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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4天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为第一个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UNESCO成立于1946年11月，中国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也是第一批签字的14个国家之一。19 72年，恢复席位后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UNESCO第17届成员国大会。但从当时直到1978年上半年，中国与UNESCO的合作项目仍然是零。
1978年7月，时任UNESCO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到访中国。他与邓小平的会面，彻底改变了中国与UNESCO零合作的局面。结束访问后在首都机场，姆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会谈备忘录》，这成为中国和UNESCO开展合作的真正起点。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的项目都超过300个。
1979年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国内协调机构，中国与UNESCO的合作自此进入快车道。如今，中国在UNESCO中的角色早已经从全面学习者转变为深度参与者。
教育合作
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UNESCO在教育领域的合作让中国受益良多。在最初的合作阶段，中国希望得到更多资金上的援助。20世纪80年代UNESCO的两个教育普及项目也的确资助了1000多名中国专家、学者参加了120多项教育计划，其中专业会议、出国考察95项。
但是，UNESCO给各成员国提供的更多是智力支持和合作平台。自1978年起，中国派教育部副部长以上官员率团出席了第三十七届至四十五届“国际教育大会”，参与了国际间对科技教育、中学教育、全民教育、教育与文化发展、教师培训等众多专题的讨论。2015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在中国青岛召开。会议聚焦“信息技术与未来教育变革”，共同探索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旨在促进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更加广泛与深入的应用，推动实施2015年新的世界教育发展议程。
中国也是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全民教育运动的受益者。19 84年9月7日，四川省巴中县由于扫盲成绩显著，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野间扫盲奖”。此后，又先后有四个地区或组织获得扫盲奖。
1990年，UNESCO发起“全民教育计划”，旨在普及基础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扫盲后继续教育。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文盲绝对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人文盲率为15.88%。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有关活动，签署了“九个人口大国新德里全民教育宣言”，并于1993年公布了“中国全民教育行动纲领”，中国的中小学入学率目前已经接近100%。2014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中国成年人文盲减少了1.3亿（即下降了70%），“表现突出”。
如今，UNESCO的国际扫盲奖由中国资助的“孔子扫盲奖”和韩国资助的“世宗王扫盲奖”组成，中国的角色开始转变。“孔子扫盲奖”创立于2005年，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扫盲教育和帮助失学儿童的教育项目；而中国通过UNESCO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长城奖学金名额也由每年25人扩大为75人。
1993年10月，在UNESCO第27届大会上，184个会员国一致表决同意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在中国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建议。这是UNESCO唯一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这为中国在教育领域从输入转向输出奠定了基础。时任UNESCO教育助理总干事尼古拉斯·伯内特评价说：“中国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
科技交流
科技是中国和UNESCO合作初期进展最为顺畅的领域。
1975年-1983年，中国科技情报所通过向UNESCO派出人员学习和请外国专家来华举办学习班，培养了200多名情报学科人员。
双方的合作涉及物理、化学、信息情报、自动化技术、环境、生物、海洋学、水文地质、计算机等多个领域。UNESCO为中国开放了“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水文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综合信息计划”，“政府间信息学计划”等六大政府间合作计划，并陆续在这些领域与中国开展了众多项目合作和研讨，既帮助和推进了中国科技、环保、信息开发工作的开展，也让中国有机会为国际科学合作做出相应贡献。
中国实施的一些重要项目和科研成果也得到肯定。1987年至1995年，中国利用德国的信托基金实施了涉及森林、水、城市生态系统等八个研究课题的中德生态研究大型合作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水稻杂交”专家袁隆平和北京大学教授王选分别获得1987年和1995年“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北京大学教授陈章良和南开大学教授陈永川分别获得1991年和1997年“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
共同保護文化遗产
2015年8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访问中国陕西，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陕西省“丝绸之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列入世界名录遗产证书，并考察了兵马俑等世界遗产保护情况。在兵马俑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她写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自豪能够加入到中国的专家之中，共同来保护好这处遗址。”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现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48处（其中文化遗产30处、自然遗产10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以及文化景观遗产4处）、非物质文化遗产38处。
但实际上，中国直到1985年才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敦煌莫高窟、泰山（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在内的第一批中国的文物古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的文化遗产陆续得到UNESCO确认。UNESCO也主动派出知名专家来华，对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培训。
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中国苏州召开，中国越来越多的部门、社会团体和民众开始关注遗产保护问题，许多有关遗产保护的法规相继出台，取得的成绩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遗产组织的肯定。2012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的章新胜对媒体坦言，虽然中国对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很大成绩，但由于中国是个遗产大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遗产，任务十分艰巨。在得到UNESCO支持的同时，中国也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派专家帮助周边国家保护著名遗产，为它们提供技术支持。
2013年11月5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7届大会主席。博科娃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中国在UNESCO的事务上发挥了巨大的领导力，郝平当选，就是对中国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认可。
中国和UNESCO，必然会迎来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UNESCO成立于1946年11月，中国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也是第一批签字的14个国家之一。19 72年，恢复席位后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UNESCO第17届成员国大会。但从当时直到1978年上半年，中国与UNESCO的合作项目仍然是零。
1978年7月，时任UNESCO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到访中国。他与邓小平的会面，彻底改变了中国与UNESCO零合作的局面。结束访问后在首都机场，姆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会谈备忘录》，这成为中国和UNESCO开展合作的真正起点。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的项目都超过300个。
1979年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国内协调机构，中国与UNESCO的合作自此进入快车道。如今，中国在UNESCO中的角色早已经从全面学习者转变为深度参与者。
教育合作
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UNESCO在教育领域的合作让中国受益良多。在最初的合作阶段，中国希望得到更多资金上的援助。20世纪80年代UNESCO的两个教育普及项目也的确资助了1000多名中国专家、学者参加了120多项教育计划，其中专业会议、出国考察95项。
但是，UNESCO给各成员国提供的更多是智力支持和合作平台。自1978年起，中国派教育部副部长以上官员率团出席了第三十七届至四十五届“国际教育大会”，参与了国际间对科技教育、中学教育、全民教育、教育与文化发展、教师培训等众多专题的讨论。2015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在中国青岛召开。会议聚焦“信息技术与未来教育变革”，共同探索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旨在促进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更加广泛与深入的应用，推动实施2015年新的世界教育发展议程。
中国也是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全民教育运动的受益者。19 84年9月7日，四川省巴中县由于扫盲成绩显著，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野间扫盲奖”。此后，又先后有四个地区或组织获得扫盲奖。
1990年，UNESCO发起“全民教育计划”，旨在普及基础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扫盲后继续教育。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文盲绝对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人文盲率为15.88%。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有关活动，签署了“九个人口大国新德里全民教育宣言”，并于1993年公布了“中国全民教育行动纲领”，中国的中小学入学率目前已经接近100%。2014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中国成年人文盲减少了1.3亿（即下降了70%），“表现突出”。
如今，UNESCO的国际扫盲奖由中国资助的“孔子扫盲奖”和韩国资助的“世宗王扫盲奖”组成，中国的角色开始转变。“孔子扫盲奖”创立于2005年，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扫盲教育和帮助失学儿童的教育项目；而中国通过UNESCO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长城奖学金名额也由每年25人扩大为75人。
1993年10月，在UNESCO第27届大会上，184个会员国一致表决同意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在中国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建议。这是UNESCO唯一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这为中国在教育领域从输入转向输出奠定了基础。时任UNESCO教育助理总干事尼古拉斯·伯内特评价说：“中国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
科技交流
科技是中国和UNESCO合作初期进展最为顺畅的领域。
1975年-1983年，中国科技情报所通过向UNESCO派出人员学习和请外国专家来华举办学习班，培养了200多名情报学科人员。
双方的合作涉及物理、化学、信息情报、自动化技术、环境、生物、海洋学、水文地质、计算机等多个领域。UNESCO为中国开放了“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水文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综合信息计划”，“政府间信息学计划”等六大政府间合作计划，并陆续在这些领域与中国开展了众多项目合作和研讨，既帮助和推进了中国科技、环保、信息开发工作的开展，也让中国有机会为国际科学合作做出相应贡献。
中国实施的一些重要项目和科研成果也得到肯定。1987年至1995年，中国利用德国的信托基金实施了涉及森林、水、城市生态系统等八个研究课题的中德生态研究大型合作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水稻杂交”专家袁隆平和北京大学教授王选分别获得1987年和1995年“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北京大学教授陈章良和南开大学教授陈永川分别获得1991年和1997年“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
共同保護文化遗产
2015年8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访问中国陕西，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陕西省“丝绸之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列入世界名录遗产证书，并考察了兵马俑等世界遗产保护情况。在兵马俑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她写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自豪能够加入到中国的专家之中，共同来保护好这处遗址。”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现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48处（其中文化遗产30处、自然遗产10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以及文化景观遗产4处）、非物质文化遗产38处。
但实际上，中国直到1985年才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敦煌莫高窟、泰山（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在内的第一批中国的文物古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的文化遗产陆续得到UNESCO确认。UNESCO也主动派出知名专家来华，对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培训。
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中国苏州召开，中国越来越多的部门、社会团体和民众开始关注遗产保护问题，许多有关遗产保护的法规相继出台，取得的成绩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遗产组织的肯定。2012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的章新胜对媒体坦言，虽然中国对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很大成绩，但由于中国是个遗产大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遗产，任务十分艰巨。在得到UNESCO支持的同时，中国也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派专家帮助周边国家保护著名遗产，为它们提供技术支持。
2013年11月5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7届大会主席。博科娃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中国在UNESCO的事务上发挥了巨大的领导力，郝平当选，就是对中国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认可。
中国和UNESCO，必然会迎来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