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经济困难时刻，人们越是关注政府改革。我们此次关注“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背景也是如此。
　　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相反。
　　如果进一步考察，人们便会发现，政府变小的必要性更大，这与民众和企业的主观感受高度一致。“法定”意义上的公务员数量虽小，但作为改革的“代价”，财政供养的“干部”群体数量并不小，行政性开支有膨胀趋势。“全能式”政府的历史印记尚在，并在社会经济领域有强化的苗头，社会和经济层面对于政府“松绑”的呼吁高涨，发展社会组织和审批制度改革就是回应这些呼吁。
　　也就是说，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未来政府改革的重点虽已不在于“法定”意义上的人员精简，但仍是围绕政府的机构“瘦身”、做减法、放权让利等，在政府变小的意义上进行，释放社会和经济的活力，遏制政府部门自我利益膨胀的趋势。
　　因此，如果非要说政府仍然需要变大，那也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事实上，政府要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变强变大，其前提恰恰是在整体意义上变小。政府解决了越位的问题，才有精力解决缺位、不到位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值得鼓励，“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仍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