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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5月8日在山东烟台交换批准书。条约包括割台湾、赔巨款、开口岸、任由日本人在华设厂等条款。甲午战争对中国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了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和远东地区永远的痛！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历史教训值得反复思考。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与日本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成果也不能与明治维新相比较;清政府缺乏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清醒判断，在国家安全上未能未雨绸缪;清王朝政治腐朽，体制内耗严重，领导力量薄弱，日本却组成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形成“集中目标，讨伐中国”态势;战端一开，清政府惊慌失措，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没有做战争准备;晚清军事体制落后，难以指挥调动、形成合力，在军事战略上消极防御，步步退让;日本在作战指挥上，总是下先手棋，且不留后路;国际环境总体对清政府不利。这些失败因素，大体上已经形成共识。
还有一个未能深入探讨的原因，就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贪腐。为什么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1888年成军后就不再从事建设？为什么海军的一些舰船临阵脱逃？为什么陆战战场临敌的将军们见敌就逃，不能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这都与政治腐败有关。而除去政治制度腐败之外，就是官员贪腐，首先是最高统治集团贪腐。
慈禧太后：走贪腐道路的当权派
掌握朝政实权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是统治集团贪腐的典型。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诞，她要仿效乾隆皇帝，大做庆典，把祝寿当作国家头等大事，并指定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一批官僚专门筹备。为此，清廷在前一年就成立庆典处，专事筹办。户部奏报，耗费在庆典上的账面经费是541万两，拨给前线的军费却只有250万两。世铎等阿谀逢迎、大事铺张，指派地方文武大员来京祝寿，命令各省派道、府、县先期到京城布置景点。慈禧准备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祝贺，然后回宫。自西直门外关厢到西华门，沿路搭盖戏台、经坛，陈设景物，争奇斗巧。慈禧特拨内帑银1000万两，另外户部请准156万两，作为举办庆典经费。中央及地方文武官员捐献的120余万两和民间“报效”不在其内。
当时战端已开。慈禧担心延误做寿，支持李鸿章主张，但求从速对日妥协。翁同龢等乘机攻击李鸿章，反对妥协乞和。这样，帝党、后党，主战、主和就连到了一起。形式上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两派对立。但是哪一派也没有拿出对付日本侵略的办法来。
大典期间，正当大连湾、旅顺战事紧张，慈禧却在颐和园听戏三天，诸大臣陪同，视国家大事及前线战事如儿戏。
生日受贺在颐和园举行。修缮颐和园成为庆典大事，耗费甚巨。根据近年学者考证，颐和园工程经费总计814万余两，出自海军衙门经费735万余两，出自总理衙门经费77万两，其中属于挪用海军衙门经费的有705万余两。
庆典经费加上颐和园工程，共耗费1300多万两（账面上），这两项耗费实属不当使用。如果能拿出其中一半用在北洋舰队建设上，用在军事费用上，甲午战争结局可能就不会那样惨了。事实上，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以后，就没有再在海军建设上花钱。海军军费捉襟见肘，弹药严重不足。
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Hart），曾深深卷入中国政务。他在黄海大海战半个月前写信给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说：“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火炮没有炮弹，阿姆斯脱郎的火炮又无火药。冯·汉纳根（北洋海军聘请的洋顾问）……需要有足够打一场几个钟头之久的大海战的炮弹，现在还没有到手。”据《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Brinkley）报道，日本在战前储存的弹药“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可见军事准备两相径庭，不可比拟。单从这点看，战争失败也不可避免。
庆典既然是国家头等大事，就不只是慈禧个人的事。根据长期在中国经营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清政府为资军饷起见，扣发自王公以下文武大小官员年俸三成，八旗、绿、步各营兵丁月饷亦扣发三成。各省盐税加倍征收;各省之养廉银亦减少三成，各送交户部以助军饷云。”事实上，这是借军饷为名，大肆盘剥全国军民。日记又记载：“自前年以来，每省裁撤兵员十分之一，以饷银修缮圆明园。又因明年为皇太后六十诞辰，拟效乾隆之盛时举行庆典，内外大小官吏以至兵卒，均献年俸之二成五，以营此贺典。”宗方小太郎批评说：“政府之措施日益陷于因循支绌，对民心之向背甚不留意，恬然粉饰太平。” “谄谀百出，丑状实不忍见”。朝廷对臣工的剥削最后都会转移到普通老百姓身上，民间痛苦日益加剧。
“恬然粉饰太平”——日本间谍的批评是很深刻的，可惜那班帝后、大臣们只知道歌舞升平，哪管他前线战败、死人。
卖官鬻爵、贪污横行成官场常态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卖官鬻爵、贪污横行，是那时官场的正常现象。当时，有几个当官的不是为了发财？据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所载史料，有人揭露，当时的政治，就是坏于贪污。不管当什么官，不管官位怎么来的（或由考试，或由荐举，或由捐纳等），一旦得了官位，就不问社会风俗，不问人民良莠，要问的是这个官位所得几何。官缺有优有劣，其收入多至数十万，少则数万数千，官位极低的如佐贰小缺，也有数百千，这岂是光靠年俸和养廉银所得？如果把当时的22行省加起来，每年进入当官的荷包就不止千万。这些不是国库的羡余，就是民生的血肉。揭露何其深刻。
宗方小太郎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记载：“中国为四千年来之古国，文物制度灿然具备。但其岁入与土广人众相比较则又甚少，不过97749643两及米5234346石而已。据实际调查，自人民征集者为表面数额之四倍。且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该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这个记载说，中国广土众民，一年财政收入只有9000多万两，的确不多，表明税收负担不重，但是正税以外的各种盘剥，超过表面数额的4倍。而且这些钱，一文也进不了国库，全部为地方官吏私吞。贿赂风行，全部来自民脂民膏，都是为了满足私欲。宗方的观察，与上述《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所揭露的情况，如出一辙。 最近有人挖掘史料，发现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临阵脱逃、被处死的济远舰管带（相当于舰长）方伯谦，战前经营房产，在刘公岛有房产28套，在烟台、青岛、福州等地还有房产。据记载，他还把小老婆接到刘公岛居住。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方伯谦兄弟在战后代替其出售土地房产的契约显示，共出售土地38亩，房屋113间，原价4.4万两，售出价4千两。
根据学者研究，方伯谦官俸1296两，船俸1944两，两项合计每年3240两白银。购房产银4.4万两相当于正式年俸的13.6倍。购置那么多房产的银两显然来路不明。根据经慈禧太后审阅同意公布的《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北洋海军司令）可以在刘公岛上建办公处所和公馆（住家），其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济远舰管带相当于总兵，只能住在舰上，不能建衙门和公馆。很明显，方伯谦在刘公岛建房违反海军章程。这样一个在刘公岛有大量房产的海军管带，能够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吗？他的临阵脱逃，可以想见。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上合法拥有衙门、公馆，还另在岛上盖房出租。有材料说，丁汝昌自蓄家伶，在家里演戏，耗费30万两。海军纪律废弛，军官和士兵不住舰上而在岸上住宿者，一船有半数。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本人是否贪污，尚无确切证据。不过，当时的外国记者曾言，一些外国军火商为了推销军火，大肆行贿，他们与李鸿章的部属和翻译交朋友，贿赂李鸿章的幕客和门房，甚至拜访李鸿章的厨师和理发师。当然，也免不了拜访领事和外交官，给他们送钱送物。贿赂这些人干什么？《泰晤士报》报道：“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应命。”显然，参与购买炮械的相关官员从中贪污数量巨大。贪污受贿的结果，就是炮械不堪使用。这就与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有关。
文官爱财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历史教训值得反复思考。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与日本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成果也不能与明治维新相比较;清政府缺乏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清醒判断，在国家安全上未能未雨绸缪;清王朝政治腐朽，体制内耗严重，领导力量薄弱，日本却组成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形成“集中目标，讨伐中国”态势;战端一开，清政府惊慌失措，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没有做战争准备;晚清军事体制落后，难以指挥调动、形成合力，在军事战略上消极防御，步步退让;日本在作战指挥上，总是下先手棋，且不留后路;国际环境总体对清政府不利。这些失败因素，大体上已经形成共识。
还有一个未能深入探讨的原因，就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贪腐。为什么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1888年成军后就不再从事建设？为什么海军的一些舰船临阵脱逃？为什么陆战战场临敌的将军们见敌就逃，不能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这都与政治腐败有关。而除去政治制度腐败之外，就是官员贪腐，首先是最高统治集团贪腐。
慈禧太后：走贪腐道路的当权派
掌握朝政实权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是统治集团贪腐的典型。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诞，她要仿效乾隆皇帝，大做庆典，把祝寿当作国家头等大事，并指定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一批官僚专门筹备。为此，清廷在前一年就成立庆典处，专事筹办。户部奏报，耗费在庆典上的账面经费是541万两，拨给前线的军费却只有250万两。世铎等阿谀逢迎、大事铺张，指派地方文武大员来京祝寿，命令各省派道、府、县先期到京城布置景点。慈禧准备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祝贺，然后回宫。自西直门外关厢到西华门，沿路搭盖戏台、经坛，陈设景物，争奇斗巧。慈禧特拨内帑银1000万两，另外户部请准156万两，作为举办庆典经费。中央及地方文武官员捐献的120余万两和民间“报效”不在其内。
当时战端已开。慈禧担心延误做寿，支持李鸿章主张，但求从速对日妥协。翁同龢等乘机攻击李鸿章，反对妥协乞和。这样，帝党、后党，主战、主和就连到了一起。形式上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两派对立。但是哪一派也没有拿出对付日本侵略的办法来。
大典期间，正当大连湾、旅顺战事紧张，慈禧却在颐和园听戏三天，诸大臣陪同，视国家大事及前线战事如儿戏。
生日受贺在颐和园举行。修缮颐和园成为庆典大事，耗费甚巨。根据近年学者考证，颐和园工程经费总计814万余两，出自海军衙门经费735万余两，出自总理衙门经费77万两，其中属于挪用海军衙门经费的有705万余两。
庆典经费加上颐和园工程，共耗费1300多万两（账面上），这两项耗费实属不当使用。如果能拿出其中一半用在北洋舰队建设上，用在军事费用上，甲午战争结局可能就不会那样惨了。事实上，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以后，就没有再在海军建设上花钱。海军军费捉襟见肘，弹药严重不足。
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Hart），曾深深卷入中国政务。他在黄海大海战半个月前写信给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说：“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火炮没有炮弹，阿姆斯脱郎的火炮又无火药。冯·汉纳根（北洋海军聘请的洋顾问）……需要有足够打一场几个钟头之久的大海战的炮弹，现在还没有到手。”据《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Brinkley）报道，日本在战前储存的弹药“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可见军事准备两相径庭，不可比拟。单从这点看，战争失败也不可避免。
庆典既然是国家头等大事，就不只是慈禧个人的事。根据长期在中国经营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清政府为资军饷起见，扣发自王公以下文武大小官员年俸三成，八旗、绿、步各营兵丁月饷亦扣发三成。各省盐税加倍征收;各省之养廉银亦减少三成，各送交户部以助军饷云。”事实上，这是借军饷为名，大肆盘剥全国军民。日记又记载：“自前年以来，每省裁撤兵员十分之一，以饷银修缮圆明园。又因明年为皇太后六十诞辰，拟效乾隆之盛时举行庆典，内外大小官吏以至兵卒，均献年俸之二成五，以营此贺典。”宗方小太郎批评说：“政府之措施日益陷于因循支绌，对民心之向背甚不留意，恬然粉饰太平。” “谄谀百出，丑状实不忍见”。朝廷对臣工的剥削最后都会转移到普通老百姓身上，民间痛苦日益加剧。
“恬然粉饰太平”——日本间谍的批评是很深刻的，可惜那班帝后、大臣们只知道歌舞升平，哪管他前线战败、死人。
卖官鬻爵、贪污横行成官场常态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卖官鬻爵、贪污横行，是那时官场的正常现象。当时，有几个当官的不是为了发财？据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所载史料，有人揭露，当时的政治，就是坏于贪污。不管当什么官，不管官位怎么来的（或由考试，或由荐举，或由捐纳等），一旦得了官位，就不问社会风俗，不问人民良莠，要问的是这个官位所得几何。官缺有优有劣，其收入多至数十万，少则数万数千，官位极低的如佐贰小缺，也有数百千，这岂是光靠年俸和养廉银所得？如果把当时的22行省加起来，每年进入当官的荷包就不止千万。这些不是国库的羡余，就是民生的血肉。揭露何其深刻。
宗方小太郎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记载：“中国为四千年来之古国，文物制度灿然具备。但其岁入与土广人众相比较则又甚少，不过97749643两及米5234346石而已。据实际调查，自人民征集者为表面数额之四倍。且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该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这个记载说，中国广土众民，一年财政收入只有9000多万两，的确不多，表明税收负担不重，但是正税以外的各种盘剥，超过表面数额的4倍。而且这些钱，一文也进不了国库，全部为地方官吏私吞。贿赂风行，全部来自民脂民膏，都是为了满足私欲。宗方的观察，与上述《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所揭露的情况，如出一辙。 最近有人挖掘史料，发现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临阵脱逃、被处死的济远舰管带（相当于舰长）方伯谦，战前经营房产，在刘公岛有房产28套，在烟台、青岛、福州等地还有房产。据记载，他还把小老婆接到刘公岛居住。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方伯谦兄弟在战后代替其出售土地房产的契约显示，共出售土地38亩，房屋113间，原价4.4万两，售出价4千两。
根据学者研究，方伯谦官俸1296两，船俸1944两，两项合计每年3240两白银。购房产银4.4万两相当于正式年俸的13.6倍。购置那么多房产的银两显然来路不明。根据经慈禧太后审阅同意公布的《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北洋海军司令）可以在刘公岛上建办公处所和公馆（住家），其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济远舰管带相当于总兵，只能住在舰上，不能建衙门和公馆。很明显，方伯谦在刘公岛建房违反海军章程。这样一个在刘公岛有大量房产的海军管带，能够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吗？他的临阵脱逃，可以想见。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上合法拥有衙门、公馆，还另在岛上盖房出租。有材料说，丁汝昌自蓄家伶，在家里演戏，耗费30万两。海军纪律废弛，军官和士兵不住舰上而在岸上住宿者，一船有半数。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本人是否贪污，尚无确切证据。不过，当时的外国记者曾言，一些外国军火商为了推销军火，大肆行贿，他们与李鸿章的部属和翻译交朋友，贿赂李鸿章的幕客和门房，甚至拜访李鸿章的厨师和理发师。当然，也免不了拜访领事和外交官，给他们送钱送物。贿赂这些人干什么？《泰晤士报》报道：“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应命。”显然，参与购买炮械的相关官员从中贪污数量巨大。贪污受贿的结果，就是炮械不堪使用。这就与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有关。
文官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