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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在对待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并且在G20峰会前后凸显出来。
最表面的一个冲突，反映在双方的刺激经济计划上。今年德国刺激经济的政府开支，占其GDP的1.5％，法国则仅为0.7％，美国则高达2％。因为德国占欧盟经济比重的19％、其刺激经济的开支占欧盟计划的37％，对整个欧盟的影响最大，德国和美国之间的互相指责也就最严重。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美国拿出2％的GDP来刺激经济，很多钱会用来购买德国产品：而德国仅出GDP的1.5％，使美国受益有限。也就是说，德国让美国出钱刺激经济，自己“搭便车”，欧洲其他国家则更不卖力。这是严重的不公平。
但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自有一套对付经济危机的办法，不需要美国这么庞大的政府开支。这就造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格局：被称为自由放任的美国，这次要通过强力的政府干预解决问题；而被美国视为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欧洲，政府相对而言似乎要“无为而治”了。
在G20前夜，《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欧洲的报道，大概也算美国媒体的自我反省吧。长期以来，欧洲的失业率高于美国。但是社会比美国安定得多。比如，以每10万人中入狱的人数计，美国为686人，英国则为139，是欧盟中人数最高的，南欧国家仅为69。
为什么如此?这大概和双方的市场经济体系有很大关系。美国是自由放任型。经济一衰退，工厂、公司、甚至学校、政府都解雇员工。大家失业后虽然可以领一段的救济，但马上就得自己认倒霉了。欧洲则不同。《纽约时报》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德国一个小技术公司最近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生意减少一半。老板把50名员工如数召集起来，要求一半的员工隔周上班。上班时间减半，收入自然会少。但政府负责补贴其三分之一的损失。钱是从公司员工在繁荣时期用加班费创造的基金中来的。结果，没有人失业；工作减半的人，实际的经济损失也很有限，业余时间更多，家庭生活更丰富，比起全职的人生活质量并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破产、减少消费，对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需求也小。
这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谓“社会市场”的一个写照。在许多极端的市场派人士看来，也属于“大锅饭”的福利国家制度了。但是，在欧洲人看来。这种制度比美国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
我们不妨从微观的层面进行分析。欧洲人在经济危机时半职下岗，如同度假，生活没有震荡。孩子的教育也不受影响。相反，许多家长利用半职的“假期”，多和孩子消磨时间，加强了他们的教育，使下一代劳动力更有竞争力。许多公司，干脆乘机让职工脱产培训，增加劳动力的技术含量，等经济一恢复，这些人的劳动生产率就特别高，很容易挽回脱产时的损失。当然，这样的雇佣制度，使公司不敢轻易雇人，怕雇了就甩不掉，造成了欧洲的失业率长期比美国高。但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也使欧洲在岗的劳动力选拔严格、素质高。这也是欧洲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的原因。再看美国，经济一衰退企业就裁人。人一失业，连医疗保险都会丢，家庭就陷入危机。另外，人失业几年，技能就丢了，再拣起来不容易。
我于1999年至2000年在日本居住一年，当时媒体整天讨论新一代高中生的问题：无心进学，又不想工作(指企业的正式工作)，全跑到超级市场打工。在日本人看来，这就算堕落的一代了。可是，我到超级市场一看，那些最“堕落”的高中生收银员们，实在是我见过的最训练有素的收银员。对顾客恭恭敬敬不说，手脚之快，实在是以一当十。拥挤的市场客流通畅无阻。回到美国一看，美国那些年纪大得多的收银员，两个也顶不上一个日本高中生。他们经常不知所措，要招呼经理给他们解决收款中的问题，使一条长队堵在那里。一想就明白，美国这些职工，今天被解雇，明天找个别的工作，刚练起来的技艺还没有熟悉，就又得进行“社会流动”了。比起欧洲、日本的职工来，他们严重缺乏职业培训。这样的人就业率越高，劳动生产率可能越低。用欧洲的办法花钱把他们养起来、不出来“捣乱”，说不定还是个聪明的办法。
长期以来，福利国家一直维持着高度的经济竞争力。这就逼得人们反省：福利国家或者“社会市场”是否有其“社会经济”或“社会效率”的优势?“社会市场”以人为中心，其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促进人的发展：职工不断提高技艺、有稳定的生活、下一代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这种家庭的“再生产”，不能被经济周期所打断。美国人则经常是在繁荣期疯狂工作，加班费全用来买大房子。经济一走低，则无所归依，自己和家庭都受到了巨大伤害。在低技术的环境下，美国这种刀耕火种、粗放自由的劳动市场，也许在降低成本等方面有优势。但在高技术的社会，能够长期保持技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职工及其子女，对一个社会的竞争力就更至关重要了。所以，未来中国面临着产业升级等等挑战，我们的经济特别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效率”，更是宽广意义上的“社会效率”。国家和企业对其公民和职工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是维持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关键。
最表面的一个冲突，反映在双方的刺激经济计划上。今年德国刺激经济的政府开支，占其GDP的1.5％，法国则仅为0.7％，美国则高达2％。因为德国占欧盟经济比重的19％、其刺激经济的开支占欧盟计划的37％，对整个欧盟的影响最大，德国和美国之间的互相指责也就最严重。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美国拿出2％的GDP来刺激经济，很多钱会用来购买德国产品：而德国仅出GDP的1.5％，使美国受益有限。也就是说，德国让美国出钱刺激经济，自己“搭便车”，欧洲其他国家则更不卖力。这是严重的不公平。
但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自有一套对付经济危机的办法，不需要美国这么庞大的政府开支。这就造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格局：被称为自由放任的美国，这次要通过强力的政府干预解决问题；而被美国视为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欧洲，政府相对而言似乎要“无为而治”了。
在G20前夜，《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欧洲的报道，大概也算美国媒体的自我反省吧。长期以来，欧洲的失业率高于美国。但是社会比美国安定得多。比如，以每10万人中入狱的人数计，美国为686人，英国则为139，是欧盟中人数最高的，南欧国家仅为69。
为什么如此?这大概和双方的市场经济体系有很大关系。美国是自由放任型。经济一衰退，工厂、公司、甚至学校、政府都解雇员工。大家失业后虽然可以领一段的救济，但马上就得自己认倒霉了。欧洲则不同。《纽约时报》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德国一个小技术公司最近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生意减少一半。老板把50名员工如数召集起来，要求一半的员工隔周上班。上班时间减半，收入自然会少。但政府负责补贴其三分之一的损失。钱是从公司员工在繁荣时期用加班费创造的基金中来的。结果，没有人失业；工作减半的人，实际的经济损失也很有限，业余时间更多，家庭生活更丰富，比起全职的人生活质量并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破产、减少消费，对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需求也小。
这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谓“社会市场”的一个写照。在许多极端的市场派人士看来，也属于“大锅饭”的福利国家制度了。但是，在欧洲人看来。这种制度比美国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
我们不妨从微观的层面进行分析。欧洲人在经济危机时半职下岗，如同度假，生活没有震荡。孩子的教育也不受影响。相反，许多家长利用半职的“假期”，多和孩子消磨时间，加强了他们的教育，使下一代劳动力更有竞争力。许多公司，干脆乘机让职工脱产培训，增加劳动力的技术含量，等经济一恢复，这些人的劳动生产率就特别高，很容易挽回脱产时的损失。当然，这样的雇佣制度，使公司不敢轻易雇人，怕雇了就甩不掉，造成了欧洲的失业率长期比美国高。但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也使欧洲在岗的劳动力选拔严格、素质高。这也是欧洲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的原因。再看美国，经济一衰退企业就裁人。人一失业，连医疗保险都会丢，家庭就陷入危机。另外，人失业几年，技能就丢了，再拣起来不容易。
我于1999年至2000年在日本居住一年，当时媒体整天讨论新一代高中生的问题：无心进学，又不想工作(指企业的正式工作)，全跑到超级市场打工。在日本人看来，这就算堕落的一代了。可是，我到超级市场一看，那些最“堕落”的高中生收银员们，实在是我见过的最训练有素的收银员。对顾客恭恭敬敬不说，手脚之快，实在是以一当十。拥挤的市场客流通畅无阻。回到美国一看，美国那些年纪大得多的收银员，两个也顶不上一个日本高中生。他们经常不知所措，要招呼经理给他们解决收款中的问题，使一条长队堵在那里。一想就明白，美国这些职工，今天被解雇，明天找个别的工作，刚练起来的技艺还没有熟悉，就又得进行“社会流动”了。比起欧洲、日本的职工来，他们严重缺乏职业培训。这样的人就业率越高，劳动生产率可能越低。用欧洲的办法花钱把他们养起来、不出来“捣乱”，说不定还是个聪明的办法。
长期以来，福利国家一直维持着高度的经济竞争力。这就逼得人们反省：福利国家或者“社会市场”是否有其“社会经济”或“社会效率”的优势?“社会市场”以人为中心，其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促进人的发展：职工不断提高技艺、有稳定的生活、下一代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这种家庭的“再生产”，不能被经济周期所打断。美国人则经常是在繁荣期疯狂工作，加班费全用来买大房子。经济一走低，则无所归依，自己和家庭都受到了巨大伤害。在低技术的环境下，美国这种刀耕火种、粗放自由的劳动市场，也许在降低成本等方面有优势。但在高技术的社会，能够长期保持技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职工及其子女，对一个社会的竞争力就更至关重要了。所以，未来中国面临着产业升级等等挑战，我们的经济特别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效率”，更是宽广意义上的“社会效率”。国家和企业对其公民和职工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是维持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