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中的“拼命三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太过紧张，在演奏的过程中发挥并不出色，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映衬下，聂耳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用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在七八个人同住的一间狭小宿舍里，练琴的时候得站在墙角才行，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
　　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在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考虑，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已是尽人皆知。“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近尾声，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志同道合的关系，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的《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的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 “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也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