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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三个哥哥,大哥、二哥和三哥,我在家中排行老四。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我就是“老巴子”。
大哥长我八岁。在我牙牙学语时,大哥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而后大约每隔两年,二哥、三哥和我相继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我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是一名中医,有些工资收入。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个,并且把我们兄弟四人都培养成了高中生,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后来的成长经历证明,父母亲是极具长远眼光的。我们感谢父母,从来不曾忘记。
记忆中,三个哥哥总是呵护着我,从来没有欺负过我。我倒是被父亲亲手教训过一次。十岁那年吧,春节快到了,父亲在厨房里炒葵花,我和三哥在堂屋里吃饭。也不知道大哥和二哥那时候去了哪里。家里养了一条小花狗,三哥借着喝斥桌子底下的狗,暗地里也把我当狗嗤了。我明白了三哥的意图,大声哭叫起来。父亲听见了,放下锅中噼噼作响的葵花们,手中握着一柄铜铲,边说边向我们走来:看来要打一顿过年才安稳。
我原来以为,父亲是奔着三哥来的。但父亲手中的铜铲却出乎意料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就一下,不重,但我仍然哭了。在这之前,父亲从没有打过我。我倍感委屈,哭着向父亲诉说。父亲根本不理会我,早已重新走到锅台边,翻炒那些葵花去了。
三哥悄悄责备我:“真的是闹着玩的,你怎么这样小气,没意思了。”
十六岁那年,我悄悄地瞒着家人去参加征兵体检。没想到一下子就过了。回到家里的那天中午,我惴惴不安地向家里人谎报:“被刷掉了。”正在吃饭的爸爸妈妈如释重负:“验不上好验不上好!”我的眼睛盯着大哥。已经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大哥成了我实现梦想的唯一救星。刚吃完饭,我就将大哥拉到房间里,无奈地向他透露实情:“大哥,我验上了。”
大哥一脸释然:“我就知道你不可能验不上。我来想办法吧。”
过程很复杂。但大哥终于还是说服了爸妈,让我圆了当兵的梦。为此我特别感谢大哥,也深感大哥太有智慧,居然能让爸妈“狠”下心来,舍得让才十六岁的“老巴子”去当兵。
二哥和三哥也是同意我去当兵的。身在农村,那时候以跳出“农门”为最高理想。虽然当兵未必就是已经跳出“农门”,但毕竟是一个起步。他俩都暗自为我高兴。
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大哥、二哥和三哥分别骑了一辆自行车,大哥带着爸爸,二哥带着妈妈,三哥带着我和行李,从家乡小镇一路骑行近三十公里,到了县城的集中地点。我换上了没有帽徽和领章的军装,和爸爸妈妈及三个哥哥一起,去了县城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兄弟四人唯一一张和父母的合照。第二天,我坐上了去部队的轮船,一路沿着大运河向我家乡小镇方向行驶。大哥、二哥和三哥仍然骑着自行车,在沿大运河的公路上和我乘坐的轮船同向同步而行。我的心里充满了娱乐感,很想在船舱里对着河岸放声大叫。但我已经是一名军人了,心里多了些矜持。
到了部队,我开始思念家乡,思念父母和哥哥们。家乡的来信对于我来说,是唯一可以得到慰藉的方式,所以,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兵时的所有信件。爸爸的信件当然最多。而哥哥们当中,当以大哥的来信最频繁。大哥常常在信里鼓励我好好干,争取干出个人样儿来,为家里人争点光,至于家里的事,让我别操半点心,爸爸妈妈的身体也好着呢。那时候大哥成家了,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三哥偶尔也写一两封,多是以鼓励为主,也问一些部队的趣闻轶事。二十岁才出头,三哥已经在县城里工作了,让人羡慕。二哥那时候还没有和教师的身份挂上,在粮站做事。但二哥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埋头苦干的一个,家里的农活和杂事大都由他承担。即使是后来开始教书育人,二哥仍然承担着家里大半的体力活,从来没听过二哥为此抱怨或发牢骚。直至现在,二哥已经做了三十来年的教师了,仍然秉承朴实敦厚的农民特质。最让我感觉亏欠二哥的是:我的儿子从一岁到七岁的六年多时间里,洗澡的事情大多是二哥帮着做了,因为那时候我在部队。二哥其实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懂得生活的一个人,愿意做,不善于说,所以二哥和我通信最少。
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转业到了地方。三个哥哥早已经做爸爸了。回到父母的身边,和妻子儿子日日相守,和哥嫂们见面的时间多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温馨和幸福。一切都被时间改变,但我和哥哥们的感情一如从前,甚至更加深厚。
家庭中最大的变故发生在1998年,父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那一年,父亲才六十九岁。大哥牵头我们兄弟三个认真做了安排,决定送父亲去徐州就医。我们各自请了假。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四兄弟没有离开父亲半步。痛心的是,我们没能让父亲再享晚年之福。
為了治疗父亲的疾病,我和三哥闹了些小矛盾。这是我记忆中四兄弟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对立。其实,我对三哥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三哥是那种为了家里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都要使出最大力气的人。我曾经凌晨三点电话叫醒三哥找医生为我看病;而当我喝得大醉无法自理时,是三哥主动请来熟悉的护士上门为我滴高糖。三哥对他四弟的关爱我体会深切。好在只是突发性矛盾,并无历史成因,大哥、二哥和嫂子们也做了一些调停,这次对立并没有在我们感情上留下伤痕。
父亲走了,为了年事已高的母亲的晚年幸福,大哥召集三个弟弟专门开了个家庭会,对母亲的生活做了精心的安排。似乎就从这时候开始,每遇家里有什么事情,二哥、三哥和我都会习惯性首先征求大哥的意见,或者服从大哥的安排。
大哥是二十八岁当上副乡长的,屈指算来,今年六十岁的大哥在官场上走过了三十多年。在我的心中,大哥是和二哥骨子里特别相似的一个人。大哥做人的诚实和做事的踏实为他赢得了不少的口碑,收获了许多的人脉。在家庭生活中,大哥更是一个让我们无比信赖的兄长。他像父亲一样要求我们做人,指点我们做事。他孝顺,对母亲的爱从来就不曾变过;他原则,我们做错了他会批评;他公平,三个弟弟在他心目中分量相当;他和善,从来都会在家庭产生微小的矛盾时设法化解。现在的大哥也是做爷爷的人了。我为大哥骄傲,他在父亲离世后,成功地把我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家庭引导成了一个和谐、和睦的家庭。每当家人之间见面时,都无拘无束,嘻嘻哈哈,我们的幸福感即从心中涌出。
曾经兄弟,现在兄弟,将来兄弟,其实都是一种缘分。缘分是一种值得珍惜的东西。人的一生,有缘无分、有分无缘、无缘无分者占多数。人海茫茫,世事沧桑,你能识得几人,成就几事?或陌路邂逅,或天生注定,无论之于人,无论之于事,这样的缘分不过如空气中的一粒尘埃、沧海中的一滴水珠,若不珍惜,能找出半点理由么?
至今我都是称呼我的大哥、二哥、三哥叫做大哥、二哥、三哥,从来没有叫过他们的名字。这样的称呼已经镌刻在我的生命里,让我感觉富足而又幸福,尽管我也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
(摘自《高邮日报》)
大哥长我八岁。在我牙牙学语时,大哥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而后大约每隔两年,二哥、三哥和我相继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我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是一名中医,有些工资收入。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个,并且把我们兄弟四人都培养成了高中生,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后来的成长经历证明,父母亲是极具长远眼光的。我们感谢父母,从来不曾忘记。
记忆中,三个哥哥总是呵护着我,从来没有欺负过我。我倒是被父亲亲手教训过一次。十岁那年吧,春节快到了,父亲在厨房里炒葵花,我和三哥在堂屋里吃饭。也不知道大哥和二哥那时候去了哪里。家里养了一条小花狗,三哥借着喝斥桌子底下的狗,暗地里也把我当狗嗤了。我明白了三哥的意图,大声哭叫起来。父亲听见了,放下锅中噼噼作响的葵花们,手中握着一柄铜铲,边说边向我们走来:看来要打一顿过年才安稳。
我原来以为,父亲是奔着三哥来的。但父亲手中的铜铲却出乎意料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就一下,不重,但我仍然哭了。在这之前,父亲从没有打过我。我倍感委屈,哭着向父亲诉说。父亲根本不理会我,早已重新走到锅台边,翻炒那些葵花去了。
三哥悄悄责备我:“真的是闹着玩的,你怎么这样小气,没意思了。”
十六岁那年,我悄悄地瞒着家人去参加征兵体检。没想到一下子就过了。回到家里的那天中午,我惴惴不安地向家里人谎报:“被刷掉了。”正在吃饭的爸爸妈妈如释重负:“验不上好验不上好!”我的眼睛盯着大哥。已经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大哥成了我实现梦想的唯一救星。刚吃完饭,我就将大哥拉到房间里,无奈地向他透露实情:“大哥,我验上了。”
大哥一脸释然:“我就知道你不可能验不上。我来想办法吧。”
过程很复杂。但大哥终于还是说服了爸妈,让我圆了当兵的梦。为此我特别感谢大哥,也深感大哥太有智慧,居然能让爸妈“狠”下心来,舍得让才十六岁的“老巴子”去当兵。
二哥和三哥也是同意我去当兵的。身在农村,那时候以跳出“农门”为最高理想。虽然当兵未必就是已经跳出“农门”,但毕竟是一个起步。他俩都暗自为我高兴。
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大哥、二哥和三哥分别骑了一辆自行车,大哥带着爸爸,二哥带着妈妈,三哥带着我和行李,从家乡小镇一路骑行近三十公里,到了县城的集中地点。我换上了没有帽徽和领章的军装,和爸爸妈妈及三个哥哥一起,去了县城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兄弟四人唯一一张和父母的合照。第二天,我坐上了去部队的轮船,一路沿着大运河向我家乡小镇方向行驶。大哥、二哥和三哥仍然骑着自行车,在沿大运河的公路上和我乘坐的轮船同向同步而行。我的心里充满了娱乐感,很想在船舱里对着河岸放声大叫。但我已经是一名军人了,心里多了些矜持。
到了部队,我开始思念家乡,思念父母和哥哥们。家乡的来信对于我来说,是唯一可以得到慰藉的方式,所以,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兵时的所有信件。爸爸的信件当然最多。而哥哥们当中,当以大哥的来信最频繁。大哥常常在信里鼓励我好好干,争取干出个人样儿来,为家里人争点光,至于家里的事,让我别操半点心,爸爸妈妈的身体也好着呢。那时候大哥成家了,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三哥偶尔也写一两封,多是以鼓励为主,也问一些部队的趣闻轶事。二十岁才出头,三哥已经在县城里工作了,让人羡慕。二哥那时候还没有和教师的身份挂上,在粮站做事。但二哥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埋头苦干的一个,家里的农活和杂事大都由他承担。即使是后来开始教书育人,二哥仍然承担着家里大半的体力活,从来没听过二哥为此抱怨或发牢骚。直至现在,二哥已经做了三十来年的教师了,仍然秉承朴实敦厚的农民特质。最让我感觉亏欠二哥的是:我的儿子从一岁到七岁的六年多时间里,洗澡的事情大多是二哥帮着做了,因为那时候我在部队。二哥其实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懂得生活的一个人,愿意做,不善于说,所以二哥和我通信最少。
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转业到了地方。三个哥哥早已经做爸爸了。回到父母的身边,和妻子儿子日日相守,和哥嫂们见面的时间多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温馨和幸福。一切都被时间改变,但我和哥哥们的感情一如从前,甚至更加深厚。
家庭中最大的变故发生在1998年,父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那一年,父亲才六十九岁。大哥牵头我们兄弟三个认真做了安排,决定送父亲去徐州就医。我们各自请了假。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四兄弟没有离开父亲半步。痛心的是,我们没能让父亲再享晚年之福。
為了治疗父亲的疾病,我和三哥闹了些小矛盾。这是我记忆中四兄弟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对立。其实,我对三哥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三哥是那种为了家里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都要使出最大力气的人。我曾经凌晨三点电话叫醒三哥找医生为我看病;而当我喝得大醉无法自理时,是三哥主动请来熟悉的护士上门为我滴高糖。三哥对他四弟的关爱我体会深切。好在只是突发性矛盾,并无历史成因,大哥、二哥和嫂子们也做了一些调停,这次对立并没有在我们感情上留下伤痕。
父亲走了,为了年事已高的母亲的晚年幸福,大哥召集三个弟弟专门开了个家庭会,对母亲的生活做了精心的安排。似乎就从这时候开始,每遇家里有什么事情,二哥、三哥和我都会习惯性首先征求大哥的意见,或者服从大哥的安排。
大哥是二十八岁当上副乡长的,屈指算来,今年六十岁的大哥在官场上走过了三十多年。在我的心中,大哥是和二哥骨子里特别相似的一个人。大哥做人的诚实和做事的踏实为他赢得了不少的口碑,收获了许多的人脉。在家庭生活中,大哥更是一个让我们无比信赖的兄长。他像父亲一样要求我们做人,指点我们做事。他孝顺,对母亲的爱从来就不曾变过;他原则,我们做错了他会批评;他公平,三个弟弟在他心目中分量相当;他和善,从来都会在家庭产生微小的矛盾时设法化解。现在的大哥也是做爷爷的人了。我为大哥骄傲,他在父亲离世后,成功地把我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家庭引导成了一个和谐、和睦的家庭。每当家人之间见面时,都无拘无束,嘻嘻哈哈,我们的幸福感即从心中涌出。
曾经兄弟,现在兄弟,将来兄弟,其实都是一种缘分。缘分是一种值得珍惜的东西。人的一生,有缘无分、有分无缘、无缘无分者占多数。人海茫茫,世事沧桑,你能识得几人,成就几事?或陌路邂逅,或天生注定,无论之于人,无论之于事,这样的缘分不过如空气中的一粒尘埃、沧海中的一滴水珠,若不珍惜,能找出半点理由么?
至今我都是称呼我的大哥、二哥、三哥叫做大哥、二哥、三哥,从来没有叫过他们的名字。这样的称呼已经镌刻在我的生命里,让我感觉富足而又幸福,尽管我也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
(摘自《高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