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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一个傍晚，人们冒雨从北京城各处赶来，汇入位于CBD的环球金融中心，一栋由建筑大师西沙佩利设计的顶级写字楼。他们与在这里工作的跨国企业白领们一道，目睹了一场行为艺术表演——由著名艺术家邱志杰和声音艺术家张梓倩联合策划，以《桃花源记》中“忘路之远近”为题，融合了声音、视觉、嗅觉与行为，就在写字楼高阔的中庭里展开……这是北京写字楼里第一次上演此类艺术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开先河的历史性时刻，和我们以往在美术馆或画廊参加过的开幕式大异其趣。
这就是李景汉（Handel Lee）的风格，他是金杜艺术中心的幕后掌舵人，他喜欢开创与众不同的项目，骨子里流淌着冒险的血液。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是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该事务所是总部位于亚太区的最大的全球性律所，在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金杜艺术中心的楼上就有700多名金杜事务所的律师在办公。与律师的身份相比，李景汉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国当代艺术和时尚生活方式的推手。他于1996年在北京创立了四合苑画廊，接着是名声显赫的生活方式综合体“上海外滩三号”和“北京·前门23号”。
李景汉1961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移民家庭，先祖是满清大贵族傅恒（傅氏家族与康熙时期的索氏家族、佟氏家族、纳兰家族并称清朝“四大家族”）。他的母亲是一名画家，家中到处摆着艺术品，母亲的艺术圈朋友时常出入，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我也做过艺术梦，但我没什么天分。”李景汉笑着对我们坦白。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律师，但艺术仍然在他生命里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地位。
1994年，他作为美国文森.艾尔斯律师事务所（Vinson-ElkinsLLP）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来到北京。“我们当时的办公室在国贸，是我自己设计的，里面也包括一家私人画廊。”我说这听上去颇像今天金杜艺术中心的前身，他笑着说：“你的说法很有道理，倒真像一种无意识的延续。但二者的初衷不太一样，当年在办公室开画廊是为了给前卫艺术提供一个庇护所，那时候艺术家没什么地方做展览，我们在公司内部做展，可以避开审查；今天的艺术环境开放多了，金杜艺术中心选址CBD的意义还是不同寻常，可以直接与当代文化、当代社会中最活跃的一群人、最活跃的事件进行互动，艺术能让硬邦邦的商业生态柔软下来。相同的一点是，我希望艺术可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中国平民买艺术品的人非常少，而在欧洲，这个比例是很大的。艺术中心不应该只设在偏远地区，这也是我们在CBD做艺术中心的初衷，这里汇集了银行家、律师、会计、秘书等各种职业的人，他们都可以在上班间隙到这里观看和体验艺术，我希望艺术能真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前门23号项目之后，艺术市场有几年势头大涨，李景汉却在当代艺术界趋于沉寂。现在，当代艺术市场普遍不被看好，他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在寸土寸金的CBD创立了金杜艺术中心。“这的确是一大笔投资，但我开第一家画廊的时候条件比现在糟多了。那时候藏家很少，只有少数西方人买艺术品，很少有中国藏家，几乎没有，他们还不太懂前卫艺术，因为没什么机会接触。现在情况好多了。那时候我们做展览，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劝大家买艺术品，真的很难，结果我自己买了好多，哈哈。1996年，四合苑画廊刚开幕，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群展，都是各处借的作品，包括国内外很多艺术家，有弗兰克.斯特拉（FrankStella）、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Rauschenberg）、曾梵志、陈文骥等，现场来了几百号人，但画廊当天就被封了。后来，我们各种写检讨、不断交涉，慢慢地，8个月之后才又重新开回来。”
人们时常在媒体上读到李景汉风光漂亮的故事，却很少了解到每个项目背后都是波折重重。“我们也是在慢慢地摸索和推进界限，这个不能展，那我们就试试另外的方向，迂回前进，就像毛主席说的‘人民战争路线’，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坚持。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帮助我们，我觉得北京人很仗义，即使不是熟人朋友，他们只因为觉得你做的事情很对，就出面帮忙，完全不求回报，那的确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因为真的热爱艺术，因为相信艺术对于精神和社会的引领价值。“我记得刚来中国那阵子，去圆明园艺术村、东村艺术区等地方拜访工作室，和艺术家们—起玩，看到他们的创作环境很差，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非常前卫、非常直接，饱含情感，那些场景让我觉得震撼、感动……我觉得它们必须被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如果我能做点儿什么，一切努力都值得。就这么简单。”说起这一段时，李景汉的语调饱含深情，让我们也忍不住向往那个贫穷但纯真的艺术年代。
回忆起高中时代在华盛顿FranzBader畫廊做兼职的经历，他也流露出同样的兴奋之情。那时，他还是个懵懂少年，忙着在画廊布展、挂画、打扫卫生，鞍前马后，可以接触艺术作品和艺术家让他很开心。Bader先生在家中举行的艺术开幕派对可谓城中一大盛事，这位先生挺喜欢李景汉，所以他也能在那里当服务生，帮忙倒酒、摆桌子、打扫卫生，好奇地打量周围发生的一切。“早年的经历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了解到重要画廊的运作方式，当我来到中国以后，我想：我也可以干这个！”
是的，李景汉开画廊的初衷是想为中国前卫艺术提供一个体面的展示场地。一开始在四合苑项目中，他将餐厅和画廊的概念融合，目的是降低门槛，让人们在用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近艺术，不知不觉地谈论艺术，并喜欢上艺术。而外滩三号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四合苑。“上海人对艺术有好奇心，但他们更好奇艺术够不够时髦、够不够流行，所以我们把最顶级的餐厅和时尚与艺术融入同一栋建筑里，我们让前卫艺术被体面的一切包围，让它看起来很酷，这样才能吸引上海人。”
他接着说道：“是的，现在的市场不像之前很火爆的时候那么好，从另一方面看反而是好。8年前到3年前，艺术市场确实存在泡沫，很不合理、很浮躁、很不规范，一些艺术家受公众和市场影响，开始从事‘生产’，做艺术不是因为要做好作品，而是为了卖，年轻艺术家也受到左右，即使是艺术系学生也一心想着大卖。那时候有人问我：‘你觉得这画会升值吗？’我反问：‘那你喜欢它吗？’如果只想投资，你去买股票啦。买艺术品的动机可能交织着喜爱和投资等诸多因素，但不能光想着升值。我们买艺术品，首先是因为和它产生了共鸣，产生了特殊感情。那时候的艺术市场很虚伪，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玩了，我选择了走开，转而开始去看欧洲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买了不少好作品。最近的变化其实很好，现在这些年轻艺术家特别认真。”
不管在历史性老建筑，还是在CBD商业中心，李景汉认为：“艺术机构一定要在市中心，因为艺术文化一定要跟城市有所交流，并对城市文化做出反应。其实，在这个商业环境中，这个艺术中心也如同一个‘桃花源’——让人们去发现这样一个很理想的私秘环境，在艺术和文化上花些时间，这很宝贵，人应该有这样的追求。”
这就是李景汉（Handel Lee）的风格，他是金杜艺术中心的幕后掌舵人，他喜欢开创与众不同的项目，骨子里流淌着冒险的血液。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是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该事务所是总部位于亚太区的最大的全球性律所，在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金杜艺术中心的楼上就有700多名金杜事务所的律师在办公。与律师的身份相比，李景汉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国当代艺术和时尚生活方式的推手。他于1996年在北京创立了四合苑画廊，接着是名声显赫的生活方式综合体“上海外滩三号”和“北京·前门23号”。
李景汉1961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移民家庭，先祖是满清大贵族傅恒（傅氏家族与康熙时期的索氏家族、佟氏家族、纳兰家族并称清朝“四大家族”）。他的母亲是一名画家，家中到处摆着艺术品，母亲的艺术圈朋友时常出入，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我也做过艺术梦，但我没什么天分。”李景汉笑着对我们坦白。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律师，但艺术仍然在他生命里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地位。
1994年，他作为美国文森.艾尔斯律师事务所（Vinson-ElkinsLLP）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来到北京。“我们当时的办公室在国贸，是我自己设计的，里面也包括一家私人画廊。”我说这听上去颇像今天金杜艺术中心的前身，他笑着说：“你的说法很有道理，倒真像一种无意识的延续。但二者的初衷不太一样，当年在办公室开画廊是为了给前卫艺术提供一个庇护所，那时候艺术家没什么地方做展览，我们在公司内部做展，可以避开审查；今天的艺术环境开放多了，金杜艺术中心选址CBD的意义还是不同寻常，可以直接与当代文化、当代社会中最活跃的一群人、最活跃的事件进行互动，艺术能让硬邦邦的商业生态柔软下来。相同的一点是，我希望艺术可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中国平民买艺术品的人非常少，而在欧洲，这个比例是很大的。艺术中心不应该只设在偏远地区，这也是我们在CBD做艺术中心的初衷，这里汇集了银行家、律师、会计、秘书等各种职业的人，他们都可以在上班间隙到这里观看和体验艺术，我希望艺术能真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前门23号项目之后，艺术市场有几年势头大涨，李景汉却在当代艺术界趋于沉寂。现在，当代艺术市场普遍不被看好，他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在寸土寸金的CBD创立了金杜艺术中心。“这的确是一大笔投资，但我开第一家画廊的时候条件比现在糟多了。那时候藏家很少，只有少数西方人买艺术品，很少有中国藏家，几乎没有，他们还不太懂前卫艺术，因为没什么机会接触。现在情况好多了。那时候我们做展览，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劝大家买艺术品，真的很难，结果我自己买了好多，哈哈。1996年，四合苑画廊刚开幕，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群展，都是各处借的作品，包括国内外很多艺术家，有弗兰克.斯特拉（FrankStella）、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Rauschenberg）、曾梵志、陈文骥等，现场来了几百号人，但画廊当天就被封了。后来，我们各种写检讨、不断交涉，慢慢地，8个月之后才又重新开回来。”
人们时常在媒体上读到李景汉风光漂亮的故事，却很少了解到每个项目背后都是波折重重。“我们也是在慢慢地摸索和推进界限，这个不能展，那我们就试试另外的方向，迂回前进，就像毛主席说的‘人民战争路线’，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坚持。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帮助我们，我觉得北京人很仗义，即使不是熟人朋友，他们只因为觉得你做的事情很对，就出面帮忙，完全不求回报，那的确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因为真的热爱艺术，因为相信艺术对于精神和社会的引领价值。“我记得刚来中国那阵子，去圆明园艺术村、东村艺术区等地方拜访工作室，和艺术家们—起玩，看到他们的创作环境很差，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非常前卫、非常直接，饱含情感，那些场景让我觉得震撼、感动……我觉得它们必须被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如果我能做点儿什么，一切努力都值得。就这么简单。”说起这一段时，李景汉的语调饱含深情，让我们也忍不住向往那个贫穷但纯真的艺术年代。
回忆起高中时代在华盛顿FranzBader畫廊做兼职的经历，他也流露出同样的兴奋之情。那时，他还是个懵懂少年，忙着在画廊布展、挂画、打扫卫生，鞍前马后，可以接触艺术作品和艺术家让他很开心。Bader先生在家中举行的艺术开幕派对可谓城中一大盛事，这位先生挺喜欢李景汉，所以他也能在那里当服务生，帮忙倒酒、摆桌子、打扫卫生，好奇地打量周围发生的一切。“早年的经历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了解到重要画廊的运作方式，当我来到中国以后，我想：我也可以干这个！”
是的，李景汉开画廊的初衷是想为中国前卫艺术提供一个体面的展示场地。一开始在四合苑项目中，他将餐厅和画廊的概念融合，目的是降低门槛，让人们在用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近艺术，不知不觉地谈论艺术，并喜欢上艺术。而外滩三号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四合苑。“上海人对艺术有好奇心，但他们更好奇艺术够不够时髦、够不够流行，所以我们把最顶级的餐厅和时尚与艺术融入同一栋建筑里，我们让前卫艺术被体面的一切包围，让它看起来很酷，这样才能吸引上海人。”
他接着说道：“是的，现在的市场不像之前很火爆的时候那么好，从另一方面看反而是好。8年前到3年前，艺术市场确实存在泡沫，很不合理、很浮躁、很不规范，一些艺术家受公众和市场影响，开始从事‘生产’，做艺术不是因为要做好作品，而是为了卖，年轻艺术家也受到左右，即使是艺术系学生也一心想着大卖。那时候有人问我：‘你觉得这画会升值吗？’我反问：‘那你喜欢它吗？’如果只想投资，你去买股票啦。买艺术品的动机可能交织着喜爱和投资等诸多因素，但不能光想着升值。我们买艺术品，首先是因为和它产生了共鸣，产生了特殊感情。那时候的艺术市场很虚伪，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玩了，我选择了走开，转而开始去看欧洲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买了不少好作品。最近的变化其实很好，现在这些年轻艺术家特别认真。”
不管在历史性老建筑，还是在CBD商业中心，李景汉认为：“艺术机构一定要在市中心，因为艺术文化一定要跟城市有所交流，并对城市文化做出反应。其实，在这个商业环境中，这个艺术中心也如同一个‘桃花源’——让人们去发现这样一个很理想的私秘环境，在艺术和文化上花些时间，这很宝贵，人应该有这样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