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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南京市浦口区石桥镇的居民有点鸡犬不宁的架势:为了“确保通过”省统计局对该镇的小康调查,村干部忙着“承包”有电话的村民,有电话的村民忙着背所谓“标准答案”,连学生也破天荒放假接电话,还有每个问卷电话背后的2000元现金承诺以及有电话就有挂历等“纪念品”。
是的,很荒唐!确实很荒唐!但就是如此荒唐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身边每天上演着。达小康是我们的美好愿景。但是小康社会有它的硬件标准,诸如人均收入、居住环境、健康指数……但有多少村镇是真正达小康了呢?而通过所谓“小康调查”,不过是某些自我感觉“全面达小康”的村镇、县区向上级部门申报,然后由上级对此进行核查并决定是否达标的一项莫名其妙的工作。
说它“莫名其妙”,是因为这项据说哪个地方遇到都会“高度重视”、作为该地某段时间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调查,从逻辑上首先就不那么拿得出手。“小康”与否的衡量标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否可以通过几份问卷、几个抽查电话可以调查出来?姑且假定小康可以被调查,那调查的主体以及程序就更是太有讲究了。按照现在某些统计部门进行得如火如荼、几近乐不可支的所谓“调查”,除了被调查者的“高度重视”和“提前准备”之外,剩下的,恐怕就只能是一个“顺利通过”、满意率百分之九十几的皆大欢喜的结果了。
一个“小康调查”,是否该准备?该如何准备?究竟能准备到多充分?南京市浦口区石桥镇给出了一个堪称“典范”的标本。首先是通过某些渠道提前获知电话调查的内容,否则是没有办法制作出所谓的“标准答案”的,而这需要被调查者在调查主体内部寻找“线人”——统计部门有提前“漏题”的极大嫌疑。接下来,只剩下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事情,更是手到擒来了:普查全镇有固定电话的农户,发以“标准答案”,许以物质诱惑,即使没有被荣幸地“抽样”到的农户也有挂历作为纪念品。然后就是些诸如“干部承包农户”“学生放假助调”之类的保障措施……在权力恣意的一亩三分地之下,这些实在是小case了。而几乎唯一的操作失误,便是太过明显甚至拙劣地将有可能说坏话的农户电话暂时性“故障”起来,断了这部分农民的“财路”不说,更有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之嫌。
该怪谁?谁应该为此负责?被曝光的乡镇其实是委屈的,接受采访的负责人用“我们镇和其他镇一样”来表达不甘愿自认倒霉的愿望。小康与否,到底该怎么衡量,又该由谁来调查,怎么调查?这不是一个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情,而是需要公共治理的高度理性,需要制定科学严谨的评价标准。由统计部门通过积弊丛生的调查体系所进行的调查,难免不出问题,更无法保证不被人钻空子。笔者依稀记得,老家那个有些破败的山村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是好几级政府评定的小康示范村,铜牌子挂满墙壁,但更记得当乡里乡亲看到电视台的宣传片里那自己根本无福消受的自来水、高得让自己都眼红的收入统计时,善良淳朴的脸上挂满了疑惑与不解……
小康,当《诗经》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第一次提出这个语汇之时,当它开始承载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对安定、和睦、富足生活的向往之时,当近30年前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之时,是否能够想到,“下有对策”的恶习也在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侵蚀着这个美丽的辞藻。突然想起网上流传的那个关于统计部门抓住一个数字疏漏而痛斥某媒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笑话,有些心酸,无可名状。
是的,很荒唐!确实很荒唐!但就是如此荒唐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身边每天上演着。达小康是我们的美好愿景。但是小康社会有它的硬件标准,诸如人均收入、居住环境、健康指数……但有多少村镇是真正达小康了呢?而通过所谓“小康调查”,不过是某些自我感觉“全面达小康”的村镇、县区向上级部门申报,然后由上级对此进行核查并决定是否达标的一项莫名其妙的工作。
说它“莫名其妙”,是因为这项据说哪个地方遇到都会“高度重视”、作为该地某段时间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调查,从逻辑上首先就不那么拿得出手。“小康”与否的衡量标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否可以通过几份问卷、几个抽查电话可以调查出来?姑且假定小康可以被调查,那调查的主体以及程序就更是太有讲究了。按照现在某些统计部门进行得如火如荼、几近乐不可支的所谓“调查”,除了被调查者的“高度重视”和“提前准备”之外,剩下的,恐怕就只能是一个“顺利通过”、满意率百分之九十几的皆大欢喜的结果了。
一个“小康调查”,是否该准备?该如何准备?究竟能准备到多充分?南京市浦口区石桥镇给出了一个堪称“典范”的标本。首先是通过某些渠道提前获知电话调查的内容,否则是没有办法制作出所谓的“标准答案”的,而这需要被调查者在调查主体内部寻找“线人”——统计部门有提前“漏题”的极大嫌疑。接下来,只剩下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事情,更是手到擒来了:普查全镇有固定电话的农户,发以“标准答案”,许以物质诱惑,即使没有被荣幸地“抽样”到的农户也有挂历作为纪念品。然后就是些诸如“干部承包农户”“学生放假助调”之类的保障措施……在权力恣意的一亩三分地之下,这些实在是小case了。而几乎唯一的操作失误,便是太过明显甚至拙劣地将有可能说坏话的农户电话暂时性“故障”起来,断了这部分农民的“财路”不说,更有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之嫌。
该怪谁?谁应该为此负责?被曝光的乡镇其实是委屈的,接受采访的负责人用“我们镇和其他镇一样”来表达不甘愿自认倒霉的愿望。小康与否,到底该怎么衡量,又该由谁来调查,怎么调查?这不是一个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情,而是需要公共治理的高度理性,需要制定科学严谨的评价标准。由统计部门通过积弊丛生的调查体系所进行的调查,难免不出问题,更无法保证不被人钻空子。笔者依稀记得,老家那个有些破败的山村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是好几级政府评定的小康示范村,铜牌子挂满墙壁,但更记得当乡里乡亲看到电视台的宣传片里那自己根本无福消受的自来水、高得让自己都眼红的收入统计时,善良淳朴的脸上挂满了疑惑与不解……
小康,当《诗经》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第一次提出这个语汇之时,当它开始承载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对安定、和睦、富足生活的向往之时,当近30年前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之时,是否能够想到,“下有对策”的恶习也在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侵蚀着这个美丽的辞藻。突然想起网上流传的那个关于统计部门抓住一个数字疏漏而痛斥某媒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笑话,有些心酸,无可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