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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3所高校的实证研究，探讨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调查显示，家长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入何种层次高校的影响显著。父亲对儿子的影响比较显著，母亲对女儿的影响较为明显；农村学生受母亲教育程度的影响更为显著。文化资本所营造的家庭氛围影响着子女的素质培养，民主型家庭子女的学业成绩更为优异。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学科选择和就业状况也有较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资本；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教育公平
作者简介：钟昌红（1987-），女，海南昌江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张叶青（1987-），女，甘肃兰州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25-0007-04
社会阶层被视为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先赋条件，它主要是由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构成的。经文献检索发现，在有关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中，对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较多，而对文化资本的研究较少；并且，对入学机会的关注较多，而对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文尝试探讨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全过程的影响。
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以个人的学识和修养而形成的性情和教养的形式而存在；二是以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之类客观化的状态而存在；三是以体制化或制度化的形式存在，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原始性的家庭财产的状态。[1]为便于测量，本文简化这一概念，主要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的测量指标，研究它对大学生的入学机会、学业过程以及学业成就的影响，认识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状况。
本研究的样本学校为北京、天津及河北的3所高校，其类型分别为部属重点高校、公立本科院校和地方独立学院，相当于高考录取批次中的一本线、二本线、三本线院校。每个学校抽取300个样本，共抽取900个样本，回收有效问卷817份，有效回收率为90.7%。对家庭背景——社会阶层采取陆学艺提出的十大阶层的分类方法。
一、对家庭文化资本的认识
1.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的关联
首先，需要认识社会阶层与家庭文化资本之间的构成情况。依据十大阶层的分类，考察几个主要社会阶层和其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况，如表1。
注：父亲受教育程度横向百分比封闭，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情况纵向不封闭。
从表1中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地位越高，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阶层位序越低，中低教育程度所占比例就越大。其中，农业劳动者最高学历仅为大专，且所占比例仅为1.9%。调查显示，家庭文化资本与家长社会职业是基本同构的。
家庭文化资本构成包含父亲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比较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情况，从图1可知，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父亲所占的比例较大；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母亲所占比重更大。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以父亲为高，因此本文主要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讨论文化资本的影响。
2.父母亲对子女影响的差异
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家庭中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这种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我们对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父母亲对不同性别的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存在差异。
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入学机会影响进行分性别的相关性检验，父亲对男生进入何种层次学校的影响力大于母亲（0.002＜0.443），母亲的影响力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母亲对女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要比父亲显著（0.000＜0.002），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女孩入学机会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可见，无论对男生还是女生，父亲的影响力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并具有相同的显著性水平。可能是由于子女对父母性别的认同和沟通差异，子女在教育成就的获得上似乎更倾向于效仿同性家长。
此外，对大城市、城镇和农村家庭家长教育程度对入学机会的影响分别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由于数据卡方检验统计要求期望频次小于5的格值不应超过25%，但父亲在农村项上的检验的格值和母亲在镇、县城项的检验格值均大于该上限，所以将该两项无效检验结果剔除。
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在大城市（省会及直辖市），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入何种高校的影响比母亲显著，母亲影响力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镇、县城家庭，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及城市父亲的影响显著。在农村家庭，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更为显著，父亲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家庭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水平的占绝大多数，职业以农业劳动者居多，母亲与子女沟通“较频繁”的比例达89.6%，而父亲在该水平所占比例为79.5%，相差10个百分点，可见农村母亲对子女的关注和沟通更多，因而对子女的入学影响更大。
3.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家长的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业成就具有正面激励作用已为许多研究所证明。笔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
表4显示，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分布大致相同，反映追求高学历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共同影响。约45%的家长持有的平常心，或许可以反映片面追求高学历的心态正在变得逐渐平和。小学及以下水平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持“无所谓”态度的也最多。在该教育水平下，有54.5%的家长为农业劳动者。显示他们对于改变社会身份、提高学历层次的要求更为强烈；同时，缺乏对教育的重视或者知难而退的比例也很高。
本文抽取1978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两个阶层——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和一个减幅最大的阶层——农业劳动者进行对比，[3]以期获知家长教育程度与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表5所显示的趋势与表4相似。私营企业主家长对子女的期望高的比例较高，将近50%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个体工商户对子女持“无所谓”态度的人数居多，农业劳动者对子女“期望不太高”的选择人数最多。
4.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与子女沟通的状况
表6显示了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与子女沟通的情况。一般而言，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与子女的交流和沟通就越充分，调查结果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一致。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沟通交流情况成显著相关性，显著性水平为0.008。从职业角度考察，最经常与子女进行交流的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总体比例的22.6%，而与子女交流较少的阶层是农业劳动者，比例达28.4%。
在调查中我们实地访谈了一些在校大学生，可作为辅证。父母为初中教育水平的访谈对象L1表示，平常打电话与父母交流，一般都是他来主导聊天话题，多为报喜不报忧，让父母开心和自豪；对于自己在社会兼职活动中的上当受骗、吃亏等事不告诉父母，以免父母担忧和增加他们不必要的心理负担。L1参与炒股、买基金等行为，也未向父母透露，“说了他们也不知道，还要给他们解释一大堆，太麻烦了，还不如不说。”
D1的父母为大专教育水平、事业单位职员，她和父母沟通的话题较多，包括学业成绩、参与校园社团活动以及就业准备情况等。D2的父母为大专教育水平的国家管理人员，她与父母的交流话题较为丰富，除基本的生活关照，还对一些关注的社会问题交换意见。在她准备公务员考试期间，父母为其选定工作岗位，督促其复习准备，为其提供了一些有效的考试技巧和面试礼仪知识，促成她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
通过访谈可知，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女与父母交流发生了从单向性到双向性的转换，同时聊天的话题也由单一的生活琐事向工作就业、人生思考等方面拓展。更为重要的是高教育程度的父母能够协同子女一起规划职业并提供支持，这是低教育水平的家长很难做到的。
二、文化资本对入学机会和学习过程的影响
1.文化资本对学生进入不同高校的影响
以父亲受教育程度为依据，其子女在3所高校中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入高校的影响均通过卡方显著检验，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和0.006，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层次决定了学生进入高校的层次，家庭文化资本低的子女进入低层次大学就读的可能性大，反之亦然。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在部属高校所占比例最大，为24.2%；而同一受教育程度，地方独立学院比总体低7个百分点。地方独立学院的学生，家长为高中程度的比例最大，其职业以个体工商户居多，比例达25.6%，充足的经济收入得以支撑学生在独立学院学习的高额学费。学费水平较低的普通本科高校中，初中和小学程度的家长比例最大，为32.5%。
还可以用教育辈出率进一步检验所调查学校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进入不同层次高校的影响。教育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群体的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群体人口在社会成员中所占比例之比。[4]辈出率为1时为最公平的状态。
依据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关于我国居民的总体教育状况，考虑到2010年应届毕业生的父母年龄段应在1957-1966年位列，采用该年龄段的统计数据，小学及以下程度占27.65%，初中教育程度占38.34%，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教育程度占27.36%，大专程度占4.74%，大学本科及以上占1.91%。[5]
如图3所示，教育辈出率随父亲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逐渐升高，呈快速上升趋势。父亲属高中以下程度的，对子女进入何种层次高校的影响较小；在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辈出率线性上升幅度陡增。意味着随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增大，入学机会的代际传递性越强。同时，不同层次高校辈出率呈现巨大差距，部属重点高校上升幅度最大，辈出率高达12.67。其中，最大辈出差距达55倍。即家长为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其子女进入部属重点高校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子女的55倍。笔者同比分析了以母亲受教育程度为依据的教育辈出率，趋势与图3相似，但均低于父亲在该水平的辈出率。
2.文化资本与学生学科专业选择的关联
如同我们的生活经验所感受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学科专业选择也存在影响。检验显示，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专业选择影响的显著水平为0.001，tau-y 系数为0.010。表7显示了3所高校按父亲教育程度的学科专业分布情况。
可以看到，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专业选择的影响呈现几种不同的趋势。外语类、艺术类科目呈近似递增的趋势，即父亲教育程度越高，分布的比例越高。由于这类学科要求有相应的特长和禀赋，突出地显示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文史哲类则呈降序排列，即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分布的比例出现递减趋势。这是由于文史哲是高校竞争力较弱、收费较低的学科，因而低社会阶层子女选择的比例更高。理工类、经管类的分布则基本持平。经管类专业中，以高中阶段水平的家长选择比例最大，具体分析，这一阶段教育程度的家长多为个体工商户阶层，其中高中教育程度所占比例为45.4%。
3.家庭氛围与子女学业成绩的关系
我们根据学生参与家庭决策和交流的程度，将家庭文化划分为权威型、民主型和放任型三类。表8显示，不同家庭的文化氛围与家长的教育程度明显相关。权威型家庭的比例总体而言并不高。民主型家庭随着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而增高，高学历家庭通过协商讨论进行决策的民主型最多。低学历家庭中由学生自主决策的情况最多，这种放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家长缺乏参与子女的活动和作出决策能力造成的。
家长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产生的影响，如表9所示。民主型家庭子女的学业成就，好和较好的比例最高，为88.3%；权威型家庭的这一比例为84.7%；放任型的为81.9%，同时后进生的比例更高。但总体而言，3类家庭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似乎显示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比家庭教育更大。
4. 不同家庭对子女素质培养的差异
不同教育程度的家庭，对子女的素质培养侧重点各有不同。根据学生反馈的家庭对素质培养的重要程度排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最重视的前三位是职场能力、口头表达技巧及自信心。见表10。
本科教育水平的家庭对竞争意识、合作精神、礼貌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家庭；大专学历家庭中最为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家庭注重自信心、诚信、口头表达能力、认真勤勉等素质。可以看出，高学历家庭更倾向于对子女进取性、基础性素质的培养，而低学历家庭优先考虑子女个体性的素质培养。
5.文化资本与子女就业情况
就业作为学业成就的一个有效衡量标准获得众多学者的认可。表11显示，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女成功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以父亲受教育程度预测子女就业概率的tau-y系数为0.021，并在0.05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为0.011。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已签约、待签约的比例提高，且尚未找到接收单位的比例下降。
三、主要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的分布是基本同构的，即高社会阶层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低社会阶层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由于父亲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母亲，父亲对家庭文化资本的构成和影响比母亲更重要。
（2）家庭文化资本明确影响子女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部属高校中，高文化资本家庭子女的比例最大，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子女进入低层次大学的可能性更大。以文化资本测量的教育辈出率随家长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说明家庭的文化资本越多，子女获得的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就越大。
（3）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专业选择有明显影响，低学历家庭的子女选择文史哲学科的更多；高学历家庭的子女选择艺术类、外语类学科的更多。
（4）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分布大致相同，但父母对不同性别的子女的影响有差异。比较而言，父亲对男生进入何种学校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母亲对女生的影响要比父亲显著。城市家庭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比母亲显著，农村家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更为显著。
（5）高教育程度家庭对子女进取性、基础性的素质培养更为重视，与子女的交流沟通更多。
（6）民主型家庭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增高而增高，其子女的学业成就相对更好。家庭文化资本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子女的就业成功率。
由于样本学校较少和选择的局限性，上述调查结果是否具有更为普遍的说服力，尚有待同类研究的验证。
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193.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94.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47.
[4]谢作栩,王伟宜.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探讨——陕、闽、浙、沪部分高校调查[J].东南学术,2004,(增刊):259-264.
[5]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38.
（责任编辑：麻剑飞）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文化资本；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教育公平
作者简介：钟昌红（1987-），女，海南昌江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张叶青（1987-），女，甘肃兰州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25-0007-04
社会阶层被视为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先赋条件，它主要是由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构成的。经文献检索发现，在有关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中，对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较多，而对文化资本的研究较少；并且，对入学机会的关注较多，而对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文尝试探讨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全过程的影响。
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以个人的学识和修养而形成的性情和教养的形式而存在；二是以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之类客观化的状态而存在；三是以体制化或制度化的形式存在，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原始性的家庭财产的状态。[1]为便于测量，本文简化这一概念，主要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的测量指标，研究它对大学生的入学机会、学业过程以及学业成就的影响，认识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状况。
本研究的样本学校为北京、天津及河北的3所高校，其类型分别为部属重点高校、公立本科院校和地方独立学院，相当于高考录取批次中的一本线、二本线、三本线院校。每个学校抽取300个样本，共抽取900个样本，回收有效问卷817份，有效回收率为90.7%。对家庭背景——社会阶层采取陆学艺提出的十大阶层的分类方法。
一、对家庭文化资本的认识
1.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的关联
首先，需要认识社会阶层与家庭文化资本之间的构成情况。依据十大阶层的分类，考察几个主要社会阶层和其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况，如表1。
注：父亲受教育程度横向百分比封闭，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情况纵向不封闭。
从表1中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地位越高，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阶层位序越低，中低教育程度所占比例就越大。其中，农业劳动者最高学历仅为大专，且所占比例仅为1.9%。调查显示，家庭文化资本与家长社会职业是基本同构的。
家庭文化资本构成包含父亲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比较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情况，从图1可知，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父亲所占的比例较大；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母亲所占比重更大。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以父亲为高，因此本文主要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讨论文化资本的影响。
2.父母亲对子女影响的差异
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家庭中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这种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我们对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父母亲对不同性别的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存在差异。
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入学机会影响进行分性别的相关性检验，父亲对男生进入何种层次学校的影响力大于母亲（0.002＜0.443），母亲的影响力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母亲对女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要比父亲显著（0.000＜0.002），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女孩入学机会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可见，无论对男生还是女生，父亲的影响力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并具有相同的显著性水平。可能是由于子女对父母性别的认同和沟通差异，子女在教育成就的获得上似乎更倾向于效仿同性家长。
此外，对大城市、城镇和农村家庭家长教育程度对入学机会的影响分别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由于数据卡方检验统计要求期望频次小于5的格值不应超过25%，但父亲在农村项上的检验的格值和母亲在镇、县城项的检验格值均大于该上限，所以将该两项无效检验结果剔除。
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在大城市（省会及直辖市），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入何种高校的影响比母亲显著，母亲影响力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镇、县城家庭，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及城市父亲的影响显著。在农村家庭，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更为显著，父亲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家庭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水平的占绝大多数，职业以农业劳动者居多，母亲与子女沟通“较频繁”的比例达89.6%，而父亲在该水平所占比例为79.5%，相差10个百分点，可见农村母亲对子女的关注和沟通更多，因而对子女的入学影响更大。
3.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家长的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业成就具有正面激励作用已为许多研究所证明。笔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
表4显示，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分布大致相同，反映追求高学历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共同影响。约45%的家长持有的平常心，或许可以反映片面追求高学历的心态正在变得逐渐平和。小学及以下水平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持“无所谓”态度的也最多。在该教育水平下，有54.5%的家长为农业劳动者。显示他们对于改变社会身份、提高学历层次的要求更为强烈；同时，缺乏对教育的重视或者知难而退的比例也很高。
本文抽取1978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两个阶层——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和一个减幅最大的阶层——农业劳动者进行对比，[3]以期获知家长教育程度与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表5所显示的趋势与表4相似。私营企业主家长对子女的期望高的比例较高，将近50%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个体工商户对子女持“无所谓”态度的人数居多，农业劳动者对子女“期望不太高”的选择人数最多。
4.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与子女沟通的状况
表6显示了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与子女沟通的情况。一般而言，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与子女的交流和沟通就越充分，调查结果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一致。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沟通交流情况成显著相关性，显著性水平为0.008。从职业角度考察，最经常与子女进行交流的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总体比例的22.6%，而与子女交流较少的阶层是农业劳动者，比例达28.4%。
在调查中我们实地访谈了一些在校大学生，可作为辅证。父母为初中教育水平的访谈对象L1表示，平常打电话与父母交流，一般都是他来主导聊天话题，多为报喜不报忧，让父母开心和自豪；对于自己在社会兼职活动中的上当受骗、吃亏等事不告诉父母，以免父母担忧和增加他们不必要的心理负担。L1参与炒股、买基金等行为，也未向父母透露，“说了他们也不知道，还要给他们解释一大堆，太麻烦了，还不如不说。”
D1的父母为大专教育水平、事业单位职员，她和父母沟通的话题较多，包括学业成绩、参与校园社团活动以及就业准备情况等。D2的父母为大专教育水平的国家管理人员，她与父母的交流话题较为丰富，除基本的生活关照，还对一些关注的社会问题交换意见。在她准备公务员考试期间，父母为其选定工作岗位，督促其复习准备，为其提供了一些有效的考试技巧和面试礼仪知识，促成她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
通过访谈可知，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女与父母交流发生了从单向性到双向性的转换，同时聊天的话题也由单一的生活琐事向工作就业、人生思考等方面拓展。更为重要的是高教育程度的父母能够协同子女一起规划职业并提供支持，这是低教育水平的家长很难做到的。
二、文化资本对入学机会和学习过程的影响
1.文化资本对学生进入不同高校的影响
以父亲受教育程度为依据，其子女在3所高校中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入高校的影响均通过卡方显著检验，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和0.006，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层次决定了学生进入高校的层次，家庭文化资本低的子女进入低层次大学就读的可能性大，反之亦然。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在部属高校所占比例最大，为24.2%；而同一受教育程度，地方独立学院比总体低7个百分点。地方独立学院的学生，家长为高中程度的比例最大，其职业以个体工商户居多，比例达25.6%，充足的经济收入得以支撑学生在独立学院学习的高额学费。学费水平较低的普通本科高校中，初中和小学程度的家长比例最大，为32.5%。
还可以用教育辈出率进一步检验所调查学校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进入不同层次高校的影响。教育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群体的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群体人口在社会成员中所占比例之比。[4]辈出率为1时为最公平的状态。
依据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关于我国居民的总体教育状况，考虑到2010年应届毕业生的父母年龄段应在1957-1966年位列，采用该年龄段的统计数据，小学及以下程度占27.65%，初中教育程度占38.34%，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教育程度占27.36%，大专程度占4.74%，大学本科及以上占1.91%。[5]
如图3所示，教育辈出率随父亲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逐渐升高，呈快速上升趋势。父亲属高中以下程度的，对子女进入何种层次高校的影响较小；在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辈出率线性上升幅度陡增。意味着随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增大，入学机会的代际传递性越强。同时，不同层次高校辈出率呈现巨大差距，部属重点高校上升幅度最大，辈出率高达12.67。其中，最大辈出差距达55倍。即家长为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其子女进入部属重点高校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子女的55倍。笔者同比分析了以母亲受教育程度为依据的教育辈出率，趋势与图3相似，但均低于父亲在该水平的辈出率。
2.文化资本与学生学科专业选择的关联
如同我们的生活经验所感受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学科专业选择也存在影响。检验显示，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专业选择影响的显著水平为0.001，tau-y 系数为0.010。表7显示了3所高校按父亲教育程度的学科专业分布情况。
可以看到，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专业选择的影响呈现几种不同的趋势。外语类、艺术类科目呈近似递增的趋势，即父亲教育程度越高，分布的比例越高。由于这类学科要求有相应的特长和禀赋，突出地显示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文史哲类则呈降序排列，即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分布的比例出现递减趋势。这是由于文史哲是高校竞争力较弱、收费较低的学科，因而低社会阶层子女选择的比例更高。理工类、经管类的分布则基本持平。经管类专业中，以高中阶段水平的家长选择比例最大，具体分析，这一阶段教育程度的家长多为个体工商户阶层，其中高中教育程度所占比例为45.4%。
3.家庭氛围与子女学业成绩的关系
我们根据学生参与家庭决策和交流的程度，将家庭文化划分为权威型、民主型和放任型三类。表8显示，不同家庭的文化氛围与家长的教育程度明显相关。权威型家庭的比例总体而言并不高。民主型家庭随着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而增高，高学历家庭通过协商讨论进行决策的民主型最多。低学历家庭中由学生自主决策的情况最多，这种放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家长缺乏参与子女的活动和作出决策能力造成的。
家长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产生的影响，如表9所示。民主型家庭子女的学业成就，好和较好的比例最高，为88.3%；权威型家庭的这一比例为84.7%；放任型的为81.9%，同时后进生的比例更高。但总体而言，3类家庭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似乎显示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比家庭教育更大。
4. 不同家庭对子女素质培养的差异
不同教育程度的家庭，对子女的素质培养侧重点各有不同。根据学生反馈的家庭对素质培养的重要程度排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最重视的前三位是职场能力、口头表达技巧及自信心。见表10。
本科教育水平的家庭对竞争意识、合作精神、礼貌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家庭；大专学历家庭中最为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家庭注重自信心、诚信、口头表达能力、认真勤勉等素质。可以看出，高学历家庭更倾向于对子女进取性、基础性素质的培养，而低学历家庭优先考虑子女个体性的素质培养。
5.文化资本与子女就业情况
就业作为学业成就的一个有效衡量标准获得众多学者的认可。表11显示，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女成功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以父亲受教育程度预测子女就业概率的tau-y系数为0.021，并在0.05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为0.011。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已签约、待签约的比例提高，且尚未找到接收单位的比例下降。
三、主要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的分布是基本同构的，即高社会阶层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低社会阶层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由于父亲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母亲，父亲对家庭文化资本的构成和影响比母亲更重要。
（2）家庭文化资本明确影响子女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部属高校中，高文化资本家庭子女的比例最大，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子女进入低层次大学的可能性更大。以文化资本测量的教育辈出率随家长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说明家庭的文化资本越多，子女获得的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就越大。
（3）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专业选择有明显影响，低学历家庭的子女选择文史哲学科的更多；高学历家庭的子女选择艺术类、外语类学科的更多。
（4）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分布大致相同，但父母对不同性别的子女的影响有差异。比较而言，父亲对男生进入何种学校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母亲对女生的影响要比父亲显著。城市家庭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比母亲显著，农村家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更为显著。
（5）高教育程度家庭对子女进取性、基础性的素质培养更为重视，与子女的交流沟通更多。
（6）民主型家庭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增高而增高，其子女的学业成就相对更好。家庭文化资本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子女的就业成功率。
由于样本学校较少和选择的局限性，上述调查结果是否具有更为普遍的说服力，尚有待同类研究的验证。
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193.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94.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47.
[4]谢作栩,王伟宜.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探讨——陕、闽、浙、沪部分高校调查[J].东南学术,2004,(增刊):25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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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麻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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