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并非天生就偏爱暴力执法。“依规治民”“指标治民”的制度谬误，与基层官员作为执法者的直接违法责任，都应反思。
　　在安康市6月26日的官方通报中，“冯建梅被引产事件”被认定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件”，镇坪县七名相关干部被处理。从处理结果上看，最严厉的是撤职，其他均为“行政记大过”或“党内严重警告”。后两类“问责”差不多等同于“罚酒三杯”。而“撤职”之所以严厉，在实然层面并不是因为官员丢了官职，更多是因为这基本等于断了仕途以及背后可能的寻租机会——除非还能在另一部门东山再起。
　　仔细推敲这份通报，可见当地政府明显的“依规治民”的影子。安康市政府认为，“镇坪县曾家镇政府对冯建梅政策外怀孕实施大月份引产，违反了国家及陕西省人口计生部门关于禁止大月份引产的规定，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4万元保证金无法律法规依据。曾家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在动员冯建梅终止妊娠过程中，违背当事人意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件。”字斟句酌之中，官方始终未正面认定当地政府违法。
　　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名实之间在中国现实有着诸多说道。看上去严厉的文字，现实中也许一文不值；当你对身边的违法习以为常并不以为然地加入时，却很可能被严厉打击。
　　问责如此，所谓的“计生执法”同样如此。在国家层面其实有一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现实中，一个普通公民却很难拿起这部国家法律来依法维权。该法第18条称“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落实在法律层面上的，其实只是“鼓励”与“提倡”，而非“强制”。
　　即便对“不符合本法第18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第41条规定的硬性措施也只是“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暂且不讨论政府向超生者征缴“社会抚养费”的合理性，就算依现行法，那些未响应国家法律“鼓励”和“提倡”的生育政策而“超生”的，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便是。
　　注意，这里的法律用语是“缴纳”，而不是“处罚”。“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性质也不是什么“罚款”，而是一项“行政收费”——在法律文本上，“社会抚养费”的本质与“养路费”“机场建设费”“企业年检费”等等并无不同。但君可曾见征收“养路费”的部门宣称要“扒房牵牛”，甚至不惜“血流成河”吗？
　　有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却敢这样宣传，有的地方官员甚至还敢把类似的标语与口号四处贴刷，人为制造执法恐怖。
　　正因为如此，事实上不仅计生部门，就连普通民众也多将“社会抚养费”视为一种“罚款”——依赖暴力执行的罚款。这就是实然对应然的悖反，也是横亘在法律文本与法律运行之间的巨大鸿沟。
　　类似的“暴力引产”“暴力征缴”显非镇坪一地所独有，它的长期存在，并非部分工作人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而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愿意默认甚至纵容这样的执法方式。再往下深究：各级政府硬性安排的计生指标是否超越了法律规定？为什么下级官员宁可违反法律也不敢违反上级指令？
　　多元化社会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分裂，这是事实。但我不主张对这些“偏颇的公民”诉诸网络暴力。他们也是受害者，且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苦，也需要救助。在计生问题上，无论是“国策”还是“执法”，观点分歧都很正常。化解官民对立与社会分裂的最佳途径，就在于一场公开的、深入的全民讨论。
　　在计生国策尚未改变之前，我们理应建立这样的共识：计生执法不是“执罚”。超生只是未响应国家的“提倡”，当事人绝不应受到法律之外的惩治——包括各种异化的罚款和引产。
　　人谓处理超生乃“天下第一难事”，我说对付官员“超权”才是“第一难事”。安康官方通报中那句有点羞答答的“无法律法规依据”，背后的意涵其实就是违法。对违法的官员仅以“警告”“记过”了之，又如何能说服公众守法？
　　作者系海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