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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名讳回避制度是任官回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律疏议》中多处记载了唐代有关职官选任过程中名讳回避的相关规定。就制度层面而言，唐代名讳回避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有效执行，也对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名讳；回避；冒荣居官
名讳回避本属于社会礼俗中的内容，随着其不断发展，唐代职官选任方面也出现了官员任官过程中需要回避名讳的规定，从而烙上了政治制度的印记，成为任官回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唐律疏议》卷3《名例律》规定：“免所居宫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接着又提到：“府号者，谓省、台、府、寺之类。官称者，谓尚书、将军、卿、监之类。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职。若有受此任者，是谓‘冒荣居之’。选司唯责三代官名，若犯高祖名者，非。”
《唐律疏议》卷10《职制律》也提到了关于名讳回避的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接着又提到：“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
由上可知，唐代对名讳回避制度的规定相当严格。在任职过程中，一旦所担任的官职名称中，有与父祖名字相同之字，不得担任此职务，但可以不回避高祖的名字。而且也注明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一旦未按照规定进行回避，不但会被免官，而且要接受“徒一年”的惩罚。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任职也会受到名讳回避的一些影响。首先在科举考试中，名讳回避有时也成为学子进入仕途的阻碍。唐代著名诗人李贺虽然从小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但因其父名为晋肃，“晋”与“进”字同音，按照避讳的规定，就失去了应进士科的资格。即使韩愈为此事特意撰文《讳辩》，尖锐地指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但李贺最终还是未能应进士科。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与政治家，一生留下著作无数，但在李商隐为白居易撰写的《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中云：“公字乐天，讳居易，前进士避祖讳选书判拔萃，注秘省校书。””白居易祖父名惶，与“宏”同音，所以不能应博学宏词科。由此可见名讳回避对于举子科考的回避。
即使己经参加了科举考试，仍可能因家讳问题受阻。唐制规定：“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凡题目中遇到家讳必须称病停止考试。士人参加科举，还要注意回避主考官的名字，《容斋续笔》云：“咸通年中，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有的主考官甚至以名讳问题为难考生。“高锴为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父讳皋，而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裴德融只好另谋出路。
一般情况下，一旦在任官过程中没有严格回避父祖之名，冒荣居官，便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掌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陨谢。”人们将其“不永”与不避家讳联系起来，反映了当时避讳观念已深入人心。
《新唐书》卷101《萧瑀附萧复传》中有“进复户部尚书、统军长史。旧制谓‘行军长史’，德宗以复父讳更之”的记载，因唐代“衡”与“行”同音，萧复不得担任行军长史。《新唐书》卷158《韦皋附韦聿传》载有韦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因唐代“贲”与“秘”同音，故韦聿因名讳回避改官。
以上两例似乎说明，在真正实行过程中，官员任职不但要回避与父祖之名相同的字，连读音相同的官职也需要回避。
关于这一问题，《旧唐书·懿宗纪》载曰：“咸通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卫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洙父名次公），请改授闲者。’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又似乎认为音同字不同不需要回避。《旧唐书》卷190中《贾曾传》中：（贾曾）“拜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与曾父名音同字别，于礼无嫌，乃就职。”景云二年（711）贾曾被授中书舍人之职，贾曾以父亲名为忠，‘忠’与‘中”同音，为避家讳，“固辞，乃拜谏议大天”。开元中，朝廷又复拜他为中书舍人，贾曾依例再次固辞。玄宗于是命朝官集议。当时议者认为中书是曹（名，不是官名，又与曾父音同但字不同，所以“于礼无嫌，曾乃就职。”由此可知，中书曹司之名与舍人官称有所差别，字犯官称必须回避，嫌名犯机构之名，且同音不同字。从社会习俗来看应当回避，若从礼法规定“于礼无嫌”，亦可以不避。
以上几例属于官员主动提出避讳而朝廷不允的情况。可知在正常情况下，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父祖名与官称同音应该避讳。但并无法律规定，只是一般情况下的一种惯例。以上这几例可能因官员政绩卓著且朝廷求才，而特许出现的特殊之例。
名讳回避在唐代职官选任过程中有具体的规定与惩罚措施，并在唐代得到了认真执行。因为兼顾流俗常情与制度规定，也导致出现了遵循习俗应当回避，按照制度“于理无嫌”的现象。名讳回避有利于整顿礼法民风，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官员的求仕任官，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控制臣民、维护统治的手段。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唐]李冗.独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宋]洪迈.容斋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宋]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宋]钱易.南部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清]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关键词：名讳；回避；冒荣居官
名讳回避本属于社会礼俗中的内容，随着其不断发展，唐代职官选任方面也出现了官员任官过程中需要回避名讳的规定，从而烙上了政治制度的印记，成为任官回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唐律疏议》卷3《名例律》规定：“免所居宫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接着又提到：“府号者，谓省、台、府、寺之类。官称者，谓尚书、将军、卿、监之类。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职。若有受此任者，是谓‘冒荣居之’。选司唯责三代官名，若犯高祖名者，非。”
《唐律疏议》卷10《职制律》也提到了关于名讳回避的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接着又提到：“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
由上可知，唐代对名讳回避制度的规定相当严格。在任职过程中，一旦所担任的官职名称中，有与父祖名字相同之字，不得担任此职务，但可以不回避高祖的名字。而且也注明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一旦未按照规定进行回避，不但会被免官，而且要接受“徒一年”的惩罚。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任职也会受到名讳回避的一些影响。首先在科举考试中，名讳回避有时也成为学子进入仕途的阻碍。唐代著名诗人李贺虽然从小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但因其父名为晋肃，“晋”与“进”字同音，按照避讳的规定，就失去了应进士科的资格。即使韩愈为此事特意撰文《讳辩》，尖锐地指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但李贺最终还是未能应进士科。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与政治家，一生留下著作无数，但在李商隐为白居易撰写的《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中云：“公字乐天，讳居易，前进士避祖讳选书判拔萃，注秘省校书。””白居易祖父名惶，与“宏”同音，所以不能应博学宏词科。由此可见名讳回避对于举子科考的回避。
即使己经参加了科举考试，仍可能因家讳问题受阻。唐制规定：“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凡题目中遇到家讳必须称病停止考试。士人参加科举，还要注意回避主考官的名字，《容斋续笔》云：“咸通年中，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有的主考官甚至以名讳问题为难考生。“高锴为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父讳皋，而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裴德融只好另谋出路。
一般情况下，一旦在任官过程中没有严格回避父祖之名，冒荣居官，便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掌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陨谢。”人们将其“不永”与不避家讳联系起来，反映了当时避讳观念已深入人心。
《新唐书》卷101《萧瑀附萧复传》中有“进复户部尚书、统军长史。旧制谓‘行军长史’，德宗以复父讳更之”的记载，因唐代“衡”与“行”同音，萧复不得担任行军长史。《新唐书》卷158《韦皋附韦聿传》载有韦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因唐代“贲”与“秘”同音，故韦聿因名讳回避改官。
以上两例似乎说明，在真正实行过程中，官员任职不但要回避与父祖之名相同的字，连读音相同的官职也需要回避。
关于这一问题，《旧唐书·懿宗纪》载曰：“咸通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卫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洙父名次公），请改授闲者。’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又似乎认为音同字不同不需要回避。《旧唐书》卷190中《贾曾传》中：（贾曾）“拜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与曾父名音同字别，于礼无嫌，乃就职。”景云二年（711）贾曾被授中书舍人之职，贾曾以父亲名为忠，‘忠’与‘中”同音，为避家讳，“固辞，乃拜谏议大天”。开元中，朝廷又复拜他为中书舍人，贾曾依例再次固辞。玄宗于是命朝官集议。当时议者认为中书是曹（名，不是官名，又与曾父音同但字不同，所以“于礼无嫌，曾乃就职。”由此可知，中书曹司之名与舍人官称有所差别，字犯官称必须回避，嫌名犯机构之名，且同音不同字。从社会习俗来看应当回避，若从礼法规定“于礼无嫌”，亦可以不避。
以上几例属于官员主动提出避讳而朝廷不允的情况。可知在正常情况下，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父祖名与官称同音应该避讳。但并无法律规定，只是一般情况下的一种惯例。以上这几例可能因官员政绩卓著且朝廷求才，而特许出现的特殊之例。
名讳回避在唐代职官选任过程中有具体的规定与惩罚措施，并在唐代得到了认真执行。因为兼顾流俗常情与制度规定，也导致出现了遵循习俗应当回避，按照制度“于理无嫌”的现象。名讳回避有利于整顿礼法民风，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官员的求仕任官，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控制臣民、维护统治的手段。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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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宋]洪迈.容斋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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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钱易.南部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清]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