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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成功人士一样，葛玉修头上有着众多的桂冠。他是青海省银监局纪委书记，一个名正言顺的国家公务员。他有24年的戎马从军生涯，从士兵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升到正团级领导。他还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青海省摄影家协会理事。他曾经多次立功受奖。然而，葛玉修特别看重的却是他担任的青海省江河源环境保护促进会常务理事和2006年10月刚刚获得的“全国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杰出贡献人物”。他觉得这既是荣誉，又是动力，鼓舞自己为了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为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继续奋斗。
“1978年，我在部队中开始自学摄影，第一张发表的照片是刊登在《青海日报》上的，”葛玉修笑言，“第一部相机是八十年代初时的海鸥双镜头相机，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这样利用业余的时间拍摄了不少反映青海风光和民族风情的图片。”葛玉修说，从那时侯开始，他就被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所倾倒，就踏上了用手中的镜头记录美丽的青海的“魔船”，这艘魔船忠诚而美妙地陪伴了他20多年。从1995开始，他的摄影方向逐渐清晰——青海湖的鸟类、动物及周边环境。上百次去青海湖，十余次到三江源，并深入可可西里拍摄野生动物。记录大自然，关注野生动植物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网上流传一个称谓，“青海湖鸟王”，说的就是葛玉修。于是我问他拍鸟的经历——老葛称之为的“鸟缘”。1995年，葛玉修第一次踏上青海湖鸟岛，便被那万鸟聚集的壮观场景深深感动，“我当时激动得不能自已，也顾不上细致观察，抓起相机就一阵狂拍。那一次经历至今想来无法忘怀，离开时我一步一回头，从来没有见过蓝天碧海间，鸥鸟与自然如此自然……”就这样，摄影和鸟岛再也无法从他生命中隔离出去了。“我绝不是拍得最早的，但应该是拍得最多的，大概有2万多幅吧，很多朋友说我照片上的鸟比鸟岛上的还多。”
青海湖鸟岛举世称誉，每年春天，数以万计的候鸟来此产卵繁殖，群鸟飞起时遮天蔽日，蔚为壮观。可是在葛玉修之前，人们对鸟岛的了解只限于文字的描述，却没有直观的印象——即使到过青海省鸟岛的人，由于不能深入鸟岛腹地，以及受到观测条件的限制，鸟类真实的生活状态还是无从知晓。
葛玉修克服重重危险，40多次赴鸟岛实地拍摄。他三次登上湖中的孤岛，在这块长1200米宽只有百来米的孤岛上风餐露宿，一住就是几天。“最头疼其实是那些鸟类寄生虫——跳蚤，咬得满身疙瘩，疼得要命。”老葛介绍，为了不惊扰鸟类，在拍摄过程中时刻都要非常小心，常常得匍匐前行，逐渐接近鸟巢，于是精糙尖利的岩石把衣裤磨烂划破皮肤是每天都要完成的“功课”。有时为了拍摄到最佳瞬间，往往在一个点纹丝不动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的确，在长期拍鸟的过程中，葛玉修与鸟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鸟是他的情人”，他则是“鸟王”。业余从事摄影20多年，拍摄鸟类也有10年之久。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虽然高寒缺氧、气候恶劣，但特殊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使这里不少地方成为鸟类的天堂。哪里有鸟，哪里就留下了葛玉修不倦的足迹。
为了拍鸟，他曾攀悬崖、淌冰河；为了拍鸟，曾在海拔4300米的高山几乎因缺氧而窒息；为了拍鸟，曾连续7昼夜没喝一口热水、吃一口热饭；为了拍鸟，手上晒得起了水泡，嘴唇晒得裂开了口子，脸上被晒暴的皮像煮暴皮的洋芋一样；为了拍鸟，身上常常沾满了鸟粪……
天道酬勤。近年来，葛玉修的作品和摄影随笔常常见诸报端，登上各类报刊杂志，而他本人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走上荧屏。2002年，反映青海湖鸟类的专题摄影集——《鸟岛》问世，不久，由他发起、几名影友共同组建的青海青图片网诞生，以宣传生态环保为主题的这个民间环保网站，从亮相之日起，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细细翻阅《鸟岛》，那一幅幅深入鸟类“家庭生活”的佳作，从求偶、产卵，到孵化、破壳、学步、涉水，从结为伴侣相亲相随，到丧偶独居、孤雁徘徊，葛玉修将青海湖鸟类反映得那么细腻、那么富有人情味。《鸟爱三题》、《婚恋变奏曲》、《生命礼赞》等组照，向人们讲述了鸟类和人类相似的悲欢离合、浪漫情思，用他独特的视角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平常却往往被人忽略的道理：鸟是人类的朋友。
葛玉修认真地说：“要拍好鸟必须得先了解鸟、尊重鸟。拍一个片子可能只需要几小时，但是之前必须详细地观察鸟的生活、起降、觅食和嬉戏，那些鸟类的书籍和画册也必不可少。”在老葛后期的作品中，万鸟竞飞的画面几乎绝迹，因为他知道，孵化期间的鸟类害怕惊吓，万鸟竞飞的后果往往是数十只雏鸟因离开亲鸟而被其它鸟类啄死——这些老葛没有说，但从他的眼中，我读到了对鸟儿最挚诚的爱。
时间久了，葛玉修甚至可以从鸟的鸣叫中就知道它是要起飞还是降落，他说：“鸟是天使的化身，是空中最美的花朵，它就是因为美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拍得越多，我也就越不安：沙漠正逼近鸟园，青海湖湟鱼的锐减加大了鸟儿觅食的难度，于是被人无端击伤的事情屡有发生。”从此，拍摄不再是葛玉修最大的“爱好”，他开始奔走呼吁，撰写保护鸟类生存环境的专题文章，“鸟王”的名号不胫而走。葛玉修因爱鸟而拍鸟，因拍鸟而护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能让更多的人来爱护青海湖的鸟类，他这个“鸟王”当得名副其实。
除了鸟，还有一种动物是牵伴葛玉修一生的，那就是他和他的朋友倡议命名的“中华对角羚”。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被称为“中华对角羚”之父。
中华对角羚又称普氏原羚。上世纪末，俄罗斯人普热瓦尔斯基在内蒙古草原上发现了这一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原羚”的名字即由此而来。中华对角羚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但目前，它们在世界上的栖息地只剩下一处——青海湖周边。“中华对角羚生性善良温顺，是羚羊类中最漂亮的物种。”从此，葛玉修爱上了青海湖边这些跳跃的精灵，“要拍好它们，就必须熟悉它们。”葛玉修四处搜集资料，向专家请教，并一次次走访当地牧民，用半生不熟的藏语与他们交谈，以更多地了解普氏原羚的生活习性。
为拍摄世界极端濒危动物——全世界仅存300余只的普氏原羚，弥补该物种的图片空白，葛玉修起早贪黑蹲坑守候，终于拍到野生普氏原羚的珍贵资料，并以第一人称在媒体撰文呼吁保护，引起了社会关注。
“普氏原羚不容易拍到，我当时就意识到想要拍好它，就必须先熟悉它。于是就一次次走访当地牧民，用半生不熟的藏语与他们交谈，”他回忆说，“我后来得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志刚、中国林科院研究员李迪强是研究普氏原羚方面的专家，就想了很多办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利用到北京开会、出差的机会，葛玉修三次到中科院、林科院拜访蒋志刚教授和李迪强博士。葛玉修向笔者介绍给他提供过帮助的人，每个都是在户外或摄影方面颇有建树的人：因拍摄滇金丝猴而闻名世界的奚志农、著名动物摄影家吴秀山、《中国国家地理》编辑徐健、《中国摄影》编辑部主任梁文川、野生动物摄影家冯刚、周海翔、王勇刚等等…… 。
对普氏原羚的了解越来越深，图片越拍越好，他甚至拍到了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求偶、交配、瞬间跳跃和直立的照片。
“中国独有的羚羊物种，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名字命名？”葛玉修萌生出给普氏原羚起一个中国名字的想法。在阅读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传》后，这个念头更强烈了：“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俄国职业情报军官，不仅为沙俄侵略中国提供了大量情报，还在果洛疯狂杀害了30多名藏族同胞。这时，老葛又有了新的想法，“我就想，这是中国独有的羚羊物种，干嘛不能有一个中国名字？“普氏裸鲤”(青海湖湟鱼)不也早已被“青海湖裸鲤”取代了吗？”和几个专家、朋友仔细研究后，葛玉修考虑到它们羚羊的身份，加上雄性长着一双相向对弯的黑色环棱状犄角，于是发起了给普氏原羚起名“中华对角羚”的呼吁。为增加宣传力度，葛玉修自费制作了展版，以“青海青”网站的名义与学校和有关团体组织开展了“拯救中华对角羚”宣传签名活动，并在10多家报刊宣传呼吁保护。他自己亦被誉为“中华对角羚之父”。
“中华对角羚平时雌雄分居，只在每年12月至来年1月，才为繁衍后代而合群。网围栏的阻隔，导致很多对角羚成了牛郎织女，物种延续越来越困难”，葛玉修忧心忡忡地说。危害还不仅于此，“奔跑是对角羚躲避天敌的有力武器”，而网围栏不仅减缓了其奔跑速度，有时更会卡住它们的身体，使其处于任狼宰割的境地。“2002年，仅我知道的，就有8只对角羚被狼吞噬。”葛玉修说。
目前中华对角羚已不足300只，世界保护自然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已将其列为极危级动物。“若不赶快采取行动，这个家族将会于近年内在地球上消失。”葛玉修说，更为严重的是，目前还没有中华对角羚的人工种群，一旦野外种群消亡就意味着该物种的灭绝。
“在动物保护史上，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种是重大事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华对角羚研究组负责人蒋志刚说。蒋志刚认为，中华对角羚还能够生存多久尚难定论，很可能在人类了解其生态、进化和遗传特征之前就会灭绝。199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华对角羚列为“世界极度濒危物种”，成为《全球羚羊保护行动计划》中名列首位的濒危羚羊类物种。
葛玉修说，更为严重的是，目前还没有中华对角羚的人工种群，一旦野外种群消亡就意味着该物种的灭绝。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考察发现，中华对角羚目前仅分布在青海湖地区的共和、海晏、刚察、天峻4县的7个区域，且呈不连续的隔离分布状态，种群数量仅300余只，比大熊猫的数量还要少。仅存300多只的中华对角羚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为保护这种中国独有的动物，环保人士呼吁建立“中华对角羚专署保护区”。
“给中华对角羚一个自己的家”。葛玉修为此四处奔走，多方呼吁。他走到那里，就把保护中华对角羚宣传到那里。葛玉修呼吁，为了保护这种濒危动物，应当尽快建立“中华对角羚专署保护区”。青海省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尝试进行人工饲养中华对角羚，但由于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目前中华对角羚的保护仅局限于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附近的区域，其关键活动区没有包括在保护区内，更没有专门为对角羚设立专属保护区。
“目前，国家林业局已下达《关于青海湖普氏原羚野外种群保护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总投资357万元，用于新建保护站4处，栖息地禁牧3000公顷，人工改良草场120公顷，新建迁徙通道4公里。”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永年说：“有关的宣传已大规模开展，并取得一定效果。去年，有位牧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中华对角羚，把它带回家救治。有些牧民在网围栏上打开了通道，留给对角羚。”
“给中华对角羚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葛玉修最大的心愿。目前，青海湖环湖地区的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已经展开，整个青海湖流域的保护治理已纳入规划。葛玉修觉得，他离自己的梦想逐渐近了。
葛玉修十年如一日利用节假日拍摄野生动物,捕捉了3万多幅震撼人心的瞬间。他心系自然界濒危生灵的命运,写下了一千多篇科普和警世文章,为它们奔走呼号。他听鸟语，观动物，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用自己的行动促使人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葛玉修严肃地说：“摄影师首先应该是环保主义者，拍摄的动物是真正的主人。我们既然已经是入侵者，就一定要尽量不干扰、破坏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活，动物摄影师的目的应该是用照片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动物的生存现状，从而唤起人们的保护意识。”
“和谐是人类的共同心声，也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我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人类和人类的亲密伙伴自然界的和谐发展。”葛玉修如是说，也这样做。多年来，葛玉修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成“贺年卡”、“生日贺卡”寄发给同事、朋友，他还将自己多年拍摄的200余张精美照片提供给宣传青海的画册和书籍采用，力图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使更多的人投入保护环境的工作。
他动情地说：“我家在山东，长在青海，我热爱故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也热爱青海这片热土。在外人眼里，这里有些空旷、有些荒凉，也有些遥远，但这里有勤劳纯朴的人民、雄浑的山峦、辽阔的草原、神秘的塔尔寺、美丽的青海湖以及青海湖周边数以万计的精灵。”走过千山万水，大江南北的他自言喜爱摄影，更喜爱拍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难拍，但难就意味着刺激、冒险和挑战。我这人没啥个性飞扬、超人气质和很高的领悟力，只有一成不变的坚持吧，年纪大了，阅历增加了，拍摄的技艺总归会有长进的……”他曾经在一个孤岛上连续七昼夜没喝一口热水、吃一口热饭；身上常常沾满鸟粪；手上晒起泡、嘴唇开口子、脸上的皮肤被晒得像煮爆皮的洋芋一样；和野狼、狐狸搏斗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也会遇到危险的。拍黑颈鹤和它的生存环境时，我到海拔4300米的玉树隆宝湖，没想到身陷沼泽，那次是几乎要了命的；拍野狼是在4800多米的巴颜客拉山，我一路追着它拍，差点窒息；我去青海湖拍最爱的大天鹅，那时零下20多度吧，我掉进冰窟窿，险些为'爱情'献身了……”葛玉修爽朗地笑起来。
“葛老师差点为大天鹅殉情。”熟悉葛玉修的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张德海说。那是春节大年初八，葛玉修在青海湖泉湾拍摄大天鹅时，为了把天鹅拍得更大更清晰，他缓缓地靠近、再靠近，不想接近湖面的地方冰层太薄，“扑通”一声他掉进了冰窟窿里，刹那间只剩头还露出冰面！管理局工作人员见状十分着急，但却无法靠近营救。所幸持照相机的左手还担在冰面上，葛玉修小心翼翼地放下照相机，然后挣扎着爬了出来。顿时，浑身的衣服都冻成了冰……
事后，说起这惊险的一幕，影友们开玩笑说：“你是青海湖的‘鸟王’，你要死了，青海湖的鸟都不答应。”
生命不熄，奋斗不止。这就是葛玉修从事青海高原环境保护的真实写照。在谈到人生时，他非常感慨的说：“这么多年了，既有拍摄瞬间的兴奋，也有拍摄失败的懊恼与遗憾。应该说摄影人是幸福的体现，拍摄过程多于拍摄结果。有人羡慕我活得潇洒、活得充实，有人感叹我活得很苦、活得很累，我认为二者兼而有之吧。”“有人说摄影特别简单，有人讲摄影特别复杂，我就知道摄影是一门年轻且变化较快的大众艺术，因其简单而复杂。”葛玉修最爱聊起的还是他钟爱的摄影。
葛玉修说他的成功是：“三分的热情，三分的理智，三分的执着，再加一分的淡泊。我想力争拍些含相外之景，画外之意的作品。即使没有多大成绩，待到老态龙钟身不自主时，翻看影集，回味摄影生涯，相信也是一种慰籍和享受。”老葛对帮助过他的人始终心存感激，用他的话说“我在哪里都能遇到好人，这里除了省委、政府领导的关心和肯定，还有像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那样的支持配合……”老葛平日里既要支付拍摄、宣传和“青海青”网站的维护费用，还要担负两个正上大学孩子的全部开销，“心力交瘁的感觉有时还是会有的。”不过老葛话锋一转，“但这是我喜欢的事业，有家人、朋友、同事、战友、网友的鼓励，拍摄野生动物，我绝不会停！”
葛玉修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影友一起，办起了青海省第一个关注青海湖鸟类、生态的民间网站，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鸟人”，青海民间环保第一人。“那些支持我的网友让我感动，他们不认识我，却写下了直入我内心的句子——就为这，我也必须一直拍下去。”他说，拍摄、宣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中国和世界更多的人了解青海，关注野生动植物，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1978年，我在部队中开始自学摄影，第一张发表的照片是刊登在《青海日报》上的，”葛玉修笑言，“第一部相机是八十年代初时的海鸥双镜头相机，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这样利用业余的时间拍摄了不少反映青海风光和民族风情的图片。”葛玉修说，从那时侯开始，他就被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所倾倒，就踏上了用手中的镜头记录美丽的青海的“魔船”，这艘魔船忠诚而美妙地陪伴了他20多年。从1995开始，他的摄影方向逐渐清晰——青海湖的鸟类、动物及周边环境。上百次去青海湖，十余次到三江源，并深入可可西里拍摄野生动物。记录大自然，关注野生动植物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网上流传一个称谓，“青海湖鸟王”，说的就是葛玉修。于是我问他拍鸟的经历——老葛称之为的“鸟缘”。1995年，葛玉修第一次踏上青海湖鸟岛，便被那万鸟聚集的壮观场景深深感动，“我当时激动得不能自已，也顾不上细致观察，抓起相机就一阵狂拍。那一次经历至今想来无法忘怀，离开时我一步一回头，从来没有见过蓝天碧海间，鸥鸟与自然如此自然……”就这样，摄影和鸟岛再也无法从他生命中隔离出去了。“我绝不是拍得最早的，但应该是拍得最多的，大概有2万多幅吧，很多朋友说我照片上的鸟比鸟岛上的还多。”
青海湖鸟岛举世称誉，每年春天，数以万计的候鸟来此产卵繁殖，群鸟飞起时遮天蔽日，蔚为壮观。可是在葛玉修之前，人们对鸟岛的了解只限于文字的描述，却没有直观的印象——即使到过青海省鸟岛的人，由于不能深入鸟岛腹地，以及受到观测条件的限制，鸟类真实的生活状态还是无从知晓。
葛玉修克服重重危险，40多次赴鸟岛实地拍摄。他三次登上湖中的孤岛，在这块长1200米宽只有百来米的孤岛上风餐露宿，一住就是几天。“最头疼其实是那些鸟类寄生虫——跳蚤，咬得满身疙瘩，疼得要命。”老葛介绍，为了不惊扰鸟类，在拍摄过程中时刻都要非常小心，常常得匍匐前行，逐渐接近鸟巢，于是精糙尖利的岩石把衣裤磨烂划破皮肤是每天都要完成的“功课”。有时为了拍摄到最佳瞬间，往往在一个点纹丝不动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的确，在长期拍鸟的过程中，葛玉修与鸟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鸟是他的情人”，他则是“鸟王”。业余从事摄影20多年，拍摄鸟类也有10年之久。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虽然高寒缺氧、气候恶劣，但特殊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使这里不少地方成为鸟类的天堂。哪里有鸟，哪里就留下了葛玉修不倦的足迹。
为了拍鸟，他曾攀悬崖、淌冰河；为了拍鸟，曾在海拔4300米的高山几乎因缺氧而窒息；为了拍鸟，曾连续7昼夜没喝一口热水、吃一口热饭；为了拍鸟，手上晒得起了水泡，嘴唇晒得裂开了口子，脸上被晒暴的皮像煮暴皮的洋芋一样；为了拍鸟，身上常常沾满了鸟粪……
天道酬勤。近年来，葛玉修的作品和摄影随笔常常见诸报端，登上各类报刊杂志，而他本人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走上荧屏。2002年，反映青海湖鸟类的专题摄影集——《鸟岛》问世，不久，由他发起、几名影友共同组建的青海青图片网诞生，以宣传生态环保为主题的这个民间环保网站，从亮相之日起，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细细翻阅《鸟岛》，那一幅幅深入鸟类“家庭生活”的佳作，从求偶、产卵，到孵化、破壳、学步、涉水，从结为伴侣相亲相随，到丧偶独居、孤雁徘徊，葛玉修将青海湖鸟类反映得那么细腻、那么富有人情味。《鸟爱三题》、《婚恋变奏曲》、《生命礼赞》等组照，向人们讲述了鸟类和人类相似的悲欢离合、浪漫情思，用他独特的视角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平常却往往被人忽略的道理：鸟是人类的朋友。
葛玉修认真地说：“要拍好鸟必须得先了解鸟、尊重鸟。拍一个片子可能只需要几小时，但是之前必须详细地观察鸟的生活、起降、觅食和嬉戏，那些鸟类的书籍和画册也必不可少。”在老葛后期的作品中，万鸟竞飞的画面几乎绝迹，因为他知道，孵化期间的鸟类害怕惊吓，万鸟竞飞的后果往往是数十只雏鸟因离开亲鸟而被其它鸟类啄死——这些老葛没有说，但从他的眼中，我读到了对鸟儿最挚诚的爱。
时间久了，葛玉修甚至可以从鸟的鸣叫中就知道它是要起飞还是降落，他说：“鸟是天使的化身，是空中最美的花朵，它就是因为美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拍得越多，我也就越不安：沙漠正逼近鸟园，青海湖湟鱼的锐减加大了鸟儿觅食的难度，于是被人无端击伤的事情屡有发生。”从此，拍摄不再是葛玉修最大的“爱好”，他开始奔走呼吁，撰写保护鸟类生存环境的专题文章，“鸟王”的名号不胫而走。葛玉修因爱鸟而拍鸟，因拍鸟而护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能让更多的人来爱护青海湖的鸟类，他这个“鸟王”当得名副其实。
除了鸟，还有一种动物是牵伴葛玉修一生的，那就是他和他的朋友倡议命名的“中华对角羚”。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被称为“中华对角羚”之父。
中华对角羚又称普氏原羚。上世纪末，俄罗斯人普热瓦尔斯基在内蒙古草原上发现了这一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原羚”的名字即由此而来。中华对角羚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但目前，它们在世界上的栖息地只剩下一处——青海湖周边。“中华对角羚生性善良温顺，是羚羊类中最漂亮的物种。”从此，葛玉修爱上了青海湖边这些跳跃的精灵，“要拍好它们，就必须熟悉它们。”葛玉修四处搜集资料，向专家请教，并一次次走访当地牧民，用半生不熟的藏语与他们交谈，以更多地了解普氏原羚的生活习性。
为拍摄世界极端濒危动物——全世界仅存300余只的普氏原羚，弥补该物种的图片空白，葛玉修起早贪黑蹲坑守候，终于拍到野生普氏原羚的珍贵资料，并以第一人称在媒体撰文呼吁保护，引起了社会关注。
“普氏原羚不容易拍到，我当时就意识到想要拍好它，就必须先熟悉它。于是就一次次走访当地牧民，用半生不熟的藏语与他们交谈，”他回忆说，“我后来得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志刚、中国林科院研究员李迪强是研究普氏原羚方面的专家，就想了很多办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利用到北京开会、出差的机会，葛玉修三次到中科院、林科院拜访蒋志刚教授和李迪强博士。葛玉修向笔者介绍给他提供过帮助的人，每个都是在户外或摄影方面颇有建树的人：因拍摄滇金丝猴而闻名世界的奚志农、著名动物摄影家吴秀山、《中国国家地理》编辑徐健、《中国摄影》编辑部主任梁文川、野生动物摄影家冯刚、周海翔、王勇刚等等…… 。
对普氏原羚的了解越来越深，图片越拍越好，他甚至拍到了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求偶、交配、瞬间跳跃和直立的照片。
“中国独有的羚羊物种，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名字命名？”葛玉修萌生出给普氏原羚起一个中国名字的想法。在阅读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传》后，这个念头更强烈了：“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俄国职业情报军官，不仅为沙俄侵略中国提供了大量情报，还在果洛疯狂杀害了30多名藏族同胞。这时，老葛又有了新的想法，“我就想，这是中国独有的羚羊物种，干嘛不能有一个中国名字？“普氏裸鲤”(青海湖湟鱼)不也早已被“青海湖裸鲤”取代了吗？”和几个专家、朋友仔细研究后，葛玉修考虑到它们羚羊的身份，加上雄性长着一双相向对弯的黑色环棱状犄角，于是发起了给普氏原羚起名“中华对角羚”的呼吁。为增加宣传力度，葛玉修自费制作了展版，以“青海青”网站的名义与学校和有关团体组织开展了“拯救中华对角羚”宣传签名活动，并在10多家报刊宣传呼吁保护。他自己亦被誉为“中华对角羚之父”。
“中华对角羚平时雌雄分居，只在每年12月至来年1月，才为繁衍后代而合群。网围栏的阻隔，导致很多对角羚成了牛郎织女，物种延续越来越困难”，葛玉修忧心忡忡地说。危害还不仅于此，“奔跑是对角羚躲避天敌的有力武器”，而网围栏不仅减缓了其奔跑速度，有时更会卡住它们的身体，使其处于任狼宰割的境地。“2002年，仅我知道的，就有8只对角羚被狼吞噬。”葛玉修说。
目前中华对角羚已不足300只，世界保护自然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已将其列为极危级动物。“若不赶快采取行动，这个家族将会于近年内在地球上消失。”葛玉修说，更为严重的是，目前还没有中华对角羚的人工种群，一旦野外种群消亡就意味着该物种的灭绝。
“在动物保护史上，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种是重大事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华对角羚研究组负责人蒋志刚说。蒋志刚认为，中华对角羚还能够生存多久尚难定论，很可能在人类了解其生态、进化和遗传特征之前就会灭绝。199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华对角羚列为“世界极度濒危物种”，成为《全球羚羊保护行动计划》中名列首位的濒危羚羊类物种。
葛玉修说，更为严重的是，目前还没有中华对角羚的人工种群，一旦野外种群消亡就意味着该物种的灭绝。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考察发现，中华对角羚目前仅分布在青海湖地区的共和、海晏、刚察、天峻4县的7个区域，且呈不连续的隔离分布状态，种群数量仅300余只，比大熊猫的数量还要少。仅存300多只的中华对角羚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为保护这种中国独有的动物，环保人士呼吁建立“中华对角羚专署保护区”。
“给中华对角羚一个自己的家”。葛玉修为此四处奔走，多方呼吁。他走到那里，就把保护中华对角羚宣传到那里。葛玉修呼吁，为了保护这种濒危动物，应当尽快建立“中华对角羚专署保护区”。青海省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尝试进行人工饲养中华对角羚，但由于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目前中华对角羚的保护仅局限于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附近的区域，其关键活动区没有包括在保护区内，更没有专门为对角羚设立专属保护区。
“目前，国家林业局已下达《关于青海湖普氏原羚野外种群保护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总投资357万元，用于新建保护站4处，栖息地禁牧3000公顷，人工改良草场120公顷，新建迁徙通道4公里。”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永年说：“有关的宣传已大规模开展，并取得一定效果。去年，有位牧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中华对角羚，把它带回家救治。有些牧民在网围栏上打开了通道，留给对角羚。”
“给中华对角羚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葛玉修最大的心愿。目前，青海湖环湖地区的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已经展开，整个青海湖流域的保护治理已纳入规划。葛玉修觉得，他离自己的梦想逐渐近了。
葛玉修十年如一日利用节假日拍摄野生动物,捕捉了3万多幅震撼人心的瞬间。他心系自然界濒危生灵的命运,写下了一千多篇科普和警世文章,为它们奔走呼号。他听鸟语，观动物，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用自己的行动促使人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葛玉修严肃地说：“摄影师首先应该是环保主义者，拍摄的动物是真正的主人。我们既然已经是入侵者，就一定要尽量不干扰、破坏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活，动物摄影师的目的应该是用照片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动物的生存现状，从而唤起人们的保护意识。”
“和谐是人类的共同心声，也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我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人类和人类的亲密伙伴自然界的和谐发展。”葛玉修如是说，也这样做。多年来，葛玉修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成“贺年卡”、“生日贺卡”寄发给同事、朋友，他还将自己多年拍摄的200余张精美照片提供给宣传青海的画册和书籍采用，力图唤醒大家的环保意识，使更多的人投入保护环境的工作。
他动情地说：“我家在山东，长在青海，我热爱故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也热爱青海这片热土。在外人眼里，这里有些空旷、有些荒凉，也有些遥远，但这里有勤劳纯朴的人民、雄浑的山峦、辽阔的草原、神秘的塔尔寺、美丽的青海湖以及青海湖周边数以万计的精灵。”走过千山万水，大江南北的他自言喜爱摄影，更喜爱拍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难拍，但难就意味着刺激、冒险和挑战。我这人没啥个性飞扬、超人气质和很高的领悟力，只有一成不变的坚持吧，年纪大了，阅历增加了，拍摄的技艺总归会有长进的……”他曾经在一个孤岛上连续七昼夜没喝一口热水、吃一口热饭；身上常常沾满鸟粪；手上晒起泡、嘴唇开口子、脸上的皮肤被晒得像煮爆皮的洋芋一样；和野狼、狐狸搏斗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也会遇到危险的。拍黑颈鹤和它的生存环境时，我到海拔4300米的玉树隆宝湖，没想到身陷沼泽，那次是几乎要了命的；拍野狼是在4800多米的巴颜客拉山，我一路追着它拍，差点窒息；我去青海湖拍最爱的大天鹅，那时零下20多度吧，我掉进冰窟窿，险些为'爱情'献身了……”葛玉修爽朗地笑起来。
“葛老师差点为大天鹅殉情。”熟悉葛玉修的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张德海说。那是春节大年初八，葛玉修在青海湖泉湾拍摄大天鹅时，为了把天鹅拍得更大更清晰，他缓缓地靠近、再靠近，不想接近湖面的地方冰层太薄，“扑通”一声他掉进了冰窟窿里，刹那间只剩头还露出冰面！管理局工作人员见状十分着急，但却无法靠近营救。所幸持照相机的左手还担在冰面上，葛玉修小心翼翼地放下照相机，然后挣扎着爬了出来。顿时，浑身的衣服都冻成了冰……
事后，说起这惊险的一幕，影友们开玩笑说：“你是青海湖的‘鸟王’，你要死了，青海湖的鸟都不答应。”
生命不熄，奋斗不止。这就是葛玉修从事青海高原环境保护的真实写照。在谈到人生时，他非常感慨的说：“这么多年了，既有拍摄瞬间的兴奋，也有拍摄失败的懊恼与遗憾。应该说摄影人是幸福的体现，拍摄过程多于拍摄结果。有人羡慕我活得潇洒、活得充实，有人感叹我活得很苦、活得很累，我认为二者兼而有之吧。”“有人说摄影特别简单，有人讲摄影特别复杂，我就知道摄影是一门年轻且变化较快的大众艺术，因其简单而复杂。”葛玉修最爱聊起的还是他钟爱的摄影。
葛玉修说他的成功是：“三分的热情，三分的理智，三分的执着，再加一分的淡泊。我想力争拍些含相外之景，画外之意的作品。即使没有多大成绩，待到老态龙钟身不自主时，翻看影集，回味摄影生涯，相信也是一种慰籍和享受。”老葛对帮助过他的人始终心存感激，用他的话说“我在哪里都能遇到好人，这里除了省委、政府领导的关心和肯定，还有像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那样的支持配合……”老葛平日里既要支付拍摄、宣传和“青海青”网站的维护费用，还要担负两个正上大学孩子的全部开销，“心力交瘁的感觉有时还是会有的。”不过老葛话锋一转，“但这是我喜欢的事业，有家人、朋友、同事、战友、网友的鼓励，拍摄野生动物，我绝不会停！”
葛玉修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影友一起，办起了青海省第一个关注青海湖鸟类、生态的民间网站，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鸟人”，青海民间环保第一人。“那些支持我的网友让我感动，他们不认识我，却写下了直入我内心的句子——就为这，我也必须一直拍下去。”他说，拍摄、宣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中国和世界更多的人了解青海，关注野生动植物，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