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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而地标建筑,当是城市这本书的封面。60年来的各样地标,正透出60年来城市、社会乃至国家的抱负。
要理清中国所有的城市地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在这里能做的,只是选出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将它们置于各自所处的时代之内,由此勾勒出时间与空间的轴线,而政治、经济、社会之变迁,自然而现。
布罗代尔曾论“地理时间”是“一种缓慢流逝、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我们的“地标时间”则恰恰相反——它变幻莫测,亦静亦动。60年来,蕴含民族情感、国家大义、政党伦理的地标建筑始终矗立,但另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地标,则各领风骚三五年,才成为夺目焦点,转眼就黯然失色。而共和国60年的成长历程,全方位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也正藏在这地标变幻中。
1949-1959:
社会主义新建筑
建国初期,建筑界主要接受苏联的建筑创作理论,将西方现代建筑视为“没落的世界主义”,而强调“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起初有两种潮流,一是所谓“复古主义建筑”,基本沿袭20世纪20-30年代的古典手法,以局部应用大屋顶为主要特征,如北京友谊宾馆、重庆大会堂、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组群等建筑;二是所谓“民族形式建筑”, 不带大屋顶,在古典构图体量上采用传统细部装饰,如北京首都剧场、建工部办公楼等。
1958年10月,中央确定了“国庆10大工程”,也即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现已拆除)等十大建筑。根据中央精神,这十大建筑必须反映和代表全国工、农、兵、侨、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成就。
翌年5月,在上海召开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提出“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主张在学习古今中外建筑一切好东西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新风格。国庆10大工程正是此种观念的重大实践。在这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复杂功能要求的建筑创作中,大体量、大空间、新结构的建筑被赋予了一定的民族风格,也改造、沿用了中西方古典构图体量与装饰元件。这批建筑对各地大型公共建筑创作有较大影响,一度成为“公共建筑样板房”。
1960-1978:
整体停滞与局部崛起
长达20年的时期内,极左思潮处于支配地位,建筑创作也不能幸免。扭曲的政治概念入侵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地标建筑的首要功能则是体现此种政治概念。各地纷纷兴建“毛泽东思想万岁馆”(民间俗称“万岁馆”,后来更名为“展览馆”),成为城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此外,无原则模仿国庆10大建筑的创作,也遍地开花。学者将此类地标称为“政治具象象征主义建筑”。
有趣的是,60年代末、70 年代初,国内新建的大型建筑不多,而援建外国的项目却不少,如阿尔及利亚的展览馆、几内亚的人民宫、斯里兰卡的国际会议大厦、塞拉利昂的体育场等。于是,要考察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到国门之外似更有收获。
不过,在建筑创作整体停滞的冰河下,仍有局部的崛起,那就是广州风格(学界称作建筑设计之“岭南派”)。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广州的建筑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建筑创新,主要集中在为外贸活动所设计的宾馆、展览馆、剧院等建筑中,如广州白云宾馆、矿泉别墅、友谊剧院等,以切合功能实际的平面安排,灵活通透的空间构成,明朗别致的外部造型,演绎现代建筑精神,形成广州风格。同时,北京、杭州、重庆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格调清新的建筑,如北京友谊商店、杭州机场候机楼、重庆山城电影院等,它们和广州风格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重要转折。
1979-2009:
多元建筑风格兴起
80年代以降,中国对外打开窗口,对内找到出口,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建筑也渐渐走上现代化道路。最初,建筑的尝新集中在发达城市的酒店上,如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香山饭店,南京金陵饭店,上海龙柏饭店等。稍后,建筑的亮点又集中在商贸、办公大楼上,如深圳国贸大厦、广州国际大厦、上海金茂大厦等。与此同时,民宅的建筑风格也开始摇曳多姿,不再仅限于以前的筒子楼、积木式。不过,若谈地标,民宅似尚不能与政治、商业用途的建筑相比。
1992年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势头更猛,建筑与国际接轨的态势也蓄久而发。国际知名建筑设计事务所、国际顶级建筑设计师大举进入中国内地,成为高档楼宇设计的主流力量。与此同时,外国设计师的作品,因其成本高昂、造型前卫、观念西化,引起不少争议,甚至遭到“建筑文化帝国主义”的抨击。而中国将沦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田的说法,也大规模泛起。
作为对“建筑文化帝国主义”的回应,当然也出于对中国传统的一贯眷念,复古建筑思潮随之兴起。具有古典特色、民族特色、乡土特色的建筑如笋破土,复古仿古建筑有北京琉璃厂、天津文化街、阆中新古镇等,古建筑改造则有江油太白楼、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南昌滕王阁等,民俗建筑改造则有上海新天地、成都宽窄巷子等。对这些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的建筑形式,业界褒贬不一。书可以同文,车可以同轨,但艺术却不可以同理念。想想1949-1978年的中国,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艺作品有多么干枯乏味,就明白了。
文无定法,建筑亦无定法。就在中、西建筑风格的碰撞交融、此消彼长中,中国当代建筑的多元风格悄然兴起。
后记
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说:“传统的建筑设计已经不尽合时宜,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要重视建筑群的整体和城市全局的协调,以及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若以此来衡量未来城市地标,那些政治附体的呆板建筑、哗众取宠的怪异建筑、拙劣模仿的假古董建筑、一味炫金的虚荣建筑、千人一面的克隆建筑似都不堪入列。
未来的地标究会有怎样的变迁?无海尔梅斯之舌者,不可预言。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新与旧、中与西、动与静,破与立,将长久地推动地标变幻,并使其成为文明标准的永恒悬念。
要理清中国所有的城市地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在这里能做的,只是选出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将它们置于各自所处的时代之内,由此勾勒出时间与空间的轴线,而政治、经济、社会之变迁,自然而现。
布罗代尔曾论“地理时间”是“一种缓慢流逝、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我们的“地标时间”则恰恰相反——它变幻莫测,亦静亦动。60年来,蕴含民族情感、国家大义、政党伦理的地标建筑始终矗立,但另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地标,则各领风骚三五年,才成为夺目焦点,转眼就黯然失色。而共和国60年的成长历程,全方位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也正藏在这地标变幻中。
1949-1959:
社会主义新建筑
建国初期,建筑界主要接受苏联的建筑创作理论,将西方现代建筑视为“没落的世界主义”,而强调“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起初有两种潮流,一是所谓“复古主义建筑”,基本沿袭20世纪20-30年代的古典手法,以局部应用大屋顶为主要特征,如北京友谊宾馆、重庆大会堂、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组群等建筑;二是所谓“民族形式建筑”, 不带大屋顶,在古典构图体量上采用传统细部装饰,如北京首都剧场、建工部办公楼等。
1958年10月,中央确定了“国庆10大工程”,也即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现已拆除)等十大建筑。根据中央精神,这十大建筑必须反映和代表全国工、农、兵、侨、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成就。
翌年5月,在上海召开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提出“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主张在学习古今中外建筑一切好东西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新风格。国庆10大工程正是此种观念的重大实践。在这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复杂功能要求的建筑创作中,大体量、大空间、新结构的建筑被赋予了一定的民族风格,也改造、沿用了中西方古典构图体量与装饰元件。这批建筑对各地大型公共建筑创作有较大影响,一度成为“公共建筑样板房”。
1960-1978:
整体停滞与局部崛起
长达20年的时期内,极左思潮处于支配地位,建筑创作也不能幸免。扭曲的政治概念入侵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地标建筑的首要功能则是体现此种政治概念。各地纷纷兴建“毛泽东思想万岁馆”(民间俗称“万岁馆”,后来更名为“展览馆”),成为城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此外,无原则模仿国庆10大建筑的创作,也遍地开花。学者将此类地标称为“政治具象象征主义建筑”。
有趣的是,60年代末、70 年代初,国内新建的大型建筑不多,而援建外国的项目却不少,如阿尔及利亚的展览馆、几内亚的人民宫、斯里兰卡的国际会议大厦、塞拉利昂的体育场等。于是,要考察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到国门之外似更有收获。
不过,在建筑创作整体停滞的冰河下,仍有局部的崛起,那就是广州风格(学界称作建筑设计之“岭南派”)。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广州的建筑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建筑创新,主要集中在为外贸活动所设计的宾馆、展览馆、剧院等建筑中,如广州白云宾馆、矿泉别墅、友谊剧院等,以切合功能实际的平面安排,灵活通透的空间构成,明朗别致的外部造型,演绎现代建筑精神,形成广州风格。同时,北京、杭州、重庆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格调清新的建筑,如北京友谊商店、杭州机场候机楼、重庆山城电影院等,它们和广州风格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重要转折。
1979-2009:
多元建筑风格兴起
80年代以降,中国对外打开窗口,对内找到出口,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建筑也渐渐走上现代化道路。最初,建筑的尝新集中在发达城市的酒店上,如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香山饭店,南京金陵饭店,上海龙柏饭店等。稍后,建筑的亮点又集中在商贸、办公大楼上,如深圳国贸大厦、广州国际大厦、上海金茂大厦等。与此同时,民宅的建筑风格也开始摇曳多姿,不再仅限于以前的筒子楼、积木式。不过,若谈地标,民宅似尚不能与政治、商业用途的建筑相比。
1992年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势头更猛,建筑与国际接轨的态势也蓄久而发。国际知名建筑设计事务所、国际顶级建筑设计师大举进入中国内地,成为高档楼宇设计的主流力量。与此同时,外国设计师的作品,因其成本高昂、造型前卫、观念西化,引起不少争议,甚至遭到“建筑文化帝国主义”的抨击。而中国将沦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田的说法,也大规模泛起。
作为对“建筑文化帝国主义”的回应,当然也出于对中国传统的一贯眷念,复古建筑思潮随之兴起。具有古典特色、民族特色、乡土特色的建筑如笋破土,复古仿古建筑有北京琉璃厂、天津文化街、阆中新古镇等,古建筑改造则有江油太白楼、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南昌滕王阁等,民俗建筑改造则有上海新天地、成都宽窄巷子等。对这些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的建筑形式,业界褒贬不一。书可以同文,车可以同轨,但艺术却不可以同理念。想想1949-1978年的中国,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艺作品有多么干枯乏味,就明白了。
文无定法,建筑亦无定法。就在中、西建筑风格的碰撞交融、此消彼长中,中国当代建筑的多元风格悄然兴起。
后记
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说:“传统的建筑设计已经不尽合时宜,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要重视建筑群的整体和城市全局的协调,以及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若以此来衡量未来城市地标,那些政治附体的呆板建筑、哗众取宠的怪异建筑、拙劣模仿的假古董建筑、一味炫金的虚荣建筑、千人一面的克隆建筑似都不堪入列。
未来的地标究会有怎样的变迁?无海尔梅斯之舌者,不可预言。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新与旧、中与西、动与静,破与立,将长久地推动地标变幻,并使其成为文明标准的永恒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