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乘火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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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罗斯坐过两次火车。两次都走的同一路线。第一次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第二次是从圣彼得堡回到莫斯科。所走的路线虽然相同,却让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莫斯科与圣彼得堡(1924—1991更名为列宁格勒)的火车站外观居然完全相同。更有意思的是莫斯科的火车站叫“列宁格勒火车站”,而圣彼得堡的火车站叫“莫斯科火车站”。
  这是100多年前留下的故事。
  1842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签署了建设俄罗斯第一条铁路的命令,是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俄罗斯大铁路。著名建筑师K.A.顿受命承担这一设计任务。他是俄国十分有名的建筑家,曾主持设计了救世主教堂、叶卡捷琳娜教堂和克里姆林宫等伟大工程。两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按一个设计方案施工。经过7年,到1849年完工,全长649.7公里。600多公里的铁路却修了7年,可见在当时修铁路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1851年8月3日,第一班列车从圣彼得堡抵达莫斯科,成为当时极为轰动的大事件。俄国贵族都以能乘上这头班列车而骄傲。
  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与莫斯科的火车站外观上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莫斯科火车站候车大厅里还耸立着列宁的半身塑像,一如既往地注视着来往行人,注视着忙忙碌碌、提着大包小包的国人。而列宁格勒站旧候车大厅里则换上了彼得大帝的半身塑像。经过了这些年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列宁、彼得大帝,他们都是怎样的心情,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一个俄国警察来到我的面前,敬了一个礼,然后对我说:“请把护照交我检查。”在中学时,我曾学过几年俄语,学得十分努力。据知情人告诉我,高考我的俄语成绩,差2分满分,很棒。其实并不是我有多少语言天赋,主要是教我们俄语的王德福老师教得好。但这时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便拣最简单的语词问他:“为什么?”他说:“例行检查。”其实这时我已经明白了,他是要“小费”。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俄国人认为中国人都有钱,到俄国来的人都会赚钱,不要白不要。而中国人多半不愿意生事,特别是在异国他乡,能掏几个小钱过去就过去了。一来二去,那里的警察被惯出了毛病,你不主动给“小费”,他就找碴儿罚你款。没办法,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慢慢掏出护照。谁知道,他只瞄了一眼,还没接过去看,“啪”又一个敬礼,十分有礼貌地说:“对不起,请收好您的护照。我愿意为您服务。”我顿时明白了。我的护照是“红皮”。红皮护照是有外交豁免权的,这一点,苏联和中国是一致的。警察明白,持这种护照的人,不是高官就是外交官,是不能随便检查的。我一块石头落了地。
莫斯科火车站及列宁半身塑像

  俄国的火车很不错。第一是整洁。卧铺上的床罩、枕套都是雪白的,盖的被子也是雪白的,里面似乎充实着蓬松棉,躺在上面很放心,让你情不自禁地要把外衣脱掉。第二是方便。为乘客想得周到,凡是需要用手拉着的地方,都装有拉手,起、坐、站、立让人放心。刚坐稳,一位男列车服务员送来开水和一点点心,用中国话发出怪声怪调的声音:“你好!中国朋友。”
  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起在国外几次乘火车的经历。
  记得第一次在国外乘火车是在德国。那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中间,从法兰克福去柏林,参加在柏林图书馆举办的国际标准书号会议。离开车前十几分钟赶到车站。没有检票手续,进了站台,找到票上标志的车厢。进了车厢,找到票上写的门号,我发现门上早已有写着我的名字的名签。似乎也不是高级包厢,里面已有两三个人,个个捧着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在看,没有一点声响。我便也轻手轻脚地找个座位坐下。累了,打个盹,醒后发现自己盖着毛毯,不知什么人盖的,只好轻轻说声“谢谢”。
  第二次坐火车是在意大利,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火车站完全是开放式的,在自动售票机买的票,等到自己要乘的火车来了,开门即上。没有购票排队,没有检票排队,没有登车排队,没有人挤人,感觉那火车就跟乘国内的公共汽车一样,开门上车,到站下车,十分方便。可是有一点,上下车虽不检票,车行中途,要查一次票。我们当然不至于逃票,手里拿着票,等着列车员来检查。没想到,检票员拿着我们的票,反反复复看。看看票,又看看我们。有什么问题吗?看得我们直发毛。检票员终于开口了。意大利语,听不懂。检票员找来一位懂英语的跟我们对话。原来我们的票没有检票,票上没有打出印记。这时我们才明白,意大利火车站看似宽松,完全没有人守着,但通过自动售票机买的票,要自己在候车室内“检票”,即打卡。这样,这张票就算检过了,上面留下了乘坐过的记录,下次不能再用。而我们一心享受自由自在、畅通无阻的快乐,忘了检票一说。检票员以为我们搞鬼,问了个仔细,终于相信我们是不知情而为。检票员说:“知道你们是中国人,不熟悉情况,就不罚款了。但我要在票后注明,这张票已经使用过了。”我们谢谢检票员的信任。
  也许因为我是铁路职工的子弟,我家左邻右舍多是铁路职工家属,上初中的时候,每天乘火车上下学,所以对火车站的气氛特别地熟悉,对火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俄国的火车是很有名的。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9937公里,是世界最长的铁路,西方人称这条铁路是“俄罗斯长城”,从1891年开始修建,到现在有120多年历史了。沿途风光十分美好。伊尔库茨克车站附近有漂亮的教堂;车过贝加尔湖,站台上售卖的湖中盛产的秋白鲑鱼制作的熏鱼,香味飘来,吸引旅客排队购买;湖面很大,火车沿着它要走五六个小时,风卷起的波浪,翻飞的海鸥,跳出水面的鲤鱼,尽看湖上风光。车从新西伯利亚出发,树的绿苞刚刚孕育,过乌拉尔山则是冰封雪盖,再往前走,进入东欧平原,已是嫩叶展绿了。两三天的行程,经历了早春、寒冬和初夏。据说金秋季节沿途最好看,青松、白桦、红杉,如俄罗斯油画般灿烂。
  乘坐从北京出发到俄国的火车,到了二连浩特要换轨。中国的铁轨,是国际标准轨(俗称窄轨),轨距1435mm,俄国、蒙古的轨距是1520mm(俗称宽轨)。到了二连浩特,再往前行就是蒙古,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窄轨底盘要换上他们的宽轨底盘。这也是乘坐这列车很好看的一个节目。   “换轨”的过程是这样的:整个车厢被举起来,旅客都在火车上,不需下车。接着,留在铁轨上的底盘,被侧面的钢丝带动,所有各节车厢的窄轨底盘被撤出来,另一端早已按顺序排好的俄、蒙轨距底盘,运动到车厢底下的指定位置。然后车厢整体被放下,和底盘连接紧密,再把车厢一节节拼接好,这就完成了换轨的仪式。前后需要两三个小时。
  俄国火车的故事很多,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次,因为票订晚了,没买到两人一厢的。我们安排好行李后,车厢里还没有其他人。离开车时间还有20分钟时,朋友站在包厢门口,说:“赶快祈祷吧,但愿空下的两个床位没有人。”
  正说着,进来一位男士。很有礼貌地招呼后,便坐下看杂志。
  朋友又说:“再一次祈祷,但愿别再来人,特别别来女士。”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来女士这样紧张,便问个究竟。他给我讲起他经历过的一则轶事。他第一次乘苏联火车,也是四人一厢,三男一女。车开动后,他看时间不早了,便上床合衣而卧。过了一会儿,那两位男士出去了,女士未动,他没有理会。又过了一会儿,出去的一位男士进来,拍着他的肩膀,说:“请你出来一下。”朋友愕然,问:“做什么?”答:“请你出来一下,让女士更衣。”朋友放下心,急忙爬下铺位,莫名其妙地出了包厢。女士立即关上门。过了大约一刻钟,女士打开门,探头。两男士走了进去,朋友也跟着进去。只见女士已换上睡衣,还戴上了睡帽,靠着枕头看书。
  他明白了,这才踏实去睡。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又是男士请他出去,原来女士要起床更衣。
列宁格勒站及彼得大帝半身塑像

  有鉴于此,这次他站在包厢门口,左顾右盼,一再说“:但愿剩下的床没有人。有人也别是女士,更别是胖女士。否则,不但要折腾,连转身都不可能了。”
  还差10分钟,没来人。
  还差5分钟,没来人。
  朋友已喜形于色,刚要欢呼庆贺,只见一女士在最后3分钟进来了。幸运的是不胖。
  晚上,果然“行礼如仪”。只不过这次是有经验的他拉着我先出去,另一位俄国男士只顾埋头看书,被不能等待的女士礼貌地请出来了。
  从圣彼得堡回莫斯科,我们坐的是两个人的包厢。我们进站后,认好座位,便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看站台上来来去去的旅客。对面一列正准备开出去的列车,车里已经坐满了人,我一看便知那是给近郊职工上下班用的“通勤车”。车里人有的在打盹,有的在聊天,还有几个年轻人在打牌,这情景和我少年时乘火车上下学时一样,让我顿生亲切之情。
  一声长笛,那列火车开动了。站台上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我的车厢还没亮灯。也许是“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引起的一种乡情,我油然想到,正是在这个圣彼得堡火车站,就是在这卧铺车厢的一进一出之间,美丽而高贵的安娜与沃伦斯基的眼神相遇,于是发生了跌宕起伏、传之久远的故事……
  我们的火车就要开动了,在灯光下,我看到年轻的俄罗斯姑娘在和朋友紧紧拥抱,做最后的告别;我看到戴高加索帽子的老父亲在擦拭眼泪,嘱咐着车里的小伙子;我看到一男士急忙往车窗里送进一把鲜花……
  火车缓缓开动了,发出哐哧哐哧的声音,一声长鸣,离送别的人越来越远,离我的家乡却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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