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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剧场建设史中最艰难的第一幕第一场
2015年，北京天桥地区建起了包含4个剧场的天桥艺术中心，成为北京第一家专业的大型音乐剧演出中心，开幕大戏便是配置豪华的《歌剧魅影》。
看到这个消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畅想起了那些浮浮沉沉的剧场建设往事。
1929年，李畅生于北京甘石桥胡同的李家大院。
那时，北京城中流传着“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说法。李家没人能料到，作为李鸿章的侄孙，李畅会和城南“下九流”聚集的天桥发生联系。
1983年5月25日，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
彼时，“撂地打把势”的艺人们已渐渐离开天桥，在李畅等人的努力下，一座新式剧场在这里建起。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数不多的舞台技术专家和第一批剧场建设者，李畅担任天桥剧场的设计顾问。
说起来，这算是北京第一家现代化剧场。而今，随着剧场的重建、扩建，老天桥剧场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城市记忆。现年近90岁的李畅对《瞭望东方周刊》感慨，当年出国学习现代剧场建造的舞台技术专家中，“我是唯一一个还在世的。”
可以说，李畅记忆中的天桥往事，是中国现代剧场建设史中最艰难的第一幕第一场，而60年前的剧场建设热潮也与当下形成了对照。
敢情人家的剧场是这样的
读书时，李畅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的是舞台设计——一个只有三个学生的冷门专业。
作为现代戏剧范畴的分支学科，舞台设计是新鲜的舶来品。毕竟，彼时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演出是京剧，现代舞台都没有，谈何舞台设计？
沿袭自明清的戏园茶馆遍布全国，多为结构简单的三面舞台。1914年之后，虽有第一舞台、真光戏院、开明戏院等新式剧院建成，其舞台却都无法适应西式剧目演出，而以服务戏曲演出为主。
唯一的西式剧场，是英国人在上海建立的兰心大剧院，主要为侨民娱乐所用，连舞台机械都没装，在英国只算“三流剧场”。
与钢结构的欧洲剧场不同，中国剧场以木质结构为主，火灾隐患大，北京的第一舞台便以着火闻名。加上国民政府对剧场建设没有统一拨款与管理，剧场“盖得很乱”。
1949年，李畅毕业，虽然学了多年的舞台设计，也只在课本上见识过现代剧场的模样。那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李畅回到北京，一边在舞蹈团做舞台设计，一边在戏剧学院任教。
1951年夏天，李畅与其他8位舞台技术专家跟随文化部和共青团中央合派的青年文工团，前往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结束后文工团受到东欧各国邀请，于是，李畅一行人边演出边考察，在东欧访问了一年。
2016年5月31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俄罗斯百变形体剧《魔法师的白手套》
李畅对本刊记者回忆，那一年他最常感叹的是：“敢情人家的剧场是这样的。”
剧场建设史中里程碑式的建筑柏林德意志大话剧院、世界上第一座拥有品字形舞台的东德德绍剧院、剧场史中最早广泛使用机械舞台的德累斯顿大剧院、世界上第一个建造升降舞台的剧场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东欧各个主流剧场，李畅都走遍了。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图纸都可以复印。”这次访问中，这批舞台技术专家带回了现代剧场建设中最需要的资料：剧院的空间布置、设备配置和经营管理等一系列参数。
回国之后，李畅与这些同仁合著了《剧场与舞台技术》一书，该书于1955年出版后影响极大，1958年清华大学为国家大剧院做第二次设计时，便参考了该书对德绍剧院的介绍。
70万元建成老天桥剧场
出国访问之前，李畅曾跟当时文化部的总工程师常学诗一起起草全国剧场拨款建设规划。
列好的规划是：省会城市的省一级剧场拨款50万元，其他二三线城市拨款30万元。“国家当时百废待兴，不能样样给钱。”李畅说。
虽然拨款办法已经拟好，但很多省市经济条件达不到，因此，在新中国成立最初两年，剧场建设并未全面铺展开来。
第一家新剧场的建设在1952年才正式进入流程。北京市得到70万元拨款，将剧场选址于天桥地区的一片空地上。
这样的选址一来减少了拆迁，二来也有一定政治意义。1953年12月29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写道：“把一个较大规模的新型剧场，首先建设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天桥地区，这是史无前例的。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能首先把这样的剧场建筑在天桥。”
此前，北京对旧剧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改造后的剧场交由一些国营或民营剧团长期固定使用，但只能适应戏曲和小规模话剧演出。
李畅记得，国家在拟定有关新剧场建设的文件时，十分明确地要求道：新剧场与国际职业剧场接轨，不再重复之前以“土标准”建造剧场的弯路。
这是为了满足国际文化交流的迫切需要——当时已有友邦提出将从1953年开始到中国进行文艺演出。李畅回国后，作为技术顾问，立刻开始了天桥剧场的设计。
然而条件所限，天桥剧场的建设不得不因陋就简。建设小组决定，天桥剧场的建设分为两期，70万元经费先满足第一期工程：建造一个小的前厅和合格的观众席、舞台，其他设备等有钱再建。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缺钢材。1881年奥地利维也纳环形剧场曾发生一场导致400余人死亡的火灾，自那之后，欧洲各国都规定剧场的基建材料“木头包铁皮也不行，必须全是钢铁”。 然而，除了砖头瓦块，天桥剧场的屋梁都是木头的，虽有钢筋，但不符合国际标准。剧场只能加大火灾防范力度。
另外，彼时正值北京市大刀阔斧地旧城改造，市政规划的红线刚好穿过天桥剧场所在的区域。
由于剧场区域不能超过这条红线，装置布景的剧场附台本该有两边，只能建一边，后台连化妆室都没有。好在建筑师很有经验，将化妆室安置在舞台底部——台底下拿木头隔着，就是化妆室了。
25岁的李畅站在天桥剧场的舞台上，觉得这舞台有些“狼狈”：舞台后面是天幕，天幕之后1米处就是剧场的墙，墙外则是城南的一片荒芜。
一期工程完成后，天桥剧场迎来第一个外国演出团体东柏林警察铜管乐团。德国音乐家们并未对“狼狈”的舞台条件感到不满，倒觉得在台底化妆是件有趣的事。
这让李畅稍松一口气，第一座现代剧场好歹建起来了，虽不及那些欧洲主流剧场，却也达到了普通剧场的标准。而在当时的中国，天桥剧场可以说是水平最高的剧场了。
63天赶完二期工程
德国音乐家走后一个多月，李畅得知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要来天桥剧场演出。他的弦一下子绷紧了。
苏联艺术家要带来六个戏——《奥涅金》《暴风雨》《多瑙河上的查布罗什人》《天鹅湖》《巴黎圣母院》《阿依巴利特医生》，全是大型演出。剧场不但要能容纳全部器材，而且必须具备在4小时内更换剧目大型布景的能力。
二期工程迫在眉睫，要在195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之前完成。
李畅回忆，1954年的夏天，天桥剧场在63天时间里进行了大型扩建，近乎拼了命地赶。
扩建后的天桥剧场比原来的面积大了一倍，可容纳1700个座位，左右两翼由一层增加到三层。不仅加建了近300平方米的芭蕾舞排练厅，化妆室也终于有了，而且能容纳100名演员同时化妆。
25道升降布景的自动吊杆增加到了42道，舞台台口增加了能够按照场面需要而自动伸缩的铁架假台口。
扩建虽然完成，可当时中国的灯光操控器无法达到苏联演出团体提出的要求。在建天桥剧场前，李畅曾参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对各大城市剧场情况的调查，在京、沪、津、沈等地，一共只存在三根布景吊杆，其他的舞台机具、灯具几乎没有多少像样的国产货。
当时天桥剧场的灯光操控简陋至极：在水缸中放盐水，用两个铁片做正负极，拿一根木棍，利用铁片的靠近或远离来控制灯光明暗，根本无法满足演出要求的几十个回路控制。
天桥剧场只好与苏联音乐剧院联系，于是，对方在演出时拿来一台德国产的西门子钢丝操控器，可同时控制50路灯光。演出顺利结束后，这台操控器被赠予天桥剧场，李畅带着它到上海一家工厂进行仿制，“最后也做成了”。
自那之后，天桥剧场便“演起来”了。
因为舞台设置和技术设备的先进性，从1955年起，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法国歌剧院芭蕾舞团、瑞典皇家芭蕾舞团等诸多国外艺术团体来京几乎都在此演出。将近40年的时间里，天桥剧场一度成为重要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场所。
“看芭蕾去天桥”成了当时的新说法，天桥剧场规定，每人一次最多只能购买4张票，而外国观众购票还要出具大使馆的介绍信。
诸如《蝴蝶夫人》《茶花女》《草原之歌》《鱼美人》《舞姬》，这类重要歌舞剧目上演时，天桥剧场的售票窗口前便会排起长龙，有时竟排到一两百米外的天桥商场。
上午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下午跑剧场工地成为李畅60年前的日常。他接连参与建设了首都剧场、北京京剧院（今北京工人俱乐部）等著名剧场，其中中国著名建筑师林乐义设计的首都剧场，便直接参考了李畅对天桥剧场的回字形后台设计。
1959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所有剧场停建。李畅所见证的这场新中国第一波剧场建设热潮就此收场。
别再往大建，过犹不及
1992年一声爆破巨响，拥有近40年历史的老天桥剧场被夷为平地。
毕竟老天桥剧场是土木结构建筑，内部设施也已严重老化，达不到国家规定的防火防震安全水平。天桥剧场的重建工程就此开始。
然而这一建就花了10年。当时，天桥剧场的管理方是中央芭蕾舞团，重建投资方来自香港，设计团队来自清华大学。老剧场拆除后，资金链却断了，留下香港投资方的一句“抱歉”和老剧场的断壁残垣。
李畅提起这件事时说：“这帮人光会跳脚尖舞，不会做买卖。”
新的天桥剧场虽然最终因获得国家资助和其他投资建了起来，但10年间，世纪剧院、保利剧院等新兴演出场所拔地而起，天桥剧场不再如当初那般一枝独秀了。
2015年，在天桥地区又建起包含了4个剧场的天桥艺术中心，开幕大戏便是《歌剧魅影》，为期3个月的首轮演出季共投入2.3亿元人民币。
近年，李畅因为年事已高，已经“很少再走出去说话，两年没去剧场看戏了”，但他仍然为中国的剧场建设操心。对于剧场如今越建越多、越盖越大，他泼了冷水：“凡事物发展迅速者，往往问题易生。”
身体还好时，李畅参加了几十个剧场建设的评标工作。跟60年前不一样，李畅不再说服别人要把剧场“往大了建”，而是“建小点，否则过犹不及。”
剧场赛大、地方比政绩是显著的问题。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台口16米，而如今中国剧场常有18米、19米以上的台口。在李畅看来，这不仅造价大，也使得舞台机械跟着大了几倍，影响了声音效果。
而美其名曰的“综合性剧场”，其实也可说是功能混淆的“四不像剧场”。因为，不同类型的剧院对建筑空间和建筑声学的要求不同，歌剧院、话剧院、音乐厅的设计差别巨大。
“在引进西方剧场系统的同时，我一直认为不光要学习人家的建筑，还要学人家的经营管理理念。”李畅说。
2015年，北京天桥地区建起了包含4个剧场的天桥艺术中心，成为北京第一家专业的大型音乐剧演出中心，开幕大戏便是配置豪华的《歌剧魅影》。
看到这个消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畅想起了那些浮浮沉沉的剧场建设往事。
1929年，李畅生于北京甘石桥胡同的李家大院。
那时，北京城中流传着“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说法。李家没人能料到，作为李鸿章的侄孙，李畅会和城南“下九流”聚集的天桥发生联系。
彼时，“撂地打把势”的艺人们已渐渐离开天桥，在李畅等人的努力下，一座新式剧场在这里建起。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数不多的舞台技术专家和第一批剧场建设者，李畅担任天桥剧场的设计顾问。
说起来，这算是北京第一家现代化剧场。而今，随着剧场的重建、扩建，老天桥剧场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城市记忆。现年近90岁的李畅对《瞭望东方周刊》感慨，当年出国学习现代剧场建造的舞台技术专家中，“我是唯一一个还在世的。”
可以说，李畅记忆中的天桥往事，是中国现代剧场建设史中最艰难的第一幕第一场，而60年前的剧场建设热潮也与当下形成了对照。
敢情人家的剧场是这样的
读书时，李畅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的是舞台设计——一个只有三个学生的冷门专业。
作为现代戏剧范畴的分支学科，舞台设计是新鲜的舶来品。毕竟，彼时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演出是京剧，现代舞台都没有，谈何舞台设计？
沿袭自明清的戏园茶馆遍布全国，多为结构简单的三面舞台。1914年之后，虽有第一舞台、真光戏院、开明戏院等新式剧院建成，其舞台却都无法适应西式剧目演出，而以服务戏曲演出为主。
唯一的西式剧场，是英国人在上海建立的兰心大剧院，主要为侨民娱乐所用，连舞台机械都没装，在英国只算“三流剧场”。
与钢结构的欧洲剧场不同，中国剧场以木质结构为主，火灾隐患大，北京的第一舞台便以着火闻名。加上国民政府对剧场建设没有统一拨款与管理，剧场“盖得很乱”。
1949年，李畅毕业，虽然学了多年的舞台设计，也只在课本上见识过现代剧场的模样。那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李畅回到北京，一边在舞蹈团做舞台设计，一边在戏剧学院任教。
1951年夏天，李畅与其他8位舞台技术专家跟随文化部和共青团中央合派的青年文工团，前往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结束后文工团受到东欧各国邀请，于是，李畅一行人边演出边考察，在东欧访问了一年。
李畅对本刊记者回忆，那一年他最常感叹的是：“敢情人家的剧场是这样的。”
剧场建设史中里程碑式的建筑柏林德意志大话剧院、世界上第一座拥有品字形舞台的东德德绍剧院、剧场史中最早广泛使用机械舞台的德累斯顿大剧院、世界上第一个建造升降舞台的剧场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东欧各个主流剧场，李畅都走遍了。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图纸都可以复印。”这次访问中，这批舞台技术专家带回了现代剧场建设中最需要的资料：剧院的空间布置、设备配置和经营管理等一系列参数。
回国之后，李畅与这些同仁合著了《剧场与舞台技术》一书，该书于1955年出版后影响极大，1958年清华大学为国家大剧院做第二次设计时，便参考了该书对德绍剧院的介绍。
70万元建成老天桥剧场
出国访问之前，李畅曾跟当时文化部的总工程师常学诗一起起草全国剧场拨款建设规划。
列好的规划是：省会城市的省一级剧场拨款50万元，其他二三线城市拨款30万元。“国家当时百废待兴，不能样样给钱。”李畅说。
虽然拨款办法已经拟好，但很多省市经济条件达不到，因此，在新中国成立最初两年，剧场建设并未全面铺展开来。
第一家新剧场的建设在1952年才正式进入流程。北京市得到70万元拨款，将剧场选址于天桥地区的一片空地上。
这样的选址一来减少了拆迁，二来也有一定政治意义。1953年12月29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写道：“把一个较大规模的新型剧场，首先建设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天桥地区，这是史无前例的。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能首先把这样的剧场建筑在天桥。”
此前，北京对旧剧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改造后的剧场交由一些国营或民营剧团长期固定使用，但只能适应戏曲和小规模话剧演出。
李畅记得，国家在拟定有关新剧场建设的文件时，十分明确地要求道：新剧场与国际职业剧场接轨，不再重复之前以“土标准”建造剧场的弯路。
这是为了满足国际文化交流的迫切需要——当时已有友邦提出将从1953年开始到中国进行文艺演出。李畅回国后，作为技术顾问，立刻开始了天桥剧场的设计。
然而条件所限，天桥剧场的建设不得不因陋就简。建设小组决定，天桥剧场的建设分为两期，70万元经费先满足第一期工程：建造一个小的前厅和合格的观众席、舞台，其他设备等有钱再建。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缺钢材。1881年奥地利维也纳环形剧场曾发生一场导致400余人死亡的火灾，自那之后，欧洲各国都规定剧场的基建材料“木头包铁皮也不行，必须全是钢铁”。 然而，除了砖头瓦块，天桥剧场的屋梁都是木头的，虽有钢筋，但不符合国际标准。剧场只能加大火灾防范力度。
另外，彼时正值北京市大刀阔斧地旧城改造，市政规划的红线刚好穿过天桥剧场所在的区域。
由于剧场区域不能超过这条红线，装置布景的剧场附台本该有两边，只能建一边，后台连化妆室都没有。好在建筑师很有经验，将化妆室安置在舞台底部——台底下拿木头隔着，就是化妆室了。
25岁的李畅站在天桥剧场的舞台上，觉得这舞台有些“狼狈”：舞台后面是天幕，天幕之后1米处就是剧场的墙，墙外则是城南的一片荒芜。
一期工程完成后，天桥剧场迎来第一个外国演出团体东柏林警察铜管乐团。德国音乐家们并未对“狼狈”的舞台条件感到不满，倒觉得在台底化妆是件有趣的事。
这让李畅稍松一口气，第一座现代剧场好歹建起来了，虽不及那些欧洲主流剧场，却也达到了普通剧场的标准。而在当时的中国，天桥剧场可以说是水平最高的剧场了。
63天赶完二期工程
德国音乐家走后一个多月，李畅得知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要来天桥剧场演出。他的弦一下子绷紧了。
苏联艺术家要带来六个戏——《奥涅金》《暴风雨》《多瑙河上的查布罗什人》《天鹅湖》《巴黎圣母院》《阿依巴利特医生》，全是大型演出。剧场不但要能容纳全部器材，而且必须具备在4小时内更换剧目大型布景的能力。
二期工程迫在眉睫，要在195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之前完成。
李畅回忆，1954年的夏天，天桥剧场在63天时间里进行了大型扩建，近乎拼了命地赶。
扩建后的天桥剧场比原来的面积大了一倍，可容纳1700个座位，左右两翼由一层增加到三层。不仅加建了近300平方米的芭蕾舞排练厅，化妆室也终于有了，而且能容纳100名演员同时化妆。
25道升降布景的自动吊杆增加到了42道，舞台台口增加了能够按照场面需要而自动伸缩的铁架假台口。
扩建虽然完成，可当时中国的灯光操控器无法达到苏联演出团体提出的要求。在建天桥剧场前，李畅曾参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对各大城市剧场情况的调查，在京、沪、津、沈等地，一共只存在三根布景吊杆，其他的舞台机具、灯具几乎没有多少像样的国产货。
当时天桥剧场的灯光操控简陋至极：在水缸中放盐水，用两个铁片做正负极，拿一根木棍，利用铁片的靠近或远离来控制灯光明暗，根本无法满足演出要求的几十个回路控制。
天桥剧场只好与苏联音乐剧院联系，于是，对方在演出时拿来一台德国产的西门子钢丝操控器，可同时控制50路灯光。演出顺利结束后，这台操控器被赠予天桥剧场，李畅带着它到上海一家工厂进行仿制，“最后也做成了”。
自那之后，天桥剧场便“演起来”了。
因为舞台设置和技术设备的先进性，从1955年起，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法国歌剧院芭蕾舞团、瑞典皇家芭蕾舞团等诸多国外艺术团体来京几乎都在此演出。将近40年的时间里，天桥剧场一度成为重要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场所。
“看芭蕾去天桥”成了当时的新说法，天桥剧场规定，每人一次最多只能购买4张票，而外国观众购票还要出具大使馆的介绍信。
诸如《蝴蝶夫人》《茶花女》《草原之歌》《鱼美人》《舞姬》，这类重要歌舞剧目上演时，天桥剧场的售票窗口前便会排起长龙，有时竟排到一两百米外的天桥商场。
上午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下午跑剧场工地成为李畅60年前的日常。他接连参与建设了首都剧场、北京京剧院（今北京工人俱乐部）等著名剧场，其中中国著名建筑师林乐义设计的首都剧场，便直接参考了李畅对天桥剧场的回字形后台设计。
1959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所有剧场停建。李畅所见证的这场新中国第一波剧场建设热潮就此收场。
别再往大建，过犹不及
1992年一声爆破巨响，拥有近40年历史的老天桥剧场被夷为平地。
毕竟老天桥剧场是土木结构建筑，内部设施也已严重老化，达不到国家规定的防火防震安全水平。天桥剧场的重建工程就此开始。
然而这一建就花了10年。当时，天桥剧场的管理方是中央芭蕾舞团，重建投资方来自香港，设计团队来自清华大学。老剧场拆除后，资金链却断了，留下香港投资方的一句“抱歉”和老剧场的断壁残垣。
李畅提起这件事时说：“这帮人光会跳脚尖舞，不会做买卖。”
新的天桥剧场虽然最终因获得国家资助和其他投资建了起来，但10年间，世纪剧院、保利剧院等新兴演出场所拔地而起，天桥剧场不再如当初那般一枝独秀了。
2015年，在天桥地区又建起包含了4个剧场的天桥艺术中心，开幕大戏便是《歌剧魅影》，为期3个月的首轮演出季共投入2.3亿元人民币。
近年，李畅因为年事已高，已经“很少再走出去说话，两年没去剧场看戏了”，但他仍然为中国的剧场建设操心。对于剧场如今越建越多、越盖越大，他泼了冷水：“凡事物发展迅速者，往往问题易生。”
身体还好时，李畅参加了几十个剧场建设的评标工作。跟60年前不一样，李畅不再说服别人要把剧场“往大了建”，而是“建小点，否则过犹不及。”
剧场赛大、地方比政绩是显著的问题。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台口16米，而如今中国剧场常有18米、19米以上的台口。在李畅看来，这不仅造价大，也使得舞台机械跟着大了几倍，影响了声音效果。
而美其名曰的“综合性剧场”，其实也可说是功能混淆的“四不像剧场”。因为，不同类型的剧院对建筑空间和建筑声学的要求不同，歌剧院、话剧院、音乐厅的设计差别巨大。
“在引进西方剧场系统的同时，我一直认为不光要学习人家的建筑，还要学人家的经营管理理念。”李畅说。