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集邮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追求知识、有的埋首史料,有的热衷储财,有的沉浸娱乐。而我则完全钟情其艺术价值,把小小“方寸”邮票当作真正的小型艺术品视之、藏之,徜徉于这片美的海洋中。因此,当周围的人问起“你的邮票值多少钱”、“最贵的是什么”等问题时,我往往一片茫然,一时竟难以给人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20年前,正是中国集邮的春天来临之际,我走出农家小院,步入大学校门,不仅开始了新的学业,也认识了五彩缤纷的邮票——“科学大会”、“爱因斯坦”、“工艺美术”、“奔马”、“山茶花”、“西游记”……扑面而来,目不暇接。之后,我得到第一本集邮读物——《集邮》复刊号,算是真正知道了集邮的概念。我自幼喜爱冀东家乡的评剧、皮影、大鼓、唢呐、泥塑、剪纸等民间艺术,又喜好舞文弄墨。当我国第一套寓言邮票《刻舟求剑》发行后,我一下子被那种连环漫画式的五横连所吸引,结合所学习的中文专业写成鉴赏文章,投寄给《集邮》和创刊不久的《集邮家》(当时还不懂“一稿不能多投”的规矩)。不想两家报刊从不同角度裁剪成文,都发表了。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一篇连载文章《邮票欣赏漫淡》还曾在1986年《集邮》杂志最佳文章评选活动中获“最佳文章”称号。
　　一门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既需要一支强大的创作大军,也需要睿智的理论大军。没有强大的理论思维作支柱,这门艺术不可能建设起辉煌的艺术殿堂。传统的集邮研究,大多侧重版式、纸型、齿孔、刷色、印刷等方面的考证,而对于邮票的艺术评论、美学欣赏较少触及。特别是对邮票设计家风格的研究历来少有人问津,正如当年邵柏林先生对我讲的,偶有人写,也多流于瞎子摸象的门外谈。我由此孜孜以求,经常“跑步进京”,以文会友,在研究设计家作品的同时,努力地了解他们本人的精神世界,也包括他们的个性、经历、追求等等,力求高屋建瓴地把握设计潮流,再以自己的目光审视邮票艺术的走向。我对邵柏林、刘硕仁、卢天骄、李印清、吴建坤、黄里、杨文清、王虎鸣等设计家的作品都曾涉足,往往经过深究细考、沿波讨源才形成文字,有的文章从构思、撰写直到发表,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我当然知道,所谓欣赏,需要对一套邮票进行解释。但解释不是欣赏,欣赏需要的是理解、感受和共鸣,是开掘邮票的艺术之美。每个人理解、感觉都会有差异,但只要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去理解,总会发现这块艺术天地的无限风光。李印清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说,我们集邮队伍中真正的有识之士愈多,也愈真正标志着集邮事业的发展,愈有利于邮票设计水平的提高。我常以此鞭策自己,努力再努力。
　　陆游有诗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人的创造和进取的动机也许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高山仰止,面对艺术家的精品佳构生仰慕追随之心;二是来自于好胜心,凭一股执着和倔犟,走上创作之路。当我少年时的画家梦、记者梦破灭之后,留下的是不改的爱好,在“方寸”和“方格”中流连忘返。写公文的手不曾满足横平竖直,而总想龙飞凤舞;当步入仕途,身在红尘而心系青山。白天上班,努力完成好本职工作,夜晚和节假日便“躲进小楼成一统”,醉心于研究和写作之中。这种生存状态也算是“一人两制”吧。在占了一面墙的书橱里,除了文学名著,更多的便是美学、美术、摄影的书籍,其次是集邮类书刊。早年一本《美术史论》丛刊上登载的《大自然的歌手》一文,对把握黄里先生的早期作品风格是难得的指南;刊登在《中国摄影》等期刊上介绍邵柏林的文章和摄影作品,对了解他的艺术观念,又多了一份参考。我深知自己虽然缺乏扎实的基础和系统的学术训练,但这种广泛涉猎、发散式的学习及从研究实际问题中自觉地扩张,从好的方面说,倒形成一种没有条条框框、无拘无碍的自由心态和文笔。业余写作要耐得往寂寞,这个行当不轻松也不潇洒,没有什么功效和实惠,还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夜身裹大衣、全副武装,夏日只穿裤头、赤膊上阵都是常有的事。朋友知我“废寝而不忘食”(饿着肚子没灵感),送我“费琴”作笔名,我竟以此名发表了无数篇文章。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暄嚣中,保留一个小小的角落,把邮票的经济价值抛在脑后,用无功利的心态翻翻邮集,或把一得之见记录下来,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呀!
　　近读贾平凹新作,篇首有小传一篇,其中几句云:“苦于心实,不能仕途;拙于言辞,难会经济;提笔涂墨,纯属滥竽充数。”读来就是我自身的写照。《集邮》杂志曾刊登北高的随笔,高喊“将集邮进行到底”,我亦感慨良多。在艺术的大合唱中,邮票仍处于十分微弱的低音部,而艺术理论更等而下之。但值得欣慰的是,曾是荒凉寂寞的邮票艺术欣赏领域,出现了如北京王泰来、上海林霏开、福建宋晓文等一长串名字,他们一直在做着筚路蓝缕的工作,深感吾道不弧。我亦愿永久坐拥书城、留守“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