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新公报显示，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9%，创近11年来新高，与此同时，这也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8月份以来连续第四个月保持在6%以上高位。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通货膨胀都是政府力图控制的重要指标。今年以来，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以及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相关部门进行调控的力度几近空前，仅货币政策就包括连续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银行存贷款利率等。目前来看，这类调控措施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可能和必要，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货币政策将由连续10年保持的“稳健”转为“从紧”，此政策思路的重大调整反映出“双防”任务紧迫且艰巨。
　　除了食品价格上涨过快等结构性因素外，CPI节节攀升之要害仍在于投资需求偏高、银行流动性过剩等难以消弭之痼疾。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7%，增速创年内新高。此外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10月份对外贸易顺差同比增长13.5%至270.5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这类屡调控屡反弹的尴尬充分说明，如果不能以“猛药”断然施行治本之策，加之国内外生产要素价格很有可能继续上行，美联储一再降息不断释放流动性并听任美元继续贬值，未来时期内防止通货膨胀的努力势将承受更大压力。
　　防止投资反弹、控制货币投放，这是宏观调控比较明确的中间目标，只不过，由于造成投资失控、货币泛滥的深层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少意图良好的政策措施不仅没能发挥合力，反而相互之间颇有抵牾。譬如说，为了减缓游资入境，央行意在保持中美之间适当利差，由此导致的国内负利率环境却又助长投资冲动；反过来说，如果央行大幅提高基准利率，则境外套利资本押注人民币升值激励更甚，可能造成外汇占款更为庞大。
　　一系列“追二兔”困境正是宏观调控难点所在，但是这些互相纠缠的牵绊并非不能解开的死结，其中涉及到很重要的一点判断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投资过热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已，真正令人担心的其实是硬币的另一面，即，产业结构失调以及投资效率低下，为此，在人民币不可能一次升值到位的情况下，除了加大货币回笼、严格信贷纪律之外，更应该抓紧推行体制、机制改革，把“多出来”的那部分资金引导到有助于长远发展的领域中去。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曾提出“升值不如加薪”，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建议，其好处在于能够将内、外部不平衡放到一个盘子里予以矫正，政府应该以加大劳动者保护力度的方式付之实践；另外，中国相当大比重的项目投资由政府主导，甚至直接由政府包办，这种模式应该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而趋于式微，增长远快于GDP的财政收入应该更多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品投资。
　　总的来说，通货膨胀虽然是一个货币现象，但由于中国的货币宽松由被动投放而引起，很难完全通过货币政策加以控制。我们认为，在当前以及今后时期，为了保证宏观调控顺利实施，中国应该在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等基本思路下，转换政府职能，改变增长方式，诚如是，则民富国强可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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