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红楼梦》中的四种满族游艺习俗（放鹰、射鹄子、玩鸟儿、抓子儿）进行梳理和探究。这四种游艺习俗皆与满族传统的狩猎生活和骑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的产生与存在体现了满族固有的尚武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它的衍生和变异又折射出满族入关以后在承平生活以及汉族文化的包围之下尚武精神的蜕变。
　　[关键词]放鹰 射鹄子 玩鸟儿 抓子儿
　　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与汉族不同的民风习俗。在入关后的数百年间，随着满汉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满族的风俗习惯也不断地发生改变。由于风俗本身具有传承性、变异性、创新性等多元社会文化特征，因此入关以后的许多满族风俗，已经并非原汁原味的满洲旧俗，而是在此基础上又杂糅了部分汉族风俗，进而形成了在八旗社会中普遍盛行的旗人风俗。关于这一点，在小说《红楼梦》中有充分体现。《红楼梦》这部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伟大作品，它的风俗描写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而且还呈现出“满汉结合”、“满汉一体”、“满汉交融”的独特景观。这在服饰、饮食、称谓、婚姻、丧葬、生育、礼仪、信仰以及游艺习俗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而其中放鹰、射鸪子、玩鸟儿等游艺习俗的发生和变异，于此细微之处亦可折射出八旗社会的历史兴衰和文化变迁，颇具有研究价值。
　　一、放鹰
　　放鹰是清代八旗子弟娱乐中的一种。《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写宝玉问柳湘莲近日可曾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湘莲道：“怎么不去？前日我们几个人放鹰去，离他坟上还有二里。”此即满族“放鹰”习俗。
　　满族先民很早就懂得猎鹰。鹰被驯化之后，可以用来帮助猎户捕获猎物，俗称“放鹰”。捕鹰一般在秋季进行，将野性十足的鹰捕获后带回家，首先要“熬鹰”，在熬鹰房将鹰上架，加上“脚绊”，几天几夜不许睡觉，磨掉其野性；然后再通过“过拳”、“跑绳”等环节，使鹰听到吆喝就能来到猎者的手臂上；最后还要对鹰进行“勒膘”，即把肠油刮出，使肌肉强健，便于捕获猎物。这样驯好的鹰就可以放之山野了。《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了行围时放鹰的方法：“以绣花锦帽蒙其目，擎者挽縚于手，见禽乃去帽放之。”[1]架鹰者站在高处观望，让人用棒敲打树丛将野物轰出，俗称“赶仗”；发现有猎物出现，鹰会立即尖叫着俯冲下去将其捕获；这时架鹰者要尽快赶到，取下猎物。同时，只给鹰吃点动物内脏，不可喂饱，即所谓“鹰饱不拿兔”。[2]
　　猎户以鹰用于狩猎，八旗子弟则以玩鹰作为娱乐。清政府每年都向东北收鹰，杨宾《柳边纪略》：“辽以东皆产鹰，而宁古塔犹多，设鹰把势十八名。每年十月后即打鹰，总以海东青为主，海东青者，鹰品之最贵者也。……得海冬青后，杂他鹰遣送内务府，或朝廷遣大人自取之。”[3]“海冬青”，满语称“松昆罗”，体型中等，比一般鹰、秃鹫小的多，但爆发力惊人，且性情凶猛，产于我国关外黑龙江吉林一带。《本草纲目》记载：“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早在唐代，“海东青”就已是满族先世朝奉中原王朝的名贵贡品。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云：“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清康熙帝曾写诗赞道：“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由于海东青不易捕捉和驯化，因此民间常有“九死一生，难得一名鹰”的说法。在金元时期甚至还有这样的规定，凡因触犯刑律而被放逐到辽东的罪犯，能捕捉到海东青呈献者即可赎罪。当时的可汗贝勒、王公贵戚，常为得一名雕而不惜重金。后来风靡于八旗子弟中的玩鹰，也包括饲养和驯化这种猎鹰。
　　满族民间还有许多关于“海东青”的传说，在萨满教神谕中，雕神不仅是人世间光明与黑暗的支配者，同时又是力量与威武的象征，是最凶猛的宇宙大神。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更将海东青称之为“民族之鹰”，它已经成为满族民族精神的象征。至今在有些地方，在不以狩猎为生的满族人中仍保留着养鹰、放鹰的习俗。
　　二、射鹄子
　　为了维持八旗的尚武精神，清代还出现了许多以习射为目的的体育游戏。八旗入关之后，弓箭的军事功能退化了，但是娱乐功能却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震均《天咫偶闻》描写道：“国家创业，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骑射为本务，而士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4]
　　射圃，即习射之场。这种在家庭射圃中以射会友的射法很多，有“射鹄子”、“射簇”、“射香火”、“射兔”、“射稠”等花样，都需要较高的技巧。《天咫偶闻》中记载了几种较射的方法：“曰射鹄子，高悬栖皮，送以响箭。……曰射月子，满语名艾杭，即画布为正也。曰射绸，悬方寸之绸于空而射之，此则较难。又有于暮夜悬香火于空而射之，则更难。然皆巧也，非力也。”[5]这里说的“射鹄子”，鹄子有许多层，最小的一层叫“羊眼”。清中叶果益亭将军就专工射鹄，被称为“果羊眼”。然而工者仍不事此，还有更见技巧的是射“花篮”，即一箭诸圈皆开而不落，如花篮一般，这是最难的。
　　对于“射鹄子”，《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也有描写：
　　原来贾珍近因居丧，每不得游玩旷荡，又不得观优闻乐作遣。无聊之极，便生了个破闷之法。日间以习射为由，请了各世家弟兄及诸富贵亲友来较射。……因此在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鹄子，皆约定每日早饭后来射鹄子。
　　但贾珍的目的并非较射，而是以射为由进行聚赌，因此立了罚约，赌个利物。贾珍不好出名，便命贾蓉做局家。这些都是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侠纨绔。贾政不知就里，认为“文既误，武也当习，况在武荫之属”，因而反让宝玉等人也参加。结果“三四个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赌胜于射；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大赌起来。”按，清代律例规定不许聚赌，但对于以射来赌是不禁止的。震均《天咫偶闻》曰：“定制，赌有禁，惟以射赌者无禁，故有大书于门曰‘步靶候教’者，赌箭场也。”[6]清廷这样做的目的本是为了鼓励骑射，但是时间久了性质却发生了改变，“步靶候教”的赌箭场，变成了公然聚众的赌场。《红楼梦》通过对“射鹄子”的描写，反映乾隆时期骑射之风的衰落和蜕变。 　　三、玩鸟儿
　　“玩鸟儿”是清代八旗子弟中的一种风尚。“玩鸟儿”并非八旗所独钟，却以八旗为甚，如老舍笔下《茶馆》中的松二爷，临被带上大堂，还忘不了说一声：“看着点我们的鸟儿……”“提笼架鸟”已成为清代八旗子弟标志性的特征。《帝京岁时记胜》云：“膏粱子弟好斗鹌鹑，千金角胜。夏日则贮以雕笼，冬日则盛以锦橐，饲以玉粟，捧以纤手，夜以继日，毫不知倦。”[7]可见当时风气之盛。《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了鸟：第三回写黛玉初进贾府，就看见“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第四十一回写刘姥姥在大观园看到“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的鹦哥儿；第三十五回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黛玉调鹦鹉”的情景。
　　猎鸟、养鸟是以狩猎为生的满族人的传统爱好，早在女真时代就有养鸟听其“好音”的说法。入关之后，随着与汉人的进一步交流，不仅养鸟的名目大为丰富，而且技艺越来越精湛。清代流行的玩鸟儿把戏很多，有专为听闻的，如“调鹦鹉”、“画眉曲”；有专为竞飞的，如“放鸽子”；有专为赌赛的，如“斗鹌鹑”。名目繁多，不一而论。除此之外，当时社会上还流行各种驯鸟杂技，如“黄雀衔卦帖”、“麻雀衔旗”、“打弹儿”、“开箱”、“开锁”等。
　　关于“麻雀衔旗”，《红楼梦》第三十六回有生动细致的描写：
　　宝玉听了，以为奇特，少站片时，果见贾蔷从外头来了，手里又提着个雀儿笼子，上面扎着个小戏台，并一个雀儿，兴兴头头的往里走着找龄官。……宝玉问他：“是个什么雀儿，会衔旗串戏台？”贾蔷笑道：“是个玉顶金豆。”宝玉道：“多少钱买的？”贾蔷道：“一两八钱银子。” ……说着，便拿些谷子哄的那个雀儿在戏台上乱串，衔鬼脸旗帜。
　　这种雀儿串戏台子的把戏，一般都是艺人趁着雏雀还没有出飞的时候，把它从窝里掏出来，用谷粒子引逗训练而成的。久而久之，雀儿就能熟练地在笼中小戏台上串来串去，时而衔起五彩的小旗帜，逐一放到人们面前。所以，人们把这种驯化雀儿的把戏叫做“麻雀衔旗”。康熙年间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就有对“麻雀衔旗”的吟咏：“毁穴探雏飞去难，衔旗教得向笼樊。若还王母斑龙近，道是云中朱雀幡。”可见，在《红楼梦》产生以前，这种技艺就已经流行开了。宝玉能够问：“是个什么雀儿，会衔旗串戏台？”说明在大观园中这种把戏并不陌生。
　　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对清末旗人的玩鸟儿嗜好有更精彩的描写：大姐的公公“无论冬夏，他总是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蹓，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
　　旗人的这种玩鸟儿习尚深刻地影响了北京地区的文化风俗。时人曾这样状述北京的养鸟盛况：“下自顽童贫士，上至缙绅富户，无不手架一鸟，倘徉街市，可谓举国若狂”。今天我们从老北京人遛弯、会鸟的悠然神情里，仍依稀可见八旗文化的影子。
　　四、抓子儿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到了“抓子儿”这种游戏：“看时，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紫娟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关于“抓子儿”，启功先生注云：“用猪拐骨或石子、果核等物，先铺撒开，捡起一颗，向空中仍出，尽速抓起其余各颗，再把落下的接在手里，练习手眼的敏捷。”大体说明了这种游戏的玩儿法。
　　“抓子儿”游戏在明清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帝京景物略》中有：“是月也，女妇闲，手五丸，且掷且拾且承，曰抓子儿。丸用橡皮银砾为之，竞以快捷”。[8]明代河北《永平府志》载：“清明展墓，连日倾城踏青、看花、挑菜、簪柳、斗百草……家家树秋千为戏，闺人挝子儿赌胜负，童子团纸为风鸢，引绳放之。”《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宋惠莲正和玉箫、小玉在后边院子里挝子儿，赌打瓜子，玩成一块。”
　　这种被称为“抓子儿”的游戏，与满族的传统游戏“抓（chuǎ）嘎拉哈”非常相似，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嘎拉哈是满语的音译，它是指羊、猪、狍子、獐、鹿、黄羊等的膝盖骨，又称“背式骨”，学名为“髌骨”。嘎拉哈四面呈凹凸不同的形状，清人徐兰《塞上杂记》云：“骨分四面，有棱起如云者为珍儿，珍儿背为鬼儿，俯者为背儿，仰者为梢儿”。今人则分别称之为“壳儿”、“背儿”、“增儿”、“驴儿”，或“坑儿”、“肚儿”、“云儿”、“轮儿”等。玩嘎拉哈的游戏主要流行于我国的东北和北方地区。实际上，北魏时鲜卑族已把嘎拉哈用于游戏或殉葬品。金元时蒙古族儿童也用于游戏或作为礼物互相赠送。清人杨宾《柳边纪略》记载：满族“童子相戏，多剔獐、狍、麋、鹿前腿前骨，以锡灌其窍，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击之中者，尽取所堆，不中者与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于囊，岁时闲暇，虽壮者亦为之。”[9]嘎拉哈的玩者多为儿童和妇女，玩法有多种。《满洲源流考》记载了“抓嘎拉哈”的玩法：“一手摊掷承空上下各取之，以不动局上者为工，妇女多能之，非男子事也。”[10]
　　玩嘎拉哈很可能随女真等民族与汉族的接触而传入中原地区，并且逐渐发生变异。“抓嘎拉哈”在汉族地区，又叫“抓子儿”、“挝子儿”、“抓羊拐”。“子儿”已不限于用拐骨，可以用果核、石子等取代，这大概是汉族民间就地取材的产物。满族入主中原以后，这种游戏在汉族地区进一步流行。《红楼梦》中所写的“抓子儿”，可能就是指满族的“抓嘎拉哈”，也可能是指它的变异形式。但无论“子儿”用的是什么，其玩儿法皆大同小异。
　　“嘎拉哈”在现代的玩法与古代相似，只是花样更为繁多。“抓嘎拉哈”时，通常是将若干嘎拉哈散开，取其一抛起，再立即用同一只手迅速抓起形态相同的几个，并将抛起的接在手中，要求动作迅速、准确。如果每次都能抓得起，接得住，则一直抓下去。若有失手，则依次轮给下一人抓，直到将所有子抓完，也以抓得多少定胜负。笔者儿时生活的沈阳地区也非常盛行“抓嘎拉哈”的游戏，只是玩法与此略有不同：一副嘎拉哈由四个组成，另外还要有一个“沙包”或一个小皮球作为抛掷物。定输赢用累计分的方式。得分关键的第一步是撒子儿，如果撒成四个一样形态的，并且同时抓起，再接住“沙包”，就会得40分；三个一样，同时抓起，得30分；如果两两一样，同时抓起四个，就会得20分，抓起其中的两个是10分。通常嘎拉哈两端面积较小，不容易立住，一旦撒成一个立住的，就要把四个子都抓起，这样可以得50分。为了得分多，可以在抛出“沙包”后，迅速翻动嘎拉哈，使其形态相同，这就要求眼疾手快。为了增加游戏的难度，还要求在抓子儿和翻子儿的时候，不能碰到其他子儿，否则就算犯规。小时候玩的嘎拉哈，通常用猪拐骨或羊拐骨。猪嘎拉哈较大，较容易得到；羊嘎拉哈大小正合适，但是不易得到。那时候如果谁有一副玩得发亮的羊嘎拉哈，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五、结语
　　通过对以上四种游艺习俗的梳理和探究，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四种习俗皆与满族传统的狩猎生活和骑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的发生与存在（如放鹰、射鹄子），体现了满族固有的尚武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它的衍生和变异又折射出满族入关以后在承平生活以及汉族文化的包围之下尚武精神的蜕变。总的来说，清代满族的游艺习俗是向着更加纤巧和精致化的方向发展，正如老舍所说的“玩得细致，考究，入迷”，这也充分体现了八旗子弟对有闲文化的追求。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满汉文化交融视野下的《红楼梦》研究”（L08DZW01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一）[M].上海：上海书店，1981：34；
　　[2]关云德.满族与海东青[J].满族文学，2005（3）；
　　[3]（清）杨宾等. 龙江三纪[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91；
　　[4][5][6]（清）震均.天咫偶闻（卷一）[ 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91；
　　[7]（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33；
　　[8]（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1；
　　[9]（清）杨宾等.龙江三纪[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115；
　　[10]（清）阿桂等.满洲源流考（卷二十）[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378。
　　作者简介：白燕（1975-），女，满族，沈阳化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