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21世纪资本论》理论范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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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1世紀资本论》是一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学著作,有其自身的独特学术贡献,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巨大反响。但是《21世纪资本论》并非马克思《资本论》的续篇,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它是西方经济学家为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财富收入分配问题,开启的一次新的理论自觉和具体尝试。不可否认,《21世纪资本论》对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意义,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与当代中国现实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 21世纪资本论;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范式
  《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经济危机阴霾下迅速风靡全球,国内外学术界为此发表了一系列书评介绍和研究论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有的对《21世纪资本论》采取教条主义立场进行批判,忽视了其中学术贡献和有益启示;有的把《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进行简单类比联想,对其学术贡献又过高估计,忽视了二者阶级立场、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和对立;甚或是采取拿来主义的立场,把《21世纪资本论》关于财富收入分配方案直接用于解决当下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财富收入分配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此,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试图辩证唯物地阐释《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再者唯物辩证地分析与《资本论》之间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对《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哲学意义及其现实启示作出历史唯物的评价,以为人们全面客观公正看待和评价《21世纪资本论》,凸显马克思《资本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一、《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
  皮凯蒂是法国巴黎经济学院和社会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研究。《21世纪资本论》正是他源于对世界20多个主要经济国家体近300年来经济发展历史的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历时20年写作而成的。《21世纪资本论》聚焦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财富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大量数据、丰富案例和严密论证揭示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二律背反——资本性收入的富裕与劳动性收入的贫困。从而,在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历史背景下,把资本主义经济财富天平的“失衡”问题,再次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21世纪资本论》受到学界热捧,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绝非偶然,除了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这个外因,与本书自身学术贡献这个内因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认为,《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揭穿了新古典经济学“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神话;二是实证了资本性收入才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罪魁祸首”;三是提出对资本实行高额累进税是解决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不二法门”。
  首先,皮凯蒂通过大数据分析,证实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只是一个“公平幻觉”。“库兹涅茨倒U 型曲线”是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理论教条。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确实存在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但是,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自由竞争而达到一个极限“拐点”,之后不断自然下降,财富收入分配呈现出倒“U”的分配图示。这就是“库兹涅茨倒U 型曲线”的理论内涵,它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个客观经济事实;二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会自然消亡;三是评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于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皮凯蒂则运用经济数据和经济案例的大量实证分析,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提出了有力质疑,得出恰好相反的结论: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不会自然消亡,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不断加深。
  皮凯蒂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譬如“二战”之后,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确实像“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所说得那样,有自动消除的迹象,似乎也证实“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正确性。但放眼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一所谓的二战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真理性,只不过是人们自己的一个“剧场幻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平幻觉”。而这个“公平幻觉”所反映的,只是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一个特殊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及大萧条国家进行大规模再次收入分配调节的结果。这个特殊阶段,不能够、也不可能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可以自动解决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因为这一切,尚不足以推断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自我修复能力。而且,当时间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等保守主义势力步入政治舞台,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再次尖锐化,库兹涅茨所宣称的“倒U”曲线反转成为真正的“正U”曲线,成为自己的现实反函数。因而,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理论逻辑不是“倒U”而是“正U”,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解决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的社会局限和理论机械。
  其次,皮凯蒂通过大数据分析,证实了资本收入是导致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罪魁祸首”。我们知道,“边际收入分配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解释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所依据的另一理论教条。按照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收益分配理论,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根据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要素之中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通过各自在生产之中所发挥的边际贡献的应得份额,是一种按照生产要素边际贡献的公平分配,是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体现。皮凯蒂认为,这个所谓的边际分配公平或分配正义其实并不公平、也不正义,它与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和反差。由此,皮凯蒂在提出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问题之后,进而分析了造成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经济根源。运用经济数据和经济案例的实证分析,《21世纪资本论》不但说明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虚假性,而且揭示了造成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罪魁祸首”——资本性收入对劳动性收入的“吞噬”,也一并对新古典经济学有关边际公平分配的理论根据进行了深刻批判。   皮凯蒂研究指出,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正确区分或忽视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的本质差异,这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学者一个共同的理论“缺陷”。而恰恰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差异”,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探究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问题时误入歧途,不能真正揭示造成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经济根源,从而也掩盖了资本的“原罪”基因。所谓资本性收入,是通过资本私人占有所有权所取得资本化的收益,如利润、利息、股息、红利等金融理财产品收入。所谓劳动性收入,是依靠雇佣劳动工资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由于忽视资本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本质差异而加以混淆,从而使造成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资本家退居幕后,而把通过劳动性收入的获得者——一般技术人员、一般职员和一般管理人员推到了前台。皮凯蒂以美国为例加以证实,他指出,美国90%的财富被不到1%的富人阶层所掌握,而这些所谓富人绝大多数都是资本家,是资本所有者,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或复活。
  最后,皮凯蒂通过大数据分析,证实了对资本实行累进税制是解决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不平等性问题的最佳手段。对于资本主义财富收入的分配不公,皮凯蒂在揭示其资本逻辑根源之后,又提出了解决的“皮氏”方案。皮凯蒂认为,解决这一不平等性问题,既不能像罗尔斯那样诉诸于道德伦理批判,试图通过纯粹的分配公平正义理念唤起资本家的“良心”来加以解决;也不能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主义来加以解决。他指出,尽管资本是造成了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的经济根源,但是资本依然是推进当今人类经济发展最有效的组织形式,资本依然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焦点不在劳动收入内部的多寡,而在于劳资收入的两极分化;造成资本主义财富收入不平等性问题的根源只能是资本性收入对劳动性收入的不合理的挤压,要解决资本主义财富收入不平等性问题,不是否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绝对不是像苏联极权社会主义那样否定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是肯定私人自由的基础和前提所在。
  皮凯蒂在肯定资本逻辑基础之上,提出对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通过“税收”来进行再分配调节,即对资本家富人阶级实行高额累进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是解决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的不二选择。皮凯蒂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不平等性问题,一切从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着手的公平正義分配改革方案都是无济于事,只能从经济基础之中着手。只有通过税收再分配经济政策来约束和规范资本逻辑的自利性,只有通过对资本实行累进税制才能根本解决。他还认为,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对资本累进高额税差别已经证实自己方案的科学性。皮凯蒂说:“累进税是社会国家的关键因素:它在社会国家的发展和20 世纪不平等结构的转型中占据核心地位,为确保未来社会国家的活力,它仍然至关重要。”{1}为此,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提出一个具有法式浪漫主义的税收分配阶级方案,特别强调要加强对资本家富人阶级的财富进行有效的国家管理。皮凯蒂说:“必须建立一个能够适用于全世界财富的税收安排,然后决定如何分配税收收入。”{2}
  总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聚焦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的不平等性问题,破除人们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经济教条的迷信,让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问题研究,重新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但是把《21世纪资本论》简单说成是《资本论》的续篇,是当代21世纪的《资本论》,这是武断的,更是错误的。{3}
  二、《21世纪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1世纪资本论》受到学界追逐热捧,除了具备自身独特的理论贡献之外,还有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家族相似”效应。正如皮凯蒂自己在《21世纪资本论》所宣扬的那样,他的《21世纪资本论》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致敬。如此一来,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既受到自由主义赞许又遭到保守主义及新左派的批判指责。同时,国际上一些学者也就把《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甚至说成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续篇,是马克思《资本论》在21世纪的复活。中国一些学者在介绍和评论《21世纪资本论》的时候,也赞成上述论断,把《21世纪资本论》说成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4}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一种“双重误读”:如果把《资本论》与《21世纪资本论》作简单类比联想,甚至相提并论,不仅是对《21世纪资本论》的误读,更是对《资本论》的误读。因为,上述观点混淆和抹杀了皮凯蒂与马克思在阶级立场、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差异和对立,这些混乱的学术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关于阶级立场上的对立。如果说皮凯蒂是小资产阶级的话,那么马克思无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正如皮凯蒂自己在《21世纪资本论》所阐明的那样,他自己犹如自然科学家一样,只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客观历史陈述和科学的经济学分析,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政治诉求,并不寻求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更不会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然而,通读《21世纪资本论》,我们能够再次体会到蒲鲁东式小资产阶级者们一些固有的哀怨和偏见。尽管皮凯蒂讲述自己没有“意识形态”,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家,但其本人绝非“价值中立”,而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皮凯蒂对资本爱恨交织,但终归独有情钟;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唯恐避之不及。在这点上,皮凯蒂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态度表现尤为充分。他认为,苏联极权社会主义虽然解除了人们私有财产的“魔窟”,但是却给人们带来新的极权主义“魔鬼”。{5}
  我们认为,皮凯蒂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机智。尽管他以大量经济数据实证了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公的经济事实,但主要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解释,没有深入到分析造成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阶级根源。如果说皮凯蒂试图在效仿马克思,结果却是望而止步,这一切应该是阶级宿命的使然。他对于私有财产的一些暧昧态度,跟当年蒲鲁东小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似乎如出一辙,恨其私有爱其所有,仿佛小资产阶级学术代言人。马克思说:“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6}历史地阅读马克思这句话,既是对经济学的阶级性定位同时也是自己阶级立场的阶级宣言。现实地阅读这句话,除了赋予经济学家新的时代定义外,至少可以看见两个对立阶级的根本界限;如果说资产阶级是资本私有财产的肯定代表,那么无产阶级则是资本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因此,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资产阶级的资本论,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资本论》是无产阶级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   关于理论范式上的对立。如果说皮凯蒂是资本的历史唯心主义者,那么马克思无疑是资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皮凯蒂说:“本书中提到的‘资本’均不包括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及的( 在我的印象中)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通常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在本书中,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 含居民住宅) ,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 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7}显然,皮凯蒂对“资本”概念的重新解读服务于他的研究主题,即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不平等性问题,同时也是皮凯蒂划分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的理论根据。正如皮凯蒂自己所坦言,他把“人力资本”概念排斥在“资本”概念之外。与此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对“资本”概念的创新,确是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物质资本”范式,也在于对“人力资本”的认同。可见,在皮凯蒂的“资本”概念之中,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视为“非资本”,却把新古典经济学的“非资本”视为“资本”,从而实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概念的再次反转。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今天,对资本确实有必要进行新的解读。皮凯蒂试图效仿、突破和消弭马克思资本观对人们的影响,但其结果显示的意义类似邯郸学步。皮凯蒂所谓的“资本”重置不足以称之新见。尽管皮凯蒂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又把金融资本孤立出来变成资本一般,当成资本本质。殊不知,金融资本作为资本一般的衍生形态,其本身是以资本一般为前提的,不过是资本逻辑的衍化产物而已。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8}而“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9}。可见,皮凯蒂所谓“资本”其实只能算是马克思的“不變资本”范畴。因此,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尽管带有“资本论”关键术语,却有表里之别,不可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同日而语。
  关于研究方法上的对立。如果说《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那么《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唯物辩证法。这集中体现在皮凯蒂和马克思关于解决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问题的认识方法论对立。尽管皮凯蒂试图摆脱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试图从社会历史方法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收入分配问题,从而使得《21世纪资本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但是,由于皮凯蒂的资本观在本质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在认识方法上也就必然带有形而上学的烙印,体现出孤立静止片面来认识和提出解决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的个性化方案。在皮凯蒂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关系,是一个自然关系,一种物的关系,一种永恒不变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关系却是一种人为关系,一种可变的经济关系,可以通过社会经济税收政策调节的。因此,跟蒲鲁东一样,皮凯蒂认为不消灭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关系,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分配关系,通过对资本实行高额累进税收,就能够彻底根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平等性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皮凯蒂的分配解决方案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公平幻觉”,要解决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在资本主义“财富天平”内实现量的公平正义。因为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结症,绝对不在于资本主义再次分配,而在于资本主义初次分配,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只是所有权关系的经济实现,分配关系决定于生产关系。马克思说:“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10}“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1}马克思在这里表明,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如果要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财富收入的不平等性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如像皮凯蒂那样对资本家实行高额累进税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可能的。想要根除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本身,绝对不能浅尝辄止和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再分配,不能在资本拜物教之中搞所谓的“增量平衡”。
  总之,无论皮凯蒂艰苦书写的《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多么重要的经济学论著,也不能掩盖存在着与马克思《资本论》阶级立场、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之上的本质差异和根本对立。《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不能等量齐观,不能把《21世纪资本论》简单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三、《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哲学启示
  应该说,《21世纪资本论》再次聚焦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这一经济痼疾,再次证明自有资本自身才是造成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经济根源,并试图构建基于资本逻辑的高额累进税收再分配改革方案,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赞誉的学术贡献。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相比较而言,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虽然不可能也不会达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高度,但是最接近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最像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论》。《21世纪资本论》一反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试图改变主流经济数量抽象化的纯粹理论研究方式,通过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来重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试图重回政治经济研究传统,再次证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财富收入分配理论方面的真理性;同时,凸显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决中国现实财富收入分配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独特优势。   《21世纪资本论》启示人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西方经济学经历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向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纯粹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新老古典经济学一个根本分歧在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革命资产阶级代表,试图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生理结构,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物的掩盖关系下面试图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新古典经济作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掩盖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经济事实,试图把政治经济学从社会历史、政治国家及其道德伦理之中剥离出来,变成一个纯粹价值中立的实证经验科学,只研究所谓人与物之间物质生产资源关系,而不研究在物的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这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罗宾斯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作为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研究。”{1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破除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迷信,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有力的时代“回音”。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一个严重恶果,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正是在西方学术界“回归马克思和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背景下一次有益的嘗试。《21世纪资本论》旗帜鲜明主张将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重新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之中。对此,书中直言不讳表达了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厌恶,公开宣布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偏爱。针对西方主流学术界研究范式,皮凯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13}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上“败北”的理论根源,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重新回归到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把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不平等性问题重新置于社会学、历史学和伦理学之中。针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皮凯蒂说:“我更喜欢‘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表述,它可能显得有些过时,不过在我看来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14}
  《21世纪资本论》启示人们:《资本论》才是解决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问题的理论“圣经”。皮凯蒂只是提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如愿以偿完成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类世界在承受这场资本主义经济“瘟疫”的同时,学者也在不断地追问造成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探求造成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经济根源。为此,西方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关于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的论文和论著,如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克里斯蒂·弗里兰的《巨富》、唐纳德·巴莱特和詹姆斯·斯蒂尔的《背叛美国梦》等,都把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作为中心议题。皮凯蒂在这些“学术药方”之中显得技高一筹,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以往这些论著都没有揭示出造成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因而也就不可能为解决这场金融灾难所造成的不平等性问题开出正确的药方。他还认为,尽管造成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不平等性问题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经济根源只能是资本,是资本性收入大于劳动性收入,即r(资本性收入)>g(劳动性收入)。
  皮凯蒂说:“r在长时期内都高于g,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15}对于资本主义收入类型,“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16}对r即资本收入而言,主要包括由于资本所有权而取得,表现为利润、利息、股票、租金及其基金分红等形式一切资本化收益;对g即劳动收入而言,主要是指依靠雇佣劳动力的出卖所获得,表现为工资、薪金、奖金及其依靠劳动所得以外一切劳动性收入。对于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多种因素,皮凯蒂明确指出“一方面,经济增长率g结构性的偏低( 一旦人口结构转换完成,国家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而创新步伐相当缓慢时,g的数值通常不高于1%); 另一方面,资本收益率r 取决于很多技术、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4% ~ 5%的收益率( 不管怎样都大大高于1%) 。”{17}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对造成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其实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已经证明过,问题不在于劳动分配而在于资本分配,资本私有所有权才是造成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经济根源。{18}
  《21世纪资本论》启示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解决当代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的独特优势。《21世纪资本论》在中国引发巨大的反响,除了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原因之外,更有中国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我们也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也存在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问题,但是,尚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收入分配问题与当代中国现实收入分配差距来作简单类比。《21世纪资本论》业已证明资本才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制度根源。这里,与其说资本才是造成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根源,不如说私有制才是造成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根源。因为资本无非是一种私有占有生产关系。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社会财富收入分配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共享发展的巨大障碍,并已成为当前党和国家正在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对此,需要清楚看到的是,造成当前中国财富收入差距原因中,资本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私有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甚或说“重大结构性失衡”{19}。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中国在处理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上具有鲜明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为解决中国当代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把共享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一步发挥公有资本的公益性,要求进一步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提高劳动工资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解决劳动收入长期过低的问题;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进一步加大税收制度在再次分配调节制度之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和抓手。从规范收入秩序入手来矫正分配不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护合法收入,规范清理隐形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着力形成规范有序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注释:
  {1}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12页。
  {2}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32页。
  {3} 孙承叔:《资本论》的再一次胜利——试述《21 世纪资本论》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05).
  {4} 孙承叔:《资本论》的再一次胜利——试述《21 世纪资本论》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05).
  {5}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6页。
  {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12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12}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页。
  {13}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14}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92页
  {15}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62頁。
  {16}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
  {1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7日。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2)、(3)(7)[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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