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寅恪与《学衡》杂志主将吴宓关系密切，但在《学衡》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不多。这些作品，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陈寅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治学重点，又对于探究陈寅恪与《学衡》杂志的关系以及陈寅恪思想与《学衡》杂志诸公的异同裨益良多。
　　关键词：陈寅恪；《学衡》杂志；思想研究
　　陈寅恪与吴宓是相交一生的朋友。《吴宓与陈寅恪》一书的作者是吴宓之女吴学昭，她根据父亲日记及遗稿，勾勒了两人五十多年的交往。近年来出版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也主要是依据《吴宓日记》《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与《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等材料编著出来。可见，陈、吴二人交往密切。
　　陈寅恪发表在《学衡》杂志中的作品，有《与妹书》《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和《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在《学衡》杂志共79期的杂志中，寥寥可数。吴学昭说，“寅恪伯父对我父亲办《学衡》是赞成的，但并不参与。”
　　陈寅恪载于《学衡》杂志的《与妹书》是他面世最早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学衡》杂志开启了陈寅恪被发现的大门。陈寅恪发表在《学衡》杂志上的作品，对于探究他与《学衡》杂志及《学衡》杂志诸公的关系裨益良多。
　　《与妹书》涵盖的学术思想令人受益匪浅，“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陈寅恪精通多国语言，仍然孜孜不倦学习藏文，且对于藏文藏经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了如指掌。陈寅恪认为，藏文中文同属汉藏语系，在音韵训诂上大有互相阐发之助，将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引入两者的比较学研究，无疑是科学有效的。
　　他在《与妹书》中提出了比较语言学上的真知灼见，但其治学重点尚不及此。“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可见，史学与佛学才是陈寅恪热衷之所在。
　　“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对于材料的选择，陈寅恪有着他审慎的态度，通过自己对《金刚经》历代注解的对勘，他强调尊重原典的必要。但对于材料的价值，陈寅恪并不拘泥，善于发现其优劣所在。“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天台宗与禅宗在研究佛经原典上助益不显，然而它们是在中国本土自成一派的宗派，多与儒家的思想吻合，自有其贡献。
　　选择材料时的审慎达观态度，也是陈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这一观点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也是《学衡》杂志诸公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孙尚扬认为，他的《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
　　〈学衡〉》就是“从一个角度表述本人对《学衡》的‘了解之同情’与评价”，陈寅恪的治学思想惠及后世，可见一斑。“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寅恪的眼光更多地聚焦于学术本身，这与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上激烈论争的《学衡》杂志诸公及新文化倡导者极不相同。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寅恪认为，王国维身上凝聚了纲纪之说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纲纪之说失掉了凭依的土壤，王国维不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在陈寅恪心目中，纲纪之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理想境界，他将其与希腊柏拉图的“Idea”进行类比。这一点，陈寅恪与《学衡》杂志诸公存在共识。“学衡派”服膺的新人文主义力求在西方传统文化思想中找寻有价值的东西，而以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先哲的思想，正是精华所在。因此，对于王国维的死，陈寅恪以其“了解之同情”作出了较为公允客观的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寅恪与“学衡派”趋同的文化观。然而，该文对这种文化观并未详细展开，他的本意还是为王国维之死正名，表现出待友厚道的一面。
　　《与妹书》原意是请妹妹转告兄长代为购书，然而书信中学识渊博、爱书成痴的学者形象深入人心。“我前年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
　　综上所述，陈寅恪发表在《学衡》杂志上的作品虽然不多，但能够反映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的思想倾向。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体现出超越政治、时代的特点，在“学衡派”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独到的价值。他对文化思想的理论构建并不是重点，但也表现出与《学衡》杂志诸公的趋同性。
　　参考文献：
　　[1]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2]孙尚扬，郭兰芳.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