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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集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于一身。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随着其政治思想的改变而改变，评论风格也相应地有所变化。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把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以189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本文将梁启超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前期（1890-1898）、中期（1898-1918）和后期（1918-1929），前期的文章感情炽热、畅快淋漓，中期的文章趋于理性、条理清晰，后期以学者的身份继续从事报业活动。
关键词：梁启超；时务文体；流质多变；学者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2
中国近代是一段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多事之秋，社会问题突显，然而，动荡的年代往往思想最活跃。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特殊时代，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走在时代前端的知识分子，他们满怀爱国热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提出了诸多改革措施。这些鼓吹变法维新、积极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被称为中国近代维新派。维新派作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力量，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开路先锋，他们利用报刊向国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启蒙，冲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对新闻出版的限制，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维新派的新闻思想至今依然影响深远。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集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于一身，他活跃在新闻界长达 27 年，参与编辑和出版的报刊和杂志有二十多种，撰写各类文章达一亿四千万字。旨在救亡图存，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随着其政治思想的改变而改变，评论风格也相应地有所变化。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把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以189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本文将其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前期（1890-1898）、中期（1898-1918）和后期（1918-1929），本文讨论梁启超在这三个时期的评论特色及评论风格变化的内在原因。
1.前期（1890-1898）：感情炽热、畅快淋漓
戈公振这样评价梁启超：“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矣。”[1]梁启超于1890年接触到《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在这一年，他参与创办了《万国公报》，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并发表了第一篇议论报纸的文章《报馆考略》，阐述了创办报馆的五点利益。梁启超开始展露锋芒，此时的文字粗俗简略，文章篇幅也较为短小，创造了短评这种新的报刊体裁。
1896年，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至今耳熟能详、议论风发、感情激越的文章，因此名声大震。其中，《报馆有益于国事》揭示了维新派关于报纸功能的观点，即“去塞求通”，文章开篇就直抒胸臆：“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漏。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2]梁启超举例说明“不通”对一个国家的危害，指出中国受辱的原因也是因为“不通”。第二段即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3]把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接着引用丰富的历史典故以及西方报馆的现状大篇幅阐述报馆的益处，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结尾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读了令人热血沸腾，使读者产生共鸣。梁启超的写作风格从《时务报》上的文章开始形成，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感而发，打破了僵化的古文写法，不拘一格，半文半白，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通俗易懂，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这些文章被称为“时务文体”。
梁启超于1898年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变法通议》。《变法通议》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文章畅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的局面，认为只有改良现行的官僚体制和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从对统治者的期望出发的，希望皇帝能了解国家之事，民生疾苦，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2.中期（1898-1918）：趋于理性、条理清晰
1898年9月，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在维新变法失败的打击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刺激下，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评论风格也有了变化。他接受了西方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自由主义，创办《清议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这一年，梁启超的写作风格趋于成熟，到1902年《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等一系列文章达到顶峰。梁启超认为：“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与己同者。”[4]言论的力量在于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一个人的阅历、学识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考虑问题就会更加全面，不会轻易对问题做简单判断。作为改良派的主将，梁启超在1905至1907年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表了大量文章，写作风格也与前期有所区别。胡适在论及《新民丛报》与《民报》在日本的论争时说：“这种笔战在中国的政论文学史上有一点良好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梁启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变了。”[5]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文章基于知识学理、制度研究和历史考察而对新闻事实做出的判断，更为理性。如《关税权问题》这篇评论，只有对事实的判断，没有情感的带入，是梁启超后期“纯新闻评论”的典型作品。文章开头即列出新闻事实：“四月十六日上谕：户部尚书铁良，著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左侍郎唐绍仪，著派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钦此。”[6]随后第二段，梁启超即对此事作出简洁明快的判断：“此事于理宜行乎？日：宜。于时事可行乎？日：未可。”[7]为了支持上述判断，梁启超在后面详细回顾了五十年中国关税权的演变历史，用以证明关税权的现实状况，不是仅凭一纸任命书而能够轻易改变的。一种叙事与议论截然两分的结构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出现。 康有为曾批评梁启超流质多变，梁启超对此做过这样的解释：“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8]在救国方略上因时局的变化和个人主张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是应该的，这也说明梁启超追求进步、与时俱进，但在办报宗旨上，梁启超开启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的主张始终如一。马少华认为：“自1905年与革命派的论战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数年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国风报》上发表的评论，许多都是针对清廷试图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提出自己的专业性判断和批评、建议。这与他前期作品中倡导鼓动改革的主题有明显的区别。”[9]
3.后期（1918-1929）：以学者的身份继续从事报业活动
1917年底，梁启超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游历欧洲，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主张光大传统文化，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也转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在《<解放与改造>发刊词》一文中，梁启超提出：“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寶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10]1918年之前，梁启超是以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报刊活动，而1918年之后，梁启超是以学者的身份从事报刊活动。1915年梁启超就担任注重社会教育的《大中华》的总撰述。1920年，梁启超参与主编的《改造》是梁启超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强调办报要旗帜鲜明，并反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这个时期的文章学术性较浓，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1921年在《<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一文中，梁启超对自己的评论做过这样的回顾：“吾侪诚不敢自谓其所见之必当。虽然，常以天真烂漫的态度，自发表其现时良心所主张，一无瞻顾，从不肯以投合社会心理之故，偶发违心之论，尤不愿作模棱两可之辞，以逃天下之责难。”[11]可以说，“淋漓尽致、毫无隐蔽”是梁启超评论写作一贯坚持的思想主张和重要的特色。后期，梁启超潜心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著述，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4.结语
台湾学者张朋园说：“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深远处，几无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谈，都将残缺不整。他的一生，真是多姿多彩的。”[12]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奠基人，办报是梁启超一生主要的职业，他自己也常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自许。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研究涉猎广泛，学术研究广涉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学贯中西，囊括古今，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梁启超将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引入中国，不断与时俱进，随着政治活动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但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始终未变。
参考文献：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3）：123.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66.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66.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975.
[5]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中华书局.北京（1993）：130.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1681.
[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1681.
[8]吴其昌.梁启超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4）：231.
[9]马少华.论梁启超后期评论风格的变化——兼论梁启超对新闻评论形式演进的贡献[J].国际新闻界.2008（11）：89-94.
[1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3050.
[1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3369.
[12]张朋园.梁启超与季清革命[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版：1.
关键词：梁启超；时务文体；流质多变；学者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2
中国近代是一段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多事之秋，社会问题突显，然而，动荡的年代往往思想最活跃。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特殊时代，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走在时代前端的知识分子，他们满怀爱国热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提出了诸多改革措施。这些鼓吹变法维新、积极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被称为中国近代维新派。维新派作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力量，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开路先锋，他们利用报刊向国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启蒙，冲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对新闻出版的限制，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维新派的新闻思想至今依然影响深远。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集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于一身，他活跃在新闻界长达 27 年，参与编辑和出版的报刊和杂志有二十多种，撰写各类文章达一亿四千万字。旨在救亡图存，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随着其政治思想的改变而改变，评论风格也相应地有所变化。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把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以189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本文将其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前期（1890-1898）、中期（1898-1918）和后期（1918-1929），本文讨论梁启超在这三个时期的评论特色及评论风格变化的内在原因。
1.前期（1890-1898）：感情炽热、畅快淋漓
戈公振这样评价梁启超：“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矣。”[1]梁启超于1890年接触到《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在这一年，他参与创办了《万国公报》，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并发表了第一篇议论报纸的文章《报馆考略》，阐述了创办报馆的五点利益。梁启超开始展露锋芒，此时的文字粗俗简略，文章篇幅也较为短小，创造了短评这种新的报刊体裁。
1896年，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至今耳熟能详、议论风发、感情激越的文章，因此名声大震。其中，《报馆有益于国事》揭示了维新派关于报纸功能的观点，即“去塞求通”，文章开篇就直抒胸臆：“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漏。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2]梁启超举例说明“不通”对一个国家的危害，指出中国受辱的原因也是因为“不通”。第二段即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3]把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接着引用丰富的历史典故以及西方报馆的现状大篇幅阐述报馆的益处，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结尾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读了令人热血沸腾，使读者产生共鸣。梁启超的写作风格从《时务报》上的文章开始形成，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感而发，打破了僵化的古文写法，不拘一格，半文半白，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通俗易懂，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这些文章被称为“时务文体”。
梁启超于1898年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变法通议》。《变法通议》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文章畅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的局面，认为只有改良现行的官僚体制和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从对统治者的期望出发的，希望皇帝能了解国家之事，民生疾苦，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2.中期（1898-1918）：趋于理性、条理清晰
1898年9月，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在维新变法失败的打击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刺激下，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评论风格也有了变化。他接受了西方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自由主义，创办《清议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这一年，梁启超的写作风格趋于成熟，到1902年《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等一系列文章达到顶峰。梁启超认为：“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与己同者。”[4]言论的力量在于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一个人的阅历、学识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考虑问题就会更加全面，不会轻易对问题做简单判断。作为改良派的主将，梁启超在1905至1907年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表了大量文章，写作风格也与前期有所区别。胡适在论及《新民丛报》与《民报》在日本的论争时说：“这种笔战在中国的政论文学史上有一点良好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梁启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变了。”[5]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文章基于知识学理、制度研究和历史考察而对新闻事实做出的判断，更为理性。如《关税权问题》这篇评论，只有对事实的判断，没有情感的带入，是梁启超后期“纯新闻评论”的典型作品。文章开头即列出新闻事实：“四月十六日上谕：户部尚书铁良，著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左侍郎唐绍仪，著派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钦此。”[6]随后第二段，梁启超即对此事作出简洁明快的判断：“此事于理宜行乎？日：宜。于时事可行乎？日：未可。”[7]为了支持上述判断，梁启超在后面详细回顾了五十年中国关税权的演变历史，用以证明关税权的现实状况，不是仅凭一纸任命书而能够轻易改变的。一种叙事与议论截然两分的结构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出现。 康有为曾批评梁启超流质多变，梁启超对此做过这样的解释：“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8]在救国方略上因时局的变化和个人主张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是应该的，这也说明梁启超追求进步、与时俱进，但在办报宗旨上，梁启超开启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的主张始终如一。马少华认为：“自1905年与革命派的论战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数年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国风报》上发表的评论，许多都是针对清廷试图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提出自己的专业性判断和批评、建议。这与他前期作品中倡导鼓动改革的主题有明显的区别。”[9]
3.后期（1918-1929）：以学者的身份继续从事报业活动
1917年底，梁启超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游历欧洲，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主张光大传统文化，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也转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在《<解放与改造>发刊词》一文中，梁启超提出：“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寶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10]1918年之前，梁启超是以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报刊活动，而1918年之后，梁启超是以学者的身份从事报刊活动。1915年梁启超就担任注重社会教育的《大中华》的总撰述。1920年，梁启超参与主编的《改造》是梁启超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强调办报要旗帜鲜明，并反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这个时期的文章学术性较浓，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1921年在《<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一文中，梁启超对自己的评论做过这样的回顾：“吾侪诚不敢自谓其所见之必当。虽然，常以天真烂漫的态度，自发表其现时良心所主张，一无瞻顾，从不肯以投合社会心理之故，偶发违心之论，尤不愿作模棱两可之辞，以逃天下之责难。”[11]可以说，“淋漓尽致、毫无隐蔽”是梁启超评论写作一贯坚持的思想主张和重要的特色。后期，梁启超潜心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著述，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4.结语
台湾学者张朋园说：“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深远处，几无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谈，都将残缺不整。他的一生，真是多姿多彩的。”[12]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奠基人，办报是梁启超一生主要的职业，他自己也常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自许。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研究涉猎广泛，学术研究广涉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学贯中西，囊括古今，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梁启超将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引入中国，不断与时俱进，随着政治活动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但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始终未变。
参考文献：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3）：123.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66.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66.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975.
[5]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中华书局.北京（1993）：130.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1681.
[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1681.
[8]吴其昌.梁启超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4）：231.
[9]马少华.论梁启超后期评论风格的变化——兼论梁启超对新闻评论形式演进的贡献[J].国际新闻界.2008（11）：89-94.
[1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3050.
[1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3369.
[12]张朋园.梁启超与季清革命[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