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黛瑞是外国人，不能切身感受和来中国考察流动与生存的艰辛与酸涩，特此为她提供一些细节
　　先说说苏黛瑞女士。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女士是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她的《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一书，被列入在学界很有影响的政治与社会译丛书。每读此书，每被感动。因为首先是阅读中总能感受到这本书的写作者苏黛瑞女士处处深含关怀的目光，里面却全是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冷静观察、客观评述和深切关怀；再是，作者深厚的人文素养和精准的专业眼光，还有作者所下的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功夫，都着实让人钦佩。
　　苏黛瑞女士是外国人，大概还是不能像我们这样置身此时此地的中国社会，有更多的生动细节和切身感受来来考察流动与生存的艰辛与酸涩。提供几个细节给苏黛瑞女士吧，如果她能看到，如果这细节对她是有用的，也算对她的用心良苦的研究的一点儿小小的支持吧。
　　我来北京十多年，办过三次暂住证了。自视还算制度下的良民，并不积极去办什么暂住证，每次都是别人代替办的。第一次是我租住在东四12条中青招待所时，老板将身份证要去，替我办的。第二次是单位替我们三个外地来京者租了团结湖小区的房子，房主将我们的身份证要去，替我们办的。但每次还是因为认为自己还是良民，到期也不去办一个什么手续，就作废了。
　　到了第三次，因为很重要，我和诗人木马先生要在朝阳区某地买房子，就亲自去了社区派出所，我是个手续盲，对各类手续之程序是摸不清头绪的。木马似乎弄清楚了，带着我进了一个大院，左转，我们就进了一个房子，当我们将身份证、单位介绍信诚惶诚恐地递上时，玻璃后面的工作人员顺手就给扔了出来，用丝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说：“这里是办狗证的，办人证的在隔壁。”天哪，人家将养犬证和暂住证并列简化为狗证人证！天哪，人证在狗证的隔壁！这是2003年秋天的事情，现在木马和我说起来，大笑之余，还是挺心酸的。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是显而易见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贡献和牺牲更大。我要说的第二个事实和细节是，我老家在沂蒙山区的大山皱褶里，一条小山沟，几百户人家，千余口人。80年代初，人口流动政策松动了，村里的青壮劳力大多跑到大连去，在钢厂、果园打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只去渐渐发达起来的青岛打工了。令人痛心的是，村里有7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留在了青岛的房地产工地、渔场和繁华的街巷，而他们的家庭都几乎得不到什么赔偿。我的一个远房的叔叔（年龄和我相仿，40多岁）倒是没把命赔上，但是把命根子赔上了。他和同村、邻村的一帮人在机车厂打工，有人老是往外偷着带铜线换酒钱。厂里决定要整顿，挨个过堂，在那里打工的只要说没偷，就要吃电警棍的亏，而他确实没偷，就更多地被高压电收拾得痛不欲生。回家后，那里就不中用了。今年春节回家，人们总在说笑话一样，议论他那糟糕的家庭生活。苏黛瑞给了这本书和她的意愿一样美好的说法——争取公民权。对于像我老家这样的中国广大普遍的乡村人口，争取公民权吗？他们甚至不敢梦想。面对死伤，无助的乡村人口多数时候是无力争辩的。
　　我相信苏黛瑞是比国内的一些学者们更有良知和使命感的，她肯定还在关注着中国流动人口现象。我在写这个短文时开了一下电视，看到一个广西乡村青年在深圳街头找工作的情况，这位姓吴的青年说，我们现在在城里找工作，不是只做生产的工具，我们应有自己的尊严。这也令我再次对苏黛瑞产生敬佩之情，因为《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预言了这种新的农村人口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