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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全球首发，2013年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是关于近代华北乡村研究的一部创新之作。该书面世后立即在中西方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作者沈艾娣先生，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山西大学客座教授，多年来从事华北乡村研究。
当你偶然在书架上发现这本书时，会被“梦醒子”三字所吸引，但很难意识到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梦醒子”既是书中主人公刘大鹏的笔名，也暗示着他坚守的儒家思想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沈艾娣之所以选取刘大鹏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包括日记、方志、请愿书及其他作品。其中，刘大鹏日记成为该书最核心的史料。更重要的是，沈艾娣对刘大鹏的故乡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其后裔和邻居进行了深度访谈，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史资料。此外，她也搜集整理了一些已出版的地方史资料。如此详实的史料积累，使得较为详尽地描述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刘大鹏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成为可能。
沈艾娣在中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微观史的范例：对一个相对不为人所知的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并“尝试针对二十世纪初山西农村生活的本质，提出更深的问题”。她进一步说明：“微观史并不是案例研究——通常是用一个例子证明、证伪或推演一个更大的理论。相反，他们通过对人类生活和动机的具体分析来颠覆已经被接受的历史，揭示理解过去的别样途径。”“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撼动这种宏大叙事的整体化倾向。”她也指出，微观史的一大特点在于对叙事的运用。“史家通过档案来展开特殊事件背后的故事，或是考察原本籍籍无名的个人的生活，而读者跟随着作者的笔端。这些书读起来很有趣，将读者带入故事之中”。纵观全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践了这一方法论——对刘大鹏个体生命和观念的具体研究、一种叙事的结构以及对现代化历程中山西乡村社会的深入探讨。
二
作者通过对刘大鹏个人故事进行细致研究，展现了现代化历程中山西乡村底层精英乃至普通乡民鲜活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揭示了现代化的多重面目及其带来的悲剧。
刘大鹏（1857—1942）一生几乎跨越中国近代动荡的百年，但他只是个普通的乡居者。青年时，他在私塾和书院求学，习得儒家思想，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最终考中举人。随后，他在离家不远的南席村一家富户家当私塾先生。此时，刘家称得上是小康之家，刘父经营的木材店生意不错，刘大鹏当塾师也收入不菲。随着清朝新政的推行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乡村经济开始逐渐衰落，木材店的生意无可避免地变得糟糕，刘大鹏也因各种原因最终失去了教职，刘家从此家道衰落。清末民初，刘大鹏作为议员或者县议长参与地方政治。由于他仅有的政治资本——举人功名带来的威望和奉行儒教塑造的声名，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后都急剧贬值，他很快被排挤出地方政治。此后，他进入采煤业，借煤窑的开采、经营和投资谋生。然而，随着山西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承担的层层税收不断加重，且政府刻意扶植大型煤矿，几乎所有乡村小煤矿都逐渐倒闭，刘大鹏再次失去生业，只能以务农为生，家庭收入越来越系于此。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家已经衰落至穷困之家——高粱构成了他们的每日三餐，他们也付不起取暖的煤钱，甚至无法供自己的小儿子上中学。
于刘大鹏而言，最令其痛苦的并非家道衰落和生活困苦，而是他一生坚守的儒家价值观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尖锐冲突。刘大鹏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并塑造了儒者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不论是作为塾师、议士、商人、老农，他一直严苛地践行着儒者的自我认同和儒家价值观。然而，二十世纪初，新政府大力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式教育，奖励工商业等。刘大鹏痛苦地意识到，他坚守和践行的儒家价值观正在被政府抛弃和否定，“政府的目标已经从维护儒家社会转移到动员社会财富以便国家能应对国际上的竞争”。他“固执己见”地认为：新政违背了国家本身应尽的责任，是“舍仁义而讲财利”的行为。他在日记中，多次以有悖儒家价值观来批判和嘲讽政府的现代化。同时，他给政府的上书以及在征收税赋等事件中的抗议，都在努力表达他对政府现代化的不满和批判。可悲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深，他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被视为笑柄，他严苛的儒家价值观也逐渐被地方社会抛弃——他的教育和践行儒家思想的行为已不再标志着他是个正直的人，仅是历史存留的古董；甚至他的家庭也开始逃避他的道德观，酿成家庭悲剧。
刘大鹏这样一个无法适应现代化潮流的失败者，在以往的叙事中，或被遗忘或被嘲笑或被抨击，而沈艾娣却给予了他一份深切的尊重和“理解之同情”，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他那真切的痛苦、绝望与失败感，从而更加深刻地反思现代化带来的悲剧。作者在序言中强调，她希望将刘大鹏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但刘大鹏的日记由此也构成了某个微观世界，这一意义上他乃是一个典型人物，折射并代表着以往在进步话语中失声的“遭受进步之苦的人”——这些人或许是整个的中国乡村人口。正如罗威廉的评价：本书充满了“深刻人文关怀”，“从一位偏僻乡村下层绅士的视角，它使读者宛如置身于这一遥远的时空之中，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来理解国家大事如何与日常生活发生接触，以及这些大事对于生活和普通民众观念的真正（常常与直觉相悖）影响”。
在努力展现刘大鹏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的同时，作者揭示了近代儒家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发展变化。当二十世纪初，国家放弃了长久以来对儒家正统性的维护，儒家思想却依然深深植根于地方社会，并没有立即简单地消失。于刘大鹏而言，努力像儒家士绅一样处事构成他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即便他的教育资格已经不具政治实用性，这种努力依然标志着他的身份，也得到人们的认可。他试图通过参与地方事务和经商将自己的这种身份化为家庭收入，这表明国家放弃儒家思想之后很久，儒家思想依旧是地方制度的一部分。尤其是强大的法律框架缺失的情况下，儒家价值观念继续在商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刘大鹏正是在煤矿业的经营管理和调解商业纠纷中应用着儒家价值观念，才得以树立其在村里工商界的权威和地位。然而随着国家税赋的加重和国家权力的介入，儒家价值观念很难在商业领域贯彻下来。换言之，儒家思想依旧存在于生活中很多方面——商业、家庭和农业。但是，在缺少国家整合力量的情况下，儒家价值在以上的组织制度中发展变化并未同步，以至于作为整体的儒家思想的逐渐消散。 三
正如杜赞奇所言：“他（刘大鹏）的一生犹如一份索引，使我们得以一瞥那一时期地方社区所面临的种种机遇，以及最终的凋零。”作者以刘大鹏的人生和悲剧为切入点，对近代山西乡村社会这一宏大历史进行微观考察，展现了现代化近程中鲜为人知和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这不仅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宏观历史的整体认识，更启示我们反思现代化进程和“进步”话语的霸权。
在大众思想中，乡村即是农村，“作为农业空间的观感”，“是需要国家将工业和商业引入的地方”；村民即是农民，常年以耕地务农为生，和土地捆绑在一起。但本书却以山西赤桥村的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这正误解了他们及其村庄的过去，那里几百年来一直是商业和工业而非农业占更主要的地位。”明清以来，山西一直处于中国与蒙古、俄国商贸往来的要道上，繁荣的边贸生意催生了山西这个富裕的工商业城市。十九世纪中后期，虽然对俄贸易开始衰落，但晋商网络已经逐渐转向票号，票号生意一度繁荣到为外国商人融资、为中央政府借贷和储蓄。流回山西的商业利润繁荣了当地的乡村经济，刘大鹏的故乡赤桥村便是一个由乡村工业支撑的社会。它以造草纸为主业，八成以上的村民以造草纸为生，还吸引了许多的外来移民。此外，还有一部分村民离家经商，刘大鹏的父亲即是在商业发达的李满庄经营生木店。历经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晋商票号商号受到重创，但山西乡村经济——煤业、明矾业、造纸业等，依然保有活力，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这类小规模的地方工业从未和大规模的传统票号和货栈取得一样的利润，但是它们确实为像刘大鹏这样的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他们因政治变迁而失去了在私塾、票号和贸易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介儒生，刘大鹏也成功经营煤矿长达十年之久，在乡村工商业中建立了个人威信和地位，并以此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赤桥这种典型的乡村工商业专门化的例子，启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近代乡村历史的实质，并反思过往对乡村历史的简化想象。
我们也通常认为，贫困衰败的农村、封建落后的农民，正是中国现代化所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作者却以山西乡村与商业繁荣和政治权力渐行渐远的故事证明：中国内陆乡村的贫困化、衰败和传统社会结构固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悲剧性的结果而非原因。如前所述，山西繁荣的边贸生意和票号经济催生了山西乡村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且众所皆知，近代以前，城乡地位差别和界限并不鲜明，乡村同样处在帝国文化和政府关注的重心；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施行“新政”，不仅加重了乡村负担的税赋，更将资源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与之相随的是政府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舍弃。1911年“辛亥革命”，更是重创了山西原有的经济。但是，革命对于现代化者却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人们很快意识到，新政府更加热衷于国家的现代化，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税收的加重和国家权力对乡村工业的干扰。山西煤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现代化政府不断增加的层层税收，这源于政府对现代化事业的投入和阎锡山政府激增的军费开支。二十年代末，当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冲击煤业时，山西省政府正式介入煤矿业，着力拯救大型现代煤矿，通过把矿产所有权收归国有、加收开矿的注册费，牺牲掉了很多小煤窑。政府的做法意图很明确，因为现代化的大型煤矿更符合改革者的现代化梦想。在现代化的省政府不断增税和追求工业发展大背景下，造纸、小煤窑等乡村工业在种种困局中难以为继，大量以本省工商业为生的乡村人口由此陷入贫困。最后，他们只能靠仅有的一片耕地度日，对土地和水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家庭收入也越来越紧系于农业经济之上。山西乡村工商业的衰落意味着乡村经济恶化，并重新回到农业和传统的权力结构。此时，城乡之间的流动未被阻断，刘大鹏的孙儿们还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土改之后，赤桥有限的土地分给个人，农民的身份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城乡彻底分离。赤桥的造纸虽被批准，但被视为对农业的补充，是带有原始性、落后色彩的“手工业”，造纸工也需要自己种庄稼，向国家缴纳粮食税。
正如作者所言，“赤桥工业的衰落不仅是将村民划归为农民的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把农民看作过时的‘封建’生活方式的代表的过程，而这种生活方式将被现代化的工业时代取代。农民被认为是落后的（事实上整个山西也被认为如此），在大众思想中，农民和儒家的封建道德一样落后”。当大多数人都认同现代化和现代化话语时，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的山西赤桥村和村民们不仅被烙上了“落后的”印记，更是被国家和社会边缘化，甚至被抛弃。近代山西乡村悲剧性的发展历程，重重敲醒了我们对现代化和进步话语的美好想象。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全球首发，2013年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是关于近代华北乡村研究的一部创新之作。该书面世后立即在中西方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作者沈艾娣先生，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山西大学客座教授，多年来从事华北乡村研究。
当你偶然在书架上发现这本书时，会被“梦醒子”三字所吸引，但很难意识到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梦醒子”既是书中主人公刘大鹏的笔名，也暗示着他坚守的儒家思想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沈艾娣之所以选取刘大鹏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包括日记、方志、请愿书及其他作品。其中，刘大鹏日记成为该书最核心的史料。更重要的是，沈艾娣对刘大鹏的故乡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其后裔和邻居进行了深度访谈，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史资料。此外，她也搜集整理了一些已出版的地方史资料。如此详实的史料积累，使得较为详尽地描述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刘大鹏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成为可能。
沈艾娣在中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微观史的范例：对一个相对不为人所知的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并“尝试针对二十世纪初山西农村生活的本质，提出更深的问题”。她进一步说明：“微观史并不是案例研究——通常是用一个例子证明、证伪或推演一个更大的理论。相反，他们通过对人类生活和动机的具体分析来颠覆已经被接受的历史，揭示理解过去的别样途径。”“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撼动这种宏大叙事的整体化倾向。”她也指出，微观史的一大特点在于对叙事的运用。“史家通过档案来展开特殊事件背后的故事，或是考察原本籍籍无名的个人的生活，而读者跟随着作者的笔端。这些书读起来很有趣，将读者带入故事之中”。纵观全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践了这一方法论——对刘大鹏个体生命和观念的具体研究、一种叙事的结构以及对现代化历程中山西乡村社会的深入探讨。
二
作者通过对刘大鹏个人故事进行细致研究，展现了现代化历程中山西乡村底层精英乃至普通乡民鲜活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揭示了现代化的多重面目及其带来的悲剧。
刘大鹏（1857—1942）一生几乎跨越中国近代动荡的百年，但他只是个普通的乡居者。青年时，他在私塾和书院求学，习得儒家思想，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最终考中举人。随后，他在离家不远的南席村一家富户家当私塾先生。此时，刘家称得上是小康之家，刘父经营的木材店生意不错，刘大鹏当塾师也收入不菲。随着清朝新政的推行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乡村经济开始逐渐衰落，木材店的生意无可避免地变得糟糕，刘大鹏也因各种原因最终失去了教职，刘家从此家道衰落。清末民初，刘大鹏作为议员或者县议长参与地方政治。由于他仅有的政治资本——举人功名带来的威望和奉行儒教塑造的声名，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后都急剧贬值，他很快被排挤出地方政治。此后，他进入采煤业，借煤窑的开采、经营和投资谋生。然而，随着山西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承担的层层税收不断加重，且政府刻意扶植大型煤矿，几乎所有乡村小煤矿都逐渐倒闭，刘大鹏再次失去生业，只能以务农为生，家庭收入越来越系于此。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家已经衰落至穷困之家——高粱构成了他们的每日三餐，他们也付不起取暖的煤钱，甚至无法供自己的小儿子上中学。
于刘大鹏而言，最令其痛苦的并非家道衰落和生活困苦，而是他一生坚守的儒家价值观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尖锐冲突。刘大鹏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并塑造了儒者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不论是作为塾师、议士、商人、老农，他一直严苛地践行着儒者的自我认同和儒家价值观。然而，二十世纪初，新政府大力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式教育，奖励工商业等。刘大鹏痛苦地意识到，他坚守和践行的儒家价值观正在被政府抛弃和否定，“政府的目标已经从维护儒家社会转移到动员社会财富以便国家能应对国际上的竞争”。他“固执己见”地认为：新政违背了国家本身应尽的责任，是“舍仁义而讲财利”的行为。他在日记中，多次以有悖儒家价值观来批判和嘲讽政府的现代化。同时，他给政府的上书以及在征收税赋等事件中的抗议，都在努力表达他对政府现代化的不满和批判。可悲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深，他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被视为笑柄，他严苛的儒家价值观也逐渐被地方社会抛弃——他的教育和践行儒家思想的行为已不再标志着他是个正直的人，仅是历史存留的古董；甚至他的家庭也开始逃避他的道德观，酿成家庭悲剧。
刘大鹏这样一个无法适应现代化潮流的失败者，在以往的叙事中，或被遗忘或被嘲笑或被抨击，而沈艾娣却给予了他一份深切的尊重和“理解之同情”，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他那真切的痛苦、绝望与失败感，从而更加深刻地反思现代化带来的悲剧。作者在序言中强调，她希望将刘大鹏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但刘大鹏的日记由此也构成了某个微观世界，这一意义上他乃是一个典型人物，折射并代表着以往在进步话语中失声的“遭受进步之苦的人”——这些人或许是整个的中国乡村人口。正如罗威廉的评价：本书充满了“深刻人文关怀”，“从一位偏僻乡村下层绅士的视角，它使读者宛如置身于这一遥远的时空之中，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来理解国家大事如何与日常生活发生接触，以及这些大事对于生活和普通民众观念的真正（常常与直觉相悖）影响”。
在努力展现刘大鹏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的同时，作者揭示了近代儒家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发展变化。当二十世纪初，国家放弃了长久以来对儒家正统性的维护，儒家思想却依然深深植根于地方社会，并没有立即简单地消失。于刘大鹏而言，努力像儒家士绅一样处事构成他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即便他的教育资格已经不具政治实用性，这种努力依然标志着他的身份，也得到人们的认可。他试图通过参与地方事务和经商将自己的这种身份化为家庭收入，这表明国家放弃儒家思想之后很久，儒家思想依旧是地方制度的一部分。尤其是强大的法律框架缺失的情况下，儒家价值观念继续在商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刘大鹏正是在煤矿业的经营管理和调解商业纠纷中应用着儒家价值观念，才得以树立其在村里工商界的权威和地位。然而随着国家税赋的加重和国家权力的介入，儒家价值观念很难在商业领域贯彻下来。换言之，儒家思想依旧存在于生活中很多方面——商业、家庭和农业。但是，在缺少国家整合力量的情况下，儒家价值在以上的组织制度中发展变化并未同步，以至于作为整体的儒家思想的逐渐消散。 三
正如杜赞奇所言：“他（刘大鹏）的一生犹如一份索引，使我们得以一瞥那一时期地方社区所面临的种种机遇，以及最终的凋零。”作者以刘大鹏的人生和悲剧为切入点，对近代山西乡村社会这一宏大历史进行微观考察，展现了现代化近程中鲜为人知和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这不仅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宏观历史的整体认识，更启示我们反思现代化进程和“进步”话语的霸权。
在大众思想中，乡村即是农村，“作为农业空间的观感”，“是需要国家将工业和商业引入的地方”；村民即是农民，常年以耕地务农为生，和土地捆绑在一起。但本书却以山西赤桥村的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这正误解了他们及其村庄的过去，那里几百年来一直是商业和工业而非农业占更主要的地位。”明清以来，山西一直处于中国与蒙古、俄国商贸往来的要道上，繁荣的边贸生意催生了山西这个富裕的工商业城市。十九世纪中后期，虽然对俄贸易开始衰落，但晋商网络已经逐渐转向票号，票号生意一度繁荣到为外国商人融资、为中央政府借贷和储蓄。流回山西的商业利润繁荣了当地的乡村经济，刘大鹏的故乡赤桥村便是一个由乡村工业支撑的社会。它以造草纸为主业，八成以上的村民以造草纸为生，还吸引了许多的外来移民。此外，还有一部分村民离家经商，刘大鹏的父亲即是在商业发达的李满庄经营生木店。历经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晋商票号商号受到重创，但山西乡村经济——煤业、明矾业、造纸业等，依然保有活力，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这类小规模的地方工业从未和大规模的传统票号和货栈取得一样的利润，但是它们确实为像刘大鹏这样的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他们因政治变迁而失去了在私塾、票号和贸易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介儒生，刘大鹏也成功经营煤矿长达十年之久，在乡村工商业中建立了个人威信和地位，并以此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赤桥这种典型的乡村工商业专门化的例子，启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近代乡村历史的实质，并反思过往对乡村历史的简化想象。
我们也通常认为，贫困衰败的农村、封建落后的农民，正是中国现代化所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作者却以山西乡村与商业繁荣和政治权力渐行渐远的故事证明：中国内陆乡村的贫困化、衰败和传统社会结构固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悲剧性的结果而非原因。如前所述，山西繁荣的边贸生意和票号经济催生了山西乡村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且众所皆知，近代以前，城乡地位差别和界限并不鲜明，乡村同样处在帝国文化和政府关注的重心；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施行“新政”，不仅加重了乡村负担的税赋，更将资源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与之相随的是政府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舍弃。1911年“辛亥革命”，更是重创了山西原有的经济。但是，革命对于现代化者却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人们很快意识到，新政府更加热衷于国家的现代化，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税收的加重和国家权力对乡村工业的干扰。山西煤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现代化政府不断增加的层层税收，这源于政府对现代化事业的投入和阎锡山政府激增的军费开支。二十年代末，当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冲击煤业时，山西省政府正式介入煤矿业，着力拯救大型现代煤矿，通过把矿产所有权收归国有、加收开矿的注册费，牺牲掉了很多小煤窑。政府的做法意图很明确，因为现代化的大型煤矿更符合改革者的现代化梦想。在现代化的省政府不断增税和追求工业发展大背景下，造纸、小煤窑等乡村工业在种种困局中难以为继，大量以本省工商业为生的乡村人口由此陷入贫困。最后，他们只能靠仅有的一片耕地度日，对土地和水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家庭收入也越来越紧系于农业经济之上。山西乡村工商业的衰落意味着乡村经济恶化，并重新回到农业和传统的权力结构。此时，城乡之间的流动未被阻断，刘大鹏的孙儿们还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土改之后，赤桥有限的土地分给个人，农民的身份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城乡彻底分离。赤桥的造纸虽被批准，但被视为对农业的补充，是带有原始性、落后色彩的“手工业”，造纸工也需要自己种庄稼，向国家缴纳粮食税。
正如作者所言，“赤桥工业的衰落不仅是将村民划归为农民的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把农民看作过时的‘封建’生活方式的代表的过程，而这种生活方式将被现代化的工业时代取代。农民被认为是落后的（事实上整个山西也被认为如此），在大众思想中，农民和儒家的封建道德一样落后”。当大多数人都认同现代化和现代化话语时，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的山西赤桥村和村民们不仅被烙上了“落后的”印记，更是被国家和社会边缘化，甚至被抛弃。近代山西乡村悲剧性的发展历程，重重敲醒了我们对现代化和进步话语的美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