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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学对于早期解构主义者而言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却成为解构主义者德里达谈论“政治”的话题之一。从《友谊政治学》一书的出版到德里达实现“政治学”思想转向的整个过程中，他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政治观点进行解构与重建，将友爱、朋友、民主等概念作为解构主义策略中的对象，试图打破一个传统政治意义上无敌友的人类时代，正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时代特征和理论价值，而这一点也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
关键词：德里达;政治学;解构策略
作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他的思想在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下经历了早期和晚期的演变之路。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关于德里达思想中是否存在政治学或伦理学这一隐喻表述为基本线索展开讨论，同样德里达解构主义立场是否隐含政治性也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对此，学者杨耕的观点独具创意，他指出德里达从结构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这是由解构主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功能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政治学维度决定。”[8]学者张旭在《德里达晚年思想的政治哲学转向》文章中表明，德里达借助于列维纳斯模式实现了“他晚年政治哲学的转向，提出了一套以友爱、好客、新国际等概念为核心范畴的新政治哲学，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政治秩序和人权政治给出了深刻而负责任的反思。”[9]学者李永毅先生认为，德里达思想中存有“政治学”转向和早期解构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解构主义的立场本身就隐含着政治性。上述观点从本质上强调，德里达思想的转变是其政治逻辑与环境发展演变下的时代产物，如他本人所说那些政治问题并非像从某个弯道贸然出现，而是通过借助马克思主义，实现对当前形势规则的反抗。那么，如此以来，关于德里达思想中“政治学与伦理学”的转向之争，以及解构主义观点中所指涉的政治含义，由此将解构策略运用于政治领域去重新思考政治问题，这是本文得以开展的前提。
一、德里达“政治学”思想转向之路
20世纪60年代，“解构”或“解构主义”思潮在法国学界开始蔓延，这一思潮的传播之势可谓是蔚然成风，很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激起反响，进而席卷欧美，涉及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神学等在内的文化研究的每一领域。”[2]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相继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法律的力量》《友谊政治学》等涉及政治问题的著作，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强烈反响，这一反响的背后是德里达晚期思想转向“政治学”的重要发端，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是他晚期“政治一伦理观”的转向之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关于讨论德里达的声音越来越广泛，是否意味着他真正实现了政治学思想转向呢？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要从《友谊政治学》著作中去寻找在实现转向过程中隐含的理论线索，要理解其中的政治立场，德里达对解构主义的批判就是一把钥匙。
事实上，德里达在1967年出版《论文字学》一书就涉及对政治问题的讨论，随后在1968年法美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他指出“任何哲学性学术研讨会，都存在着必然的政治意义，”[10]此言渗透了他对“政治”一词的见解，也奠定了《友谊政治学》一书的思想基调。同时，此书的写作思路与他前期作品风格略有不同，似乎暗示“解构主义向来诉说的是意义和判断之丛确证和自相矛盾的悲伤，”[2]它充其量不过是德里达‘政治学转向’的一种方式而已。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友谊政治学》书中他并没有直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指出解构和政治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德里达在分析表面与政治不相关的问题时，他的文本也充满了政治的“潜台词”，因此，文本中的文字仅仅是解构主义分析的切入点，也说明德里达并没有失去政治立场而是针砭时弊地对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所以，他认为解构思想中隐含着政治维度，试图通过文字来阐述对政治的看法，以此获得更明晰的理解。
关于‘政治’一词的概念，它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书中，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并延续至近代西方国家。然而，‘政治’在德里达解构思想中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其一，他认为政治领域中存在着私人和公共对立的局面;其二，他指出传统意义上政治体制的问题，是“公民主体与计算、政治犯罪、男性中心主义的政治思维、友爱的政治含义、政治欲望与政治决断的关系、作为允诺的民主、主权、政治共同体等等微观问题。”[6]基于上述两点，德里达在对政治概念的解构过程中进行去政治化的阐述，这表明他对政治进行另一种可能的思考，希望“尽可能扩大政治讨论的空间，同时又防止将一切东西简单地归结为单一意义上的政治。”[6]可见，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与‘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解构主义的建构意义和人文关怀，也能够得到具体的呈现，正是他“政治学”思想转向的重要过程。
所以，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它不是所谓的“摧毁和瓦解”，而是一种对美好社会的“肯定”追求，在也恰恰预示了他后期经历“政治学”转向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思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它也并未背离早期解构主义所设的思想框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主义的立场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另外，它從根本上消解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呼吁建立新型国际组织抵御全球性的危机，从而也宣告了一种世界主义哲学家的愿望和远瞩。
二、《友谊政治学》中的解构策略分析
20世纪60年代后期，解构主义和德里达的名字似乎毫无联系，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的名字却在欧洲大陆变得家喻户晓呢？此前，《友谊政治学》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界的关注，也由此带来两个不同观点的争论：“友谊”中有政治学？友谊的“政治”还是政治的“友谊”呢？鉴于此，学者尚杰先生对“友谊”的内涵作了分析，他指出：“友谊政治学的提法本身就是模糊学科界限的，其实德里达谈论的绝不仅仅是政治学，这个术语本身就具有超越性质。”[11]这一论断表明德里达对‘友谊’概念的表述在当时还显得不成熟，此书中虽涉及朋友、敌人、友爱、民主……这些熟知的哲学概念，但他并没有将这些哲学概念直接运用在政治领域，而是认为哲学在生活中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东西，如此说来，哲学概念与政治表述成为《友谊政治学》书中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 那么，关于另一个观点的争论，德里达为什么要阐述“友谊”政治学呢？因为在他看来友谊是身边的事，友谊（友爱）在传统的启蒙术语中，即以博爱称之。所以，‘友谊’与‘朋友’这两个概念，在西方政治术语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如果要产生一种友爱的政治学而不是战争的政治学，那么就必须对朋友的意义产生一种共识，只有从朋友（敌人）之间对立内部才能决定‘朋友’的含义。”[12]此言可以看出，德里达的政治观点是要消解这种非友即敌或非敌即友的对立状态，从而进一步解构施密特所持以战争作为敌友之分的形而上学政治逻辑观点。基于此，德里达把对战争的解构转向以朋友、友爱为对象，因为“朋友与敌人”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一对日常生活的概念，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或敌人，我们就不能称对方为朋友或敌人了。
在此，德里达首先讨论了如何解构友爱以及从友爱的概念中衍生出博爱，他认为“真正的博爱，字面意义上的博爱，可能就是普世的、精神的、象征的以及无限的博爱，即誓约的博爱（兄弟关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博爱，不是‘自然’兄弟之间的博爱，不是对立于姐妹的男性兄弟之间的博爱，不是家族之内、民族之中以及特殊语言之内被确定的兄弟之间的博爱。”[12]如此以来，家庭、民主等概念便成为他著作中不可缺少的語言。其中，在《友谊政治学》书中反复出现这样一句话：“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第一个‘朋友’是复数，第二个‘朋友’则是单数。”[2]此话是德里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第一个‘朋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第二个‘朋友’指少数人之间的友谊，具体地讲即是志同道合的兄弟情谊。
那么，什么是友爱呢？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伦理学中，关于友爱的阐述，换句话说“人可以喜欢被爱，但是爱永远比被爱更为重要，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行动之于痛苦、主动之于被动、本质之于偶然、知识之于无知。”[2]这是因为我们依存的社会，从来只是少数人的平等，友爱也是指向少数人，反过来体现人们之间平等关系。如果没有朋友或敌人将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朋友与敌人的世界里，犹如人丢失了朋友或敌人，只有在记忆中恍恍惚惚出现了一个幽灵，可是依旧没有找到友谊或朋友。另外，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敌非友抑或无友无敌的世界里，那么战争也不复存在，也恰恰印证了施密特所指的后冷战世界的政治格局及其走向。
同样，德里达在《友谊政治学》书中对“民主”一词谈论较多，“民主”来源于西方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性。德里达所讨论的民主并不是民主制度，他认为：“民主的生命就像生命本身，在其分化的德性的核心保持着它自身的不充分性。”[6]因而，解构和民主成为了以民主的方式对待民主的一种策略，这样“民主”就不断完善“自身免疫”机制，正因为如此，它就有无限地可完善性，不断解除自身界限地可能性。
总之，德里达在《友谊政治学》书中以其深邃的思想对‘政治’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解构，它肯定了一个没有传统政治意义上的敌人与朋友的人类新政治时代，从而也宣告了一种世界主义者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观点基础上，后现代的政治模式渐渐消解了传统政治，将友爱、朋友、民主等概念作为解构主义策略中的对象，表明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现代特征。
参考文献：
[1]（法）伯努瓦﹒皮特斯著.德里达传[M].魏柯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陆扬.德里达的幽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4]（法）德里达著.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M].胡继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5]岳梁.幽灵学方法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汪堂家.汪堂家讲德里达[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尚杰.悖谬与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哲学—读德里达<友谊政治学>[J].社会科学辑刊，2007（03）.
[8]复且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复且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9]刘婷：《读德里达传的几点思考》，选自《中国美学研究》（ 第四辑），第316页.
[10]转引自高桥哲哉：德里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1]选自《悖谬与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哲学—读德里达<友谊政治学>》，尚杰，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15页.
[12]胡继华：《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
关键词：德里达;政治学;解构策略
作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他的思想在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下经历了早期和晚期的演变之路。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关于德里达思想中是否存在政治学或伦理学这一隐喻表述为基本线索展开讨论，同样德里达解构主义立场是否隐含政治性也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对此，学者杨耕的观点独具创意，他指出德里达从结构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这是由解构主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功能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政治学维度决定。”[8]学者张旭在《德里达晚年思想的政治哲学转向》文章中表明，德里达借助于列维纳斯模式实现了“他晚年政治哲学的转向，提出了一套以友爱、好客、新国际等概念为核心范畴的新政治哲学，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政治秩序和人权政治给出了深刻而负责任的反思。”[9]学者李永毅先生认为，德里达思想中存有“政治学”转向和早期解构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解构主义的立场本身就隐含着政治性。上述观点从本质上强调，德里达思想的转变是其政治逻辑与环境发展演变下的时代产物，如他本人所说那些政治问题并非像从某个弯道贸然出现，而是通过借助马克思主义，实现对当前形势规则的反抗。那么，如此以来，关于德里达思想中“政治学与伦理学”的转向之争，以及解构主义观点中所指涉的政治含义，由此将解构策略运用于政治领域去重新思考政治问题，这是本文得以开展的前提。
一、德里达“政治学”思想转向之路
20世纪60年代，“解构”或“解构主义”思潮在法国学界开始蔓延，这一思潮的传播之势可谓是蔚然成风，很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激起反响，进而席卷欧美，涉及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神学等在内的文化研究的每一领域。”[2]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相继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法律的力量》《友谊政治学》等涉及政治问题的著作，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强烈反响，这一反响的背后是德里达晚期思想转向“政治学”的重要发端，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是他晚期“政治一伦理观”的转向之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关于讨论德里达的声音越来越广泛，是否意味着他真正实现了政治学思想转向呢？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要从《友谊政治学》著作中去寻找在实现转向过程中隐含的理论线索，要理解其中的政治立场，德里达对解构主义的批判就是一把钥匙。
事实上，德里达在1967年出版《论文字学》一书就涉及对政治问题的讨论，随后在1968年法美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他指出“任何哲学性学术研讨会，都存在着必然的政治意义，”[10]此言渗透了他对“政治”一词的见解，也奠定了《友谊政治学》一书的思想基调。同时，此书的写作思路与他前期作品风格略有不同，似乎暗示“解构主义向来诉说的是意义和判断之丛确证和自相矛盾的悲伤，”[2]它充其量不过是德里达‘政治学转向’的一种方式而已。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友谊政治学》书中他并没有直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指出解构和政治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德里达在分析表面与政治不相关的问题时，他的文本也充满了政治的“潜台词”，因此，文本中的文字仅仅是解构主义分析的切入点，也说明德里达并没有失去政治立场而是针砭时弊地对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所以，他认为解构思想中隐含着政治维度，试图通过文字来阐述对政治的看法，以此获得更明晰的理解。
关于‘政治’一词的概念，它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书中，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并延续至近代西方国家。然而，‘政治’在德里达解构思想中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其一，他认为政治领域中存在着私人和公共对立的局面;其二，他指出传统意义上政治体制的问题，是“公民主体与计算、政治犯罪、男性中心主义的政治思维、友爱的政治含义、政治欲望与政治决断的关系、作为允诺的民主、主权、政治共同体等等微观问题。”[6]基于上述两点，德里达在对政治概念的解构过程中进行去政治化的阐述，这表明他对政治进行另一种可能的思考，希望“尽可能扩大政治讨论的空间，同时又防止将一切东西简单地归结为单一意义上的政治。”[6]可见，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与‘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解构主义的建构意义和人文关怀，也能够得到具体的呈现，正是他“政治学”思想转向的重要过程。
所以，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它不是所谓的“摧毁和瓦解”，而是一种对美好社会的“肯定”追求，在也恰恰预示了他后期经历“政治学”转向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思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它也并未背离早期解构主义所设的思想框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主义的立场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另外，它從根本上消解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呼吁建立新型国际组织抵御全球性的危机，从而也宣告了一种世界主义哲学家的愿望和远瞩。
二、《友谊政治学》中的解构策略分析
20世纪60年代后期，解构主义和德里达的名字似乎毫无联系，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的名字却在欧洲大陆变得家喻户晓呢？此前，《友谊政治学》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界的关注，也由此带来两个不同观点的争论：“友谊”中有政治学？友谊的“政治”还是政治的“友谊”呢？鉴于此，学者尚杰先生对“友谊”的内涵作了分析，他指出：“友谊政治学的提法本身就是模糊学科界限的，其实德里达谈论的绝不仅仅是政治学，这个术语本身就具有超越性质。”[11]这一论断表明德里达对‘友谊’概念的表述在当时还显得不成熟，此书中虽涉及朋友、敌人、友爱、民主……这些熟知的哲学概念，但他并没有将这些哲学概念直接运用在政治领域，而是认为哲学在生活中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东西，如此说来，哲学概念与政治表述成为《友谊政治学》书中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 那么，关于另一个观点的争论，德里达为什么要阐述“友谊”政治学呢？因为在他看来友谊是身边的事，友谊（友爱）在传统的启蒙术语中，即以博爱称之。所以，‘友谊’与‘朋友’这两个概念，在西方政治术语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如果要产生一种友爱的政治学而不是战争的政治学，那么就必须对朋友的意义产生一种共识，只有从朋友（敌人）之间对立内部才能决定‘朋友’的含义。”[12]此言可以看出，德里达的政治观点是要消解这种非友即敌或非敌即友的对立状态，从而进一步解构施密特所持以战争作为敌友之分的形而上学政治逻辑观点。基于此，德里达把对战争的解构转向以朋友、友爱为对象，因为“朋友与敌人”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一对日常生活的概念，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或敌人，我们就不能称对方为朋友或敌人了。
在此，德里达首先讨论了如何解构友爱以及从友爱的概念中衍生出博爱，他认为“真正的博爱，字面意义上的博爱，可能就是普世的、精神的、象征的以及无限的博爱，即誓约的博爱（兄弟关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博爱，不是‘自然’兄弟之间的博爱，不是对立于姐妹的男性兄弟之间的博爱，不是家族之内、民族之中以及特殊语言之内被确定的兄弟之间的博爱。”[12]如此以来，家庭、民主等概念便成为他著作中不可缺少的語言。其中，在《友谊政治学》书中反复出现这样一句话：“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第一个‘朋友’是复数，第二个‘朋友’则是单数。”[2]此话是德里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第一个‘朋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第二个‘朋友’指少数人之间的友谊，具体地讲即是志同道合的兄弟情谊。
那么，什么是友爱呢？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伦理学中，关于友爱的阐述，换句话说“人可以喜欢被爱，但是爱永远比被爱更为重要，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行动之于痛苦、主动之于被动、本质之于偶然、知识之于无知。”[2]这是因为我们依存的社会，从来只是少数人的平等，友爱也是指向少数人，反过来体现人们之间平等关系。如果没有朋友或敌人将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朋友与敌人的世界里，犹如人丢失了朋友或敌人，只有在记忆中恍恍惚惚出现了一个幽灵，可是依旧没有找到友谊或朋友。另外，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敌非友抑或无友无敌的世界里，那么战争也不复存在，也恰恰印证了施密特所指的后冷战世界的政治格局及其走向。
同样，德里达在《友谊政治学》书中对“民主”一词谈论较多，“民主”来源于西方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性。德里达所讨论的民主并不是民主制度，他认为：“民主的生命就像生命本身，在其分化的德性的核心保持着它自身的不充分性。”[6]因而，解构和民主成为了以民主的方式对待民主的一种策略，这样“民主”就不断完善“自身免疫”机制，正因为如此，它就有无限地可完善性，不断解除自身界限地可能性。
总之，德里达在《友谊政治学》书中以其深邃的思想对‘政治’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解构，它肯定了一个没有传统政治意义上的敌人与朋友的人类新政治时代，从而也宣告了一种世界主义者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观点基础上，后现代的政治模式渐渐消解了传统政治，将友爱、朋友、民主等概念作为解构主义策略中的对象，表明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现代特征。
参考文献：
[1]（法）伯努瓦﹒皮特斯著.德里达传[M].魏柯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陆扬.德里达的幽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4]（法）德里达著.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M].胡继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5]岳梁.幽灵学方法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汪堂家.汪堂家讲德里达[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尚杰.悖谬与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哲学—读德里达<友谊政治学>[J].社会科学辑刊，2007（03）.
[8]复且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复且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9]刘婷：《读德里达传的几点思考》，选自《中国美学研究》（ 第四辑），第316页.
[10]转引自高桥哲哉：德里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1]选自《悖谬与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哲学—读德里达<友谊政治学>》，尚杰，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15页.
[12]胡继华：《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