更指出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制约因素。例如，水旱灾害严重是中国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因而，治水是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制约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时也是防灾减灾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陈云指出：“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关于农业的基础地位的重要性问题，陈云在各种场合总是反复强调。例如，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的约束时指出，我国农业经济比重很大，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据国家经委估算，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收入，大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并以1945年和1956年农业欠收都使第2年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予以证明。
(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创新思想
第一，形成了集中生产、集中经营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相结合即“统分结合”的经营思想。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总结并分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认为在三大改造的高潮中，由于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以致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陈云特别分析了农业方面的错误，指出：“农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它方面的影响，一部份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②因此，为了纠正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系列错误，陈云提出必须改变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并提出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作法。他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一部份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必须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害于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可以说，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户既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又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统一经营。这种双层经营体制是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但遗憾的是，接下来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组织，大大影响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农业生产的进展又受到了破坏。
第二，关于实行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的购销政策的思想。对于农副产品的购销问题，陈云提出的改革措施是，取消过去市场管理中那些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需由国家统购或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部份农副产品，则要实行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政策。例如小土产，应该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这样，既可货畅其流，又可使农副产品避免由于当地供销合作社不注意收购或收价偏低而使农民收入受影响。对于上述关于副业产品“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措施，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采取的“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措施，陈云作了理论上的提升，即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富有创新意识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
（三）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思想
上世纪50年代，陈云是最早同时也是最系统地论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理论专家。在发展农业经济方面，他同样善于运用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思想。例如，他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关系，并进而得出了其中规律性的结论：当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比例关系协调时，农业就能促进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而当比例关系失调时，农业的发展滞后就会阻碍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陈云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把他这种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思想贯彻其中，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③然而，遗憾的是，受前苏联模式影响，我国在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盲目地畸形地追求钢产量，实施“以钢为纲”的战略。“大跃进”所造成的农轻重之间及重工业内部之间严重的不平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并且，农村、农民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路线下受伤害最深的牺牲者。这又一次以铁的事实论证了陈云“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思想的正确性。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陈云又再次强调了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这一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切实的综合平衡发展途径。
（四）关心民众疾苦的爱民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陈云充分认识中国国情，一再指出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农村人口比例大。早在1926年，陈云就指出：“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④陈云不仅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依靠作用，也认识到在建设时期为民谋利的重要性。因此，陈云不仅身体力行，实践着“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而且，在制定各种政策时，他的这种“关心人民，为民谋利”的思想也的是俯拾皆是，并处处闪光。例如，在建设过程中，他认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种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体现在粮食分配方面，要照顾国家和农民的两个方面的利益，“如果只顾国家需要，不顾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顾国家的需要，只片面强调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就会妨碍国家的建设”。“一五”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却忽视了农副产品的生产，造成1955年以后的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应紧张，针对这一情况，陈云认为主要原因是生产不够，为了解决生产不够的问题，陈云提出了提高收购价格的措施，提出了减免农业税或贴补的方法以保证农民有合理稳定的收入。在1957年7月全国蔬菜会议上，陈云再次谈到“要合理规定价格，不能菜贱伤农”，让农民无利可得甚至亏本，这有悖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字里行间，渗透着陈云深切的关心民众疾苦的真挚感情。
陈云还建议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强调处处事事为群众着想，从方便群众出发，“绝不能小看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既要帮助群众解决大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是小问题，在群众眼里可是大事情。党的地方组织不能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关心群众的痛痒”。陈云以其伟大的人格引导全党干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陈云发展农业经济思想的特点
（一）重视调查研究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经济管理家，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也始终贯彻着这一原则。陈云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全面、比较、反复”。而调查研究就是陈云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方法。陈云做农业工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重视在掌握材料、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归纳，进而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以指导实际工作。例如，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十五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三个问题的调查材料写成了三个著名的调查报告，即：“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事实上，陈云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许多经济决策及观点，都是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形成的，正如他所强调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⑤
（二）重视数据的运用
以数据来论证，简明、条理、富有说服力，是陈云开展农业经济工作的又一特点。例如，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时，当地农民就农作物的安排上，存在两个有争论的问题：一个是种不种双季稻？一个是多种小麦还是多种蚕豆？农民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认为这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陈云通过分析，归纳出了种双季稻得不偿失的六个原因，对其中的每一个原因他都以数字去说明、解释，最后，他做出结论：全面算帐，种双季稻比种单季晚稻每亩多收稻谷220斤，但是，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折合310至330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又如，陈云在论述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关系时，强调农业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制约作用时，指出：“农业增产的许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今后十五年内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注意，错过了五年，就要耽误十五年”。⑥陈云就是这样以数据的方法把农业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制约作用鲜明有力地表达出来。陈云的秘书对陈云这种数据法也是深有感触：“陈云非常重视数量的含义和数量的变化。在弄清事物性质以后，他精于计算，往往用数字帮助他说明问题。这也是陈云同志观察事物、观点最显著的一个特长”。⑦
三、陈云发展农业经济思想对今天解决“三农”难题的启示
今天，农民贫困、农业停滞、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这一艰巨的历史难题摆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陈云关于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树立“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以民为本”作为执政党的理念早已不容置疑，而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上，执政党首先就要确立起“以农民为本”的理念，把保障农民的利益、尊重农民的各种权利高度重视起来。陈云高度重视农民利益，关心农民疾苦、“以农民为本”的爱民思想应给我们的各级领导以深刻的启示。今天，只有树立“以农民为本”的理念，才不会再出现城市化过程中“只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的农民”、工业化过程中“只要农民工的剩余价值，不要农民工”的逻辑怪象；只有树立“以农民为本”的理念，才能让农民也能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盛宴。
其二，通过减免农业税最后全部取消农业税的途径来减轻农民负担。早在50年代，陈云就提出过减少农业税收或贴补的方法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等措施来扶持农业的发展，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由于农轻重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使得1955年后猪肉等农副产品突然空前地紧缺，陈云认为主要原因是生产不够和收购价格偏低造成的。因此他提出了在提高收购价格的同时减少税收，用减免农业税或贴补的方法以保证农民有合理稳定的收入。而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农业税率无论是与历史上的，还是与其它国家农民承担的税负相比，都是偏高的。因此，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而到今天，更不应该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需要休养生息，税收政策对农民应该有所倾斜。⑧令农民欣慰的是，我国在2006年终于全部取消了农业税。
其三，工作思维方式的启示。陈云作为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即使在当初受前苏联模式影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形势下，也一再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强调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陈云特别重视农业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制约作用，陈云这种不孤立地看问题的工作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借鉴学习的。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了好多年，许多措施也付诸实践，但改革效果却依然不那么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在城市国企内作文章，孤立地看问题，即没有看到“三农”问题对国企改革的制约作用。“三农”问题解决得好，至少能为国企产品的销售提供一个广阔的潜力巨大的市场。所以，各级政府如能花大力气解决好“三农”问题，实际上也就同时为国企改革找到了一条出路。由此看来，陈云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留给我们的有待挖掘的财富一定还有很多。
注 释：
① 《陈云文选》第2卷，第97页。
②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③ 《陈云文选》第2卷，第241、242页。
④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页。
⑤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⑥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⑦ 《陈云和他的事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⑧韩俊：《统一城乡税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半月谈》,2004（4）。
参考文献：
［1］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3］ 学习《陈云文选》论文集［C］.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梅 宏
［关键词］ 陈云 农业经济思想 “三农”问题 启示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卓越的经济管理专家。还在建国前夕即1949年5月，陈云到北平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建国之初，陈云又与周恩来共同负责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陈云也是主要的决策者与领导者之一。今天，在全党和政府注重解决“三农”问题时，重新回顾、研究陈云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关于发展农业经济做好农村工作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陈云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
（一）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陈云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国情。他一再指出，我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民众多，因而重视发展农村经济是必须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建国之初，陈云就农业与其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就有着清晰的看法，他从投资的角度指出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 ”。①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对“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思想的最早诠释。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陈云不仅清楚指明农业的重要性，更指出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制约因素。例如，水旱灾害严重是中国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因而，治水是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制约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时也是防灾减灾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陈云指出：“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关于农业的基础地位的重要性问题，陈云在各种场合总是反复强调。例如，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的约束时指出，我国农业经济比重很大，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据国家经委估算，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收入，大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并以1945年和1956年农业欠收都使第2年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予以证明。
(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创新思想
第一，形成了集中生产、集中经营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相结合即“统分结合”的经营思想。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总结并分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认为在三大改造的高潮中，由于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以致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陈云特别分析了农业方面的错误，指出：“农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它方面的影响，一部份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②因此，为了纠正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系列错误，陈云提出必须改变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并提出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作法。他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一部份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必须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害于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可以说，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户既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又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统一经营。这种双层经营体制是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但遗憾的是，接下来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组织，大大影响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农业生产的进展又受到了破坏。
第二，关于实行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的购销政策的思想。对于农副产品的购销问题，陈云提出的改革措施是，取消过去市场管理中那些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需由国家统购或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部份农副产品，则要实行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政策。例如小土产，应该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这样，既可货畅其流，又可使农副产品避免由于当地供销合作社不注意收购或收价偏低而使农民收入受影响。对于上述关于副业产品“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措施，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采取的“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措施，陈云作了理论上的提升，即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富有创新意识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
（三）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思想
上世纪50年代，陈云是最早同时也是最系统地论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理论专家。在发展农业经济方面，他同样善于运用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思想。例如，他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关系，并进而得出了其中规律性的结论：当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比例关系协调时，农业就能促进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而当比例关系失调时，农业的发展滞后就会阻碍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陈云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把他这种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思想贯彻其中，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③然而，遗憾的是，受前苏联模式影响，我国在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盲目地畸形地追求钢产量，实施“以钢为纲”的战略。“大跃进”所造成的农轻重之间及重工业内部之间严重的不平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并且，农村、农民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路线下受伤害最深的牺牲者。这又一次以铁的事实论证了陈云“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思想的正确性。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陈云又再次强调了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这一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切实的综合平衡发展途径。
（四）关心民众疾苦的爱民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陈云充分认识中国国情，一再指出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农村人口比例大。早在1926年，陈云就指出：“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④陈云不仅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依靠作用，也认识到在建设时期为民谋利的重要性。因此，陈云不仅身体力行，实践着“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而且，在制定各种政策时，他的这种“关心人民，为民谋利”的思想也的是俯拾皆是，并处处闪光。例如，在建设过程中，他认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种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体现在粮食分配方面，要照顾国家和农民的两个方面的利益，“如果只顾国家需要，不顾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顾国家的需要，只片面强调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就会妨碍国家的建设”。“一五”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却忽视了农副产品的生产，造成1955年以后的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应紧张，针对这一情况，陈云认为主要原因是生产不够，为了解决生产不够的问题，陈云提出了提高收购价格的措施，提出了减免农业税或贴补的方法以保证农民有合理稳定的收入。在1957年7月全国蔬菜会议上，陈云再次谈到“要合理规定价格，不能菜贱伤农”，让农民无利可得甚至亏本，这有悖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字里行间，渗透着陈云深切的关心民众疾苦的真挚感情。
陈云还建议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强调处处事事为群众着想，从方便群众出发，“绝不能小看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既要帮助群众解决大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是小问题，在群众眼里可是大事情。党的地方组织不能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关心群众的痛痒”。陈云以其伟大的人格引导全党干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陈云发展农业经济思想的特点
（一）重视调查研究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经济管理家，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也始终贯彻着这一原则。陈云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全面、比较、反复”。而调查研究就是陈云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方法。陈云做农业工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重视在掌握材料、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归纳，进而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以指导实际工作。例如，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十五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三个问题的调查材料写成了三个著名的调查报告，即：“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事实上，陈云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许多经济决策及观点，都是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形成的，正如他所强调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⑤
（二）重视数据的运用
以数据来论证，简明、条理、富有说服力，是陈云开展农业经济工作的又一特点。例如，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时，当地农民就农作物的安排上，存在两个有争论的问题：一个是种不种双季稻？一个是多种小麦还是多种蚕豆？农民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认为这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陈云通过分析，归纳出了种双季稻得不偿失的六个原因，对其中的每一个原因他都以数字去说明、解释，最后，他做出结论：全面算帐，种双季稻比种单季晚稻每亩多收稻谷220斤，但是，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折合310至330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又如，陈云在论述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关系时，强调农业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制约作用时，指出：“农业增产的许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今后十五年内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注意，错过了五年，就要耽误十五年”。⑥陈云就是这样以数据的方法把农业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制约作用鲜明有力地表达出来。陈云的秘书对陈云这种数据法也是深有感触：“陈云非常重视数量的含义和数量的变化。在弄清事物性质以后，他精于计算，往往用数字帮助他说明问题。这也是陈云同志观察事物、观点最显著的一个特长”。⑦
三、陈云发展农业经济思想对今天解决“三农”难题的启示
今天，农民贫困、农业停滞、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这一艰巨的历史难题摆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陈云关于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树立“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以民为本”作为执政党的理念早已不容置疑，而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上，执政党首先就要确立起“以农民为本”的理念，把保障农民的利益、尊重农民的各种权利高度重视起来。陈云高度重视农民利益，关心农民疾苦、“以农民为本”的爱民思想应给我们的各级领导以深刻的启示。今天，只有树立“以农民为本”的理念，才不会再出现城市化过程中“只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的农民”、工业化过程中“只要农民工的剩余价值，不要农民工”的逻辑怪象；只有树立“以农民为本”的理念，才能让农民也能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盛宴。
其二，通过减免农业税最后全部取消农业税的途径来减轻农民负担。早在50年代，陈云就提出过减少农业税收或贴补的方法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等措施来扶持农业的发展，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由于农轻重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使得1955年后猪肉等农副产品突然空前地紧缺，陈云认为主要原因是生产不够和收购价格偏低造成的。因此他提出了在提高收购价格的同时减少税收，用减免农业税或贴补的方法以保证农民有合理稳定的收入。而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农业税率无论是与历史上的，还是与其它国家农民承担的税负相比，都是偏高的。因此，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而到今天，更不应该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需要休养生息，税收政策对农民应该有所倾斜。⑧令农民欣慰的是，我国在2006年终于全部取消了农业税。
其三，工作思维方式的启示。陈云作为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即使在当初受前苏联模式影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形势下，也一再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强调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陈云特别重视农业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制约作用，陈云这种不孤立地看问题的工作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借鉴学习的。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了好多年，许多措施也付诸实践，但改革效果却依然不那么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在城市国企内作文章，孤立地看问题，即没有看到“三农”问题对国企改革的制约作用。“三农”问题解决得好，至少能为国企产品的销售提供一个广阔的潜力巨大的市场。所以，各级政府如能花大力气解决好“三农”问题，实际上也就同时为国企改革找到了一条出路。由此看来，陈云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留给我们的有待挖掘的财富一定还有很多。
注 释：
① 《陈云文选》第2卷，第97页。
②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③ 《陈云文选》第2卷，第241、242页。
④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页。
⑤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⑥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⑦ 《陈云和他的事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⑧韩俊：《统一城乡税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半月谈》,2004（4）。
参考文献：
［1］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3］ 学习《陈云文选》论文集［C］.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