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家、思想家关注的治国理民的基本命题之一。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其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曾围绕这一关系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在争论中逐步建构起中国传统富国之学的理论框架。
　　首先提出富国富民关系问题的人是春秋初期辅佐齐恒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相管仲。管仲治国主张从理财入手，把富国富民作为目标，他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此，“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同时，他认为富国与富民应当兼顾，但富国处于主导地位，富民则是富国的需要，因为“民富则易治”，富国归根到底是为了“富民”。
　　管仲身后几百年，儒、法、墨三家代表人物在富国富民的争鸣中为传统富国之学的最终建立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孔子生当春秋末期，战乱频仍，世道艰难，他从“仁者爱人”的观念出发，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孔子不同意管仲富民从属于富国的观点，而是主张把富民放在第一位，认为民富即国富 ，国富就应当藏富于民。孔子这一思想是对管仲富国之学的极其重要的补充，为传统富国之学的建立开拓了新的思路。
　　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商鞅前后当政十八年，两次实行变法，一心以富国强兵为务。商鞅认为，要使国强，必先国富，富与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理财思想角度来考察，商鞅学说的核心和目标就是一个“富”，即国富。
　　从理论上讲，商鞅富国之学在对待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不够严密。只是由于商鞅变法富国之效显著，所以在实际上实现了既富国又富民的目标。
　　商鞅之后的孟子，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富民思想，提出要把富民作为治国的重要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一主张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并一再向人们展示“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小农经济美妙画卷，要求统治者让人民过上“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温饱生活。
　　在儒、法两家之外，战国前期墨子的富国论也十分引人注目。墨子的富国论师承孔子的富民思想即他关于治国要使百姓既“庶”且“富”的主张，同时又赋予“富”字以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墨子所说的富国，主要是指增加国民财富，即增加一国或全社会财富的总量，所谓“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他的富国概念同时也包含了富民的因素在内。
　　集儒、法、墨诸家富国富民思想之大成，建立了比较完整、科学的中国传统富国之学体系的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在他的代表作《富国》篇中将“富国”定义为“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既富国库又富民，国家和百姓的财富都多得无处收藏这就叫作“富国”。
　　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旬子主张必须以富民为富国的基础，如果仅考虑富国库，而不考虑富民，就会靠搜刮和聚敛来实现富国目标，那样不仅达不到富国目的，甚至会导致国家灭亡。荀子不止一次地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主张对人民要讲仁爱，施仁政，所谓“仁义德行，常安之术”，只有真诚地对待人民，国家才能常安、久安。他坚决反对以施小恩小惠之类的“偷道”、“奸道”，像对待小孩子那样哄骗人民，沽名钓誉，急功近利。可见，荀子的富民思想有其民本色彩，他对于富民与富国二者作等量齐观。
　　至此，中国传统富国富民之学的理论框架就基本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