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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再平常的事，细细一想，也会悟出些不平常的道道来，你有，我有，他也会有。
就拿樓上楼下来说，住楼上和住楼下的人家，心理感受和生活状态就是不一样。
那些好不容易争到一楼的人家，心里的那份优越感藏都藏不住，家家都会将自己的小院打理得井井有条或者别开生面。
还有好些个住一楼的人家，多半会得寸进尺，今天搭一个阳光房，明天撑出一把遮阳伞，后天兴许还会种上几棵果树，那股子霸气，挡都挡不住。
住楼上的可就不一样了，越是高层，越是在羡慕嫉妒一楼人家的同时，也庆幸自家可以高枕无忧，不至时常被窃贼惦记。再者说，阳光充沛，空气清透，凭窗眺望，一览无余。心说：有打理小院儿那功夫，不如在自家阳台上泡上一壶茶，冬天晒晒太阳，夏天空调房里乘乘凉。
不说别人，单说我吧，楼上楼下都住过，酸甜苦辣都尝过。住哪儿都是住，住哪儿都有意思，有故事，有滋味。
小时候，与爸妈、哥仨一道，住在小城观音桥巷那栋“局座楼”里，当年住的是一楼。一楼各家门前先是敞开，打通的。旁边建了老广播站之后，用围墙把我们这栋楼给隔了起来。这样一来，楼下的四户人家，纷纷先用竹篱笆，后用墙砖围起了自家的小院儿。
小院儿不大，也不算小，加上敞开的阳台，那个年代，已经算很奢侈了。
家家都在院子里养起了鸡、鸭、鹅，种上了蔬菜。父亲每回上街买菜，人没进门，篮子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就是敲门声，他常常会从菜场买上几只小鸡回来。
家家小院里，跑满了鸡鸭鹅。要知道，这些个家禽，也是那些年饭桌上上好的肉食、补品。
鸡窝之类的物件，占据了小院的大半儿。
一家五口人，特别是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弟兄三个，就指着这群鸡鸭鹅了。
父亲有个绝活儿，能准确无误地拿捏到哪一天哪一只鸡会下蛋。除了目测，他还会用手指去掐捏。看过父亲蹲在鸡窝跟前，眼巴巴地等着那只鸡下蛋，然后迅速抓起一把米，奖励那只下蛋母鸡，跟着拿起热乎乎的鸡蛋，直接进了厨房。
父亲也在院子里种过西红柿和黄瓜。西红柿和黄瓜都结得慢，尤其是黄瓜。性急的父亲每天都会去地里看上几眼。
有一回，黄瓜长出来了，父亲没舍得摘下，说等第二天早上再摘。谁知，第二天早晨就听父亲在院子里一会儿仰头冲着楼上，一会儿转身向着隔壁人家在怒吼：
“谁那么缺德，尽摘别人家的黄瓜？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我们兄弟三个的童年记忆，有很多是留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小院里的。
每年的夏天，一到傍晚，父亲母亲会往院子里浇上几盆水，冲冲院子里被晒了一天的热气。然后，搬出小桌椅，端上一锅稀饭和一盆小酱菜，一家人围着，凉凉快快地吃上一顿晚饭。吃完饭，麻利收拾好碗筷之后，父亲会抬出一张小竹床、一张小躺椅，往院子中间一横，弟兄三个二话不说，就往竹床上挤。吃完母亲切好的西瓜、喝完绿豆汤之后，三人在竹床上打闹一番，相继呼呼大睡，睡到后半夜，会一一被父母叫醒，赶回到屋里各自的床上继续睡。
这栋楼一共也只有三层，住楼上的人家，看着我们一楼人家的生活场景，没有不羡慕的，这也是我们张家一家人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生活。
在小城电台工作最忙、也是最红的时候，住过正东路马路边上的居民楼三楼。马路上车来车往的吵吵声也就罢了，窗台下还一溜边排着修伞匠、修鞋匠、补锅匠、炸爆米花的……这些个工匠，马路边待久了，说话声音贼大，连唠嗑都像吵架似的。没的话唠了，就听各自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这边播放的是扬剧，那边播放的是广播评书，他们也有听新闻、听天气预报的习惯。唯一让我觉着宽慰的是，每到周末或是星期天，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半导体旋钮调到我主持的广播综艺节目《星期八十分》上，还跟着广播里的歌曲五音不全地瞎哼哼。
打死他们也不信，他们都喜欢听的节目，都打心眼里崇拜的“明星”主持人，会住在他们身后的这栋楼上。
一天，一位骑单车的朋友懒得上楼，就在马路边、我家楼下大声呼唤我的名字。那位补锅匠回应了他：
“你在叫哪个张波啊？”
“电台那个啊！”朋友理直气壮说。
“你不要瞎搞啊！那个电台里的张波怎么可能住在这栋楼上啊？”那边一个鞋匠笑道。
我那朋友不由分说地继续叫，鞋匠、补锅匠们继续在阻止，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直到我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回应了那位朋友。坐在楼下小板凳上的众“工匠”们齐刷刷站起身子，仰起头来得到证实后，这才不声不响地回到他们各自的座位上。
他们心里想了些啥我不得而知。我想，这一事实，多少会冲淡他们心中那份神秘感，也会带给他们些许谜团吧。
家里还没条件安装电话的那些年，楼下一家食品店成了我家的“电话亭”。一有急事，就会有人翻着电话簿，找到我家的位置和那家食品店的电话号码，请他们店家营业员，呼叫我们。呼着呼着，与那家食品店的店员渐渐熟悉起来。若干年过后，那栋小楼也拆掉了，那段鲜活的记忆却永久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以至于当年那个曾经常常为我传唤电话的周大姐，偶尔遇见，也会帮我唤回一些记忆的片段。
刚到省城工作那会儿，又搬进了一栋市中心的居民楼。这条巷子和这栋楼在省城名气不小——“科巷”里的“东白菜园”。
说它是“菜园”还真是恰如其分，楼下正是一家据说是这座城市规模最大的菜市场。隔壁还有一所重点小学。
除了晚上能有片刻安静，一到凌晨三四点，四面八方的菜农便聚集而来，整个菜市场，不，应该是，整个一栋居民楼一圈儿，都在大声喧哗，讨价还价，间或还会有早点摊的师傅们在吆喝着“杂饼”“豆浆”之类。
好不容易熬过这个点儿的闹腾，想睡上一个回笼觉吧，那边学校“晨操”音乐响起，升国旗、奏国歌、学生宣誓、老师训话……
这对于住在这栋楼上，我们这家文艺圈的夜猫子来说，想“黑白颠倒”一下作息时间绝无可能。 可说到柴米油盐过日子，住在这栋楼上，别提有多方便了。想吃什么、用什么，下楼就有，而且都是最新鲜、最活蹦乱跳的……
据说这个城市的许多老百姓，有很多都是大老远从住地特地赶到这里买菜的，想想这些，这栋楼上下住着的人们，不由地会有一种得天独厚的知足感。
再说就得说到现在住的这个小区、这栋楼了。算得上不偏不倚市中心最繁华地段之一。怎么就跟“三楼”有缘了呢？还是三楼。
懒得等候电梯时，三步并两步，直接就上了楼。下楼散步时，也羡慕过楼下人家的那个小院儿。家家像约好似的，都种着一棵枇杷树。每年一到六七月，一树橙黄的枇杷，串串饱满鲜嫩，吊足你的胃口。眼看着快要长到你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方，可当真想去够，不动用长把工具什么的，你还真够不着它。
这些年，楼下接连换过几户住家，还换过一户人家，户主是老外，和他的中国媳妇生了一羊娃。那段时间，从没听过羊娃的哭闹声，倒是那个老外常常约来几位外国朋友，围坐在院子里喝酒，从傍晚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唔哩哇啦的，半句都听不懂。搅得你一晚上迷迷瞪瞪，尤其后半夜那些很少抑扬顿挫的外国话，在你耳朵里嗡嗡地吵吵个不停，直让你头昏脑涨。
居然这么大的动静，整栋楼没有一家人出来干涉他们。是考虑对方是国际友人吗？
我曾好奇地探出头向楼下张望过，他们哪里是在聚餐啊，地上，尽是一只只空空的啤酒瓶，桌上除了烟缸，没有一盆下酒小菜。
你说老外不拘小节吧，有的时候，还来得个绅士。迎面碰上，还冲你笑得很亲近，感觉跟你上辈子就熟悉似的。见你手上拎着东西，开门不便，他会大步上前，为你开门，用脚抵住弹簧门，帮你通过。
日子长了，楼上下住着的人家，都会遇到一些挠头的事儿。比如，楼上往下漏水，让你不得不上楼敲开他的门，跟他理论一番。
敲开门，才知道楼上住着一位四十开外的眼镜男。白天没动静，夜里十二点一过，准时会听到卧室楼板有皮鞋的响声，又好像是高跟鞋的声音。天天如此，听不到这个声音，几乎很难让你熟睡。
眼镜男没有做丝毫辩解，直接爽快答应找人来看看是哪儿漏水了。没过几天，眼镜男敲开了我家的门，带来了一位水暖工，很快修好了漏水的地方。
闲聊中，得知他在我們小城上下班，难怪每天下班回来很晚。
还没做几天受害者，竟然就害苦了住我楼下的那家女主人，找上门来。说我家水漏到了她家，她家快淹水了。我去她家确实看见，那水漏得真的很凶，也不知从哪儿漏下来的。赶紧上物业召唤了一位工人上门，帮忙把我家和她家的漏洞补上。
当然，楼下住着的，也会常常傲气地指责楼上人家，与人家发生口角。诸如：楼上空调水管漏水了、空调外机噪音过大了、楼上的东西往下掉了等等。
就这样，原本楼上楼下住着的，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家，因为一些不得不照面和招呼的小事，只能非见不可了。
十几年住下来，彼此也只能混个脸熟，偶尔寒暄几句，也都是趁电梯上下的功夫。
闲下来往回想，每个人的人生，又何不是如此这般的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呢？
再辉煌、再高贵、再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再卑微、再窘迫、再无奈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状态，都不值得去与别人攀比高下，都没必要和命运去做无谓的抗争。
人生在世，能有一处栖身之所，能有一张饭桌、一块床板，能有一份悠然自得的胸怀，此生足矣。
就拿樓上楼下来说，住楼上和住楼下的人家，心理感受和生活状态就是不一样。
那些好不容易争到一楼的人家，心里的那份优越感藏都藏不住，家家都会将自己的小院打理得井井有条或者别开生面。
还有好些个住一楼的人家，多半会得寸进尺，今天搭一个阳光房，明天撑出一把遮阳伞，后天兴许还会种上几棵果树，那股子霸气，挡都挡不住。
住楼上的可就不一样了，越是高层，越是在羡慕嫉妒一楼人家的同时，也庆幸自家可以高枕无忧，不至时常被窃贼惦记。再者说，阳光充沛，空气清透，凭窗眺望，一览无余。心说：有打理小院儿那功夫，不如在自家阳台上泡上一壶茶，冬天晒晒太阳，夏天空调房里乘乘凉。
不说别人，单说我吧，楼上楼下都住过，酸甜苦辣都尝过。住哪儿都是住，住哪儿都有意思，有故事，有滋味。
小时候，与爸妈、哥仨一道，住在小城观音桥巷那栋“局座楼”里，当年住的是一楼。一楼各家门前先是敞开，打通的。旁边建了老广播站之后，用围墙把我们这栋楼给隔了起来。这样一来，楼下的四户人家，纷纷先用竹篱笆，后用墙砖围起了自家的小院儿。
小院儿不大，也不算小，加上敞开的阳台，那个年代，已经算很奢侈了。
家家都在院子里养起了鸡、鸭、鹅，种上了蔬菜。父亲每回上街买菜，人没进门，篮子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就是敲门声，他常常会从菜场买上几只小鸡回来。
家家小院里，跑满了鸡鸭鹅。要知道，这些个家禽，也是那些年饭桌上上好的肉食、补品。
鸡窝之类的物件，占据了小院的大半儿。
一家五口人，特别是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弟兄三个，就指着这群鸡鸭鹅了。
父亲有个绝活儿，能准确无误地拿捏到哪一天哪一只鸡会下蛋。除了目测，他还会用手指去掐捏。看过父亲蹲在鸡窝跟前，眼巴巴地等着那只鸡下蛋，然后迅速抓起一把米，奖励那只下蛋母鸡，跟着拿起热乎乎的鸡蛋，直接进了厨房。
父亲也在院子里种过西红柿和黄瓜。西红柿和黄瓜都结得慢，尤其是黄瓜。性急的父亲每天都会去地里看上几眼。
有一回，黄瓜长出来了，父亲没舍得摘下，说等第二天早上再摘。谁知，第二天早晨就听父亲在院子里一会儿仰头冲着楼上，一会儿转身向着隔壁人家在怒吼：
“谁那么缺德，尽摘别人家的黄瓜？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我们兄弟三个的童年记忆，有很多是留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小院里的。
每年的夏天，一到傍晚，父亲母亲会往院子里浇上几盆水，冲冲院子里被晒了一天的热气。然后，搬出小桌椅，端上一锅稀饭和一盆小酱菜，一家人围着，凉凉快快地吃上一顿晚饭。吃完饭，麻利收拾好碗筷之后，父亲会抬出一张小竹床、一张小躺椅，往院子中间一横，弟兄三个二话不说，就往竹床上挤。吃完母亲切好的西瓜、喝完绿豆汤之后，三人在竹床上打闹一番，相继呼呼大睡，睡到后半夜，会一一被父母叫醒，赶回到屋里各自的床上继续睡。
这栋楼一共也只有三层，住楼上的人家，看着我们一楼人家的生活场景，没有不羡慕的，这也是我们张家一家人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生活。
在小城电台工作最忙、也是最红的时候，住过正东路马路边上的居民楼三楼。马路上车来车往的吵吵声也就罢了，窗台下还一溜边排着修伞匠、修鞋匠、补锅匠、炸爆米花的……这些个工匠，马路边待久了，说话声音贼大，连唠嗑都像吵架似的。没的话唠了，就听各自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这边播放的是扬剧，那边播放的是广播评书，他们也有听新闻、听天气预报的习惯。唯一让我觉着宽慰的是，每到周末或是星期天，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半导体旋钮调到我主持的广播综艺节目《星期八十分》上，还跟着广播里的歌曲五音不全地瞎哼哼。
打死他们也不信，他们都喜欢听的节目，都打心眼里崇拜的“明星”主持人，会住在他们身后的这栋楼上。
一天，一位骑单车的朋友懒得上楼，就在马路边、我家楼下大声呼唤我的名字。那位补锅匠回应了他：
“你在叫哪个张波啊？”
“电台那个啊！”朋友理直气壮说。
“你不要瞎搞啊！那个电台里的张波怎么可能住在这栋楼上啊？”那边一个鞋匠笑道。
我那朋友不由分说地继续叫，鞋匠、补锅匠们继续在阻止，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直到我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回应了那位朋友。坐在楼下小板凳上的众“工匠”们齐刷刷站起身子，仰起头来得到证实后，这才不声不响地回到他们各自的座位上。
他们心里想了些啥我不得而知。我想，这一事实，多少会冲淡他们心中那份神秘感，也会带给他们些许谜团吧。
家里还没条件安装电话的那些年，楼下一家食品店成了我家的“电话亭”。一有急事，就会有人翻着电话簿，找到我家的位置和那家食品店的电话号码，请他们店家营业员，呼叫我们。呼着呼着，与那家食品店的店员渐渐熟悉起来。若干年过后，那栋小楼也拆掉了，那段鲜活的记忆却永久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以至于当年那个曾经常常为我传唤电话的周大姐，偶尔遇见，也会帮我唤回一些记忆的片段。
刚到省城工作那会儿，又搬进了一栋市中心的居民楼。这条巷子和这栋楼在省城名气不小——“科巷”里的“东白菜园”。
说它是“菜园”还真是恰如其分，楼下正是一家据说是这座城市规模最大的菜市场。隔壁还有一所重点小学。
除了晚上能有片刻安静，一到凌晨三四点，四面八方的菜农便聚集而来，整个菜市场，不，应该是，整个一栋居民楼一圈儿，都在大声喧哗，讨价还价，间或还会有早点摊的师傅们在吆喝着“杂饼”“豆浆”之类。
好不容易熬过这个点儿的闹腾，想睡上一个回笼觉吧，那边学校“晨操”音乐响起，升国旗、奏国歌、学生宣誓、老师训话……
这对于住在这栋楼上，我们这家文艺圈的夜猫子来说，想“黑白颠倒”一下作息时间绝无可能。 可说到柴米油盐过日子，住在这栋楼上，别提有多方便了。想吃什么、用什么，下楼就有，而且都是最新鲜、最活蹦乱跳的……
据说这个城市的许多老百姓，有很多都是大老远从住地特地赶到这里买菜的，想想这些，这栋楼上下住着的人们，不由地会有一种得天独厚的知足感。
再说就得说到现在住的这个小区、这栋楼了。算得上不偏不倚市中心最繁华地段之一。怎么就跟“三楼”有缘了呢？还是三楼。
懒得等候电梯时，三步并两步，直接就上了楼。下楼散步时，也羡慕过楼下人家的那个小院儿。家家像约好似的，都种着一棵枇杷树。每年一到六七月，一树橙黄的枇杷，串串饱满鲜嫩，吊足你的胃口。眼看着快要长到你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方，可当真想去够，不动用长把工具什么的，你还真够不着它。
这些年，楼下接连换过几户住家，还换过一户人家，户主是老外，和他的中国媳妇生了一羊娃。那段时间，从没听过羊娃的哭闹声，倒是那个老外常常约来几位外国朋友，围坐在院子里喝酒，从傍晚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唔哩哇啦的，半句都听不懂。搅得你一晚上迷迷瞪瞪，尤其后半夜那些很少抑扬顿挫的外国话，在你耳朵里嗡嗡地吵吵个不停，直让你头昏脑涨。
居然这么大的动静，整栋楼没有一家人出来干涉他们。是考虑对方是国际友人吗？
我曾好奇地探出头向楼下张望过，他们哪里是在聚餐啊，地上，尽是一只只空空的啤酒瓶，桌上除了烟缸，没有一盆下酒小菜。
你说老外不拘小节吧，有的时候，还来得个绅士。迎面碰上，还冲你笑得很亲近，感觉跟你上辈子就熟悉似的。见你手上拎着东西，开门不便，他会大步上前，为你开门，用脚抵住弹簧门，帮你通过。
日子长了，楼上下住着的人家，都会遇到一些挠头的事儿。比如，楼上往下漏水，让你不得不上楼敲开他的门，跟他理论一番。
敲开门，才知道楼上住着一位四十开外的眼镜男。白天没动静，夜里十二点一过，准时会听到卧室楼板有皮鞋的响声，又好像是高跟鞋的声音。天天如此，听不到这个声音，几乎很难让你熟睡。
眼镜男没有做丝毫辩解，直接爽快答应找人来看看是哪儿漏水了。没过几天，眼镜男敲开了我家的门，带来了一位水暖工，很快修好了漏水的地方。
闲聊中，得知他在我們小城上下班，难怪每天下班回来很晚。
还没做几天受害者，竟然就害苦了住我楼下的那家女主人，找上门来。说我家水漏到了她家，她家快淹水了。我去她家确实看见，那水漏得真的很凶，也不知从哪儿漏下来的。赶紧上物业召唤了一位工人上门，帮忙把我家和她家的漏洞补上。
当然，楼下住着的，也会常常傲气地指责楼上人家，与人家发生口角。诸如：楼上空调水管漏水了、空调外机噪音过大了、楼上的东西往下掉了等等。
就这样，原本楼上楼下住着的，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家，因为一些不得不照面和招呼的小事，只能非见不可了。
十几年住下来，彼此也只能混个脸熟，偶尔寒暄几句，也都是趁电梯上下的功夫。
闲下来往回想，每个人的人生，又何不是如此这般的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呢？
再辉煌、再高贵、再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再卑微、再窘迫、再无奈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状态，都不值得去与别人攀比高下，都没必要和命运去做无谓的抗争。
人生在世，能有一处栖身之所，能有一张饭桌、一块床板，能有一份悠然自得的胸怀，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